思想权威
毛泽东终其一生，其主要有代表性的著作基本是产生在45岁前后，即抗战前期的几年，这固然是由于此时的延安相较过去而言，有一个较为安定、平稳的和平环境，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逐渐成为中共众望所归的领袖之时，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苦心钻研，并逐渐形成他的思想体系、哲学框架，终于使他变成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代表者。
在党内领袖众多、留欧留苏“大知识分子”成群、各路风云人物风起云涌之时，毛泽东欲从军事统帅、党的领袖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就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素养、思想底蕴和知识水平均超过同侪，能从思想上驾驭中共这艘巨轮；同时，长期战斗在穷乡僻壤、属于土生土长一类的革命家，也是最懂得革命的实践，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能够以自己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来告诉国际的观望者和同盟者，征服那些对他仍有轻视与骄傲情绪的从苏联归来的“骄子们”。
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博古的凯丰曾当面讥讽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浅薄”、“无知”：“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井冈山、中央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强调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做法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这些都深深刺激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
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发愤攻读马克思等经典原著的毛泽东，在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熔铸下，天才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此际此时的毛泽东，才如泉涌，文采斐然，深刻、系统地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诸方面进行精确的透析，并科学地提出与预见中国革命的发展脉络与大势，将中共历史从一个个惊涛骇浪中顺利地导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汪洋。
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起，毛泽东以惊人的毅力，撰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不仅质量高，而且长篇、系统的著作多，达到一生理论最为丰富、活跃的时期。在哲学领域，在1937年7月、8月撰写《实践论》、《矛盾论》，独创性地提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提示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通过内因外因之关系、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的分析，从哲学意义上对中共政治、军事方略的制订提供了理论指针。在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面对强敌大规模入侵、国共合作仍处复杂多变阶段、中共武装力量仍在艰难发展中的困难态势，写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尤其是《论持久战》，根据中日军队、国情及战争的不同局面，提出抗战的三阶段、战争的持久性，八路军在抗战时期基本上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制定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等战略战术，对国共两个不同战场的抗日作战均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粹之一。在政策和策略方面，有《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在革命规律论述方面，有《〈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并经过主要反对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近4年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基本形成了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集团，毛泽东思想导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
在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和继承人的刘少奇评价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刘少奇：《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1943年7月，刘少奇再著文颂扬毛泽东说：
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载《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与此同时，曾是毛泽东的反对者、王明的同盟和共产国际重要“特使”的王稼祥也撰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鲜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1943年7月5日），载本月8日《解放日报》。王稼祥此提法，以他特殊的地位，具有杰出开创性的意义。
8月，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整风、长期为中共中央核心层中人的周恩来也发表讲话，热情洋溢而又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刻，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43年8月2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上），第680~681页。)时周刚从重庆归来，是唯一在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德高望重、中共军队的象征性人物朱德也表示：
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都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这才使部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551页；另见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78~680页。)
在为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引用毛泽东的观点、提到毛泽东的名字105次。在报告的结尾，刘少奇率众高呼“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而后，朱德在军事报告的结尾，也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发言亦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万岁！”结尾。
在八路军享有崇高威望、中共军队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则这样回忆对毛泽东领袖权威的认识过程，这也是一般党内高级干部、军队高级将领的共同心理发展过程：开始把毛泽东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大哥，以后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到抗日战争中逐渐坚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到此，自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经25年的奋斗，毛泽东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集军事统帅、政治领袖、思想导师于一身的中枢领袖。
新中央集体
1945年4月23日，经过长期的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举行。出席会议正式代表应到570人，实到547人，候补代表239人，实到208人，代表121万党员。会议共开会50天，举行全体会议21次。最后于6月11日闭幕。
七大到会代表中含六届中央委员25人，实到17人。关于这个总人数有争议，任弼时在六届七中全会闭幕会上通报说，应有六届中央委员24人，因病请假4人，即王明、王稼祥、关向应、凯丰，4人均在延安；因公外出3人，即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东在七大会议过程中说是25人。
近年，张恒经过考证说：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先后共计83人。其中，牺牲19人，殉职2人，病逝7人，撤职1人，脱党3人，开除党籍1人，自首1人，叛变19人。到七大召开时，中央委员还有24人；其中，六大选举的23名中央委员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关向应、李立三、张金保（1945年恢复中央委员职务）6人；其余为以后陆续增补的陈郁、邓发、刘少奇、陈云、王明、博古、张闻天、康生、朱德、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六大选举的13名中央候补委员，到七大召开时一个也没有了。后来陆续增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也仅剩下李富春、李维汉、杨尚昆、孔原、李先念、傅钟6人。张恒：《历史大潮中的六届中央委员》，《党史博采》2007年2期。
这一说法，笔者认为还值得讨论。
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有23名中委、13名候补中委。23人中委名单（按得票多少顺序）是：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候补中委13人：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刘坚予、唐宏经、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甘卓棠、邓中夏、夏文法、罗章龙、王仲一。中央审查委员会3人：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候补2人：叶开寅、张昆弟。这里的工人成分占有很大因素。中央委员排前15名中，工人出身的12人，只有彭湃、毛泽东、周恩来是知识分子出身；杨福涛、顾顺章2人本不是中委提名者，后经协商加入，却得票最多。正式中委内工人15人，占总数的65.2%。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这中间，1.在延安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有，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此时为中央晋西分局书记，患病休养；关向应（1902-1946年），满族，辽宁大连人，印刷工人出身，长期在山东进行青年团领导工作，曾任共青团青岛执委会书记、山东地方执委会委员。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委、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后在中央军委工作，曾任中央军事部副部长、军委常委、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亦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2年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在此期间，曾犯有肃反错误。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抗战时曾任120师政治委员、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46年在延安病故。刘少奇，时为中央审查委员，可以等同于中央委员，毛泽东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5人，即指还有这5个人仍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2.仍在党内工作，但已在权力边缘的六大中央委员，有张金保、李立三与周秀珠3人。（1）张金保，1931年因参与罗章龙宗派集团被开除党籍，在1943年来到延安，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恢复中央委员资格。（2）李立三，因“路线错误”，被共产国际滞留苏联；（3）周秀珠（1910-1970年），广东番禺人，纺织厂女工出身，曾参加省港大罢工，任香港童子团执委会委员、女童部部长，六大后任南方局妇女委员、北方局妇委书记、中央妇女部部长，1934年被开除党籍，1937年去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托儿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妇联副主任，1970年在武汉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