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
一般论者都认为，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此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可以古田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一、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来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毛泽东先被指定为中央特派员，后又在8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会上，被决定为“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31日，毛泽东在安源正式组织前敌委员会，任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见《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2页；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及秋收暴动后萍安的斗争》（1929年7月2日），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第726页，潘的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书有节录。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的主张，基本为部队负责人接受，队伍旋即转移，经连续激战，辗转到达宁冈，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人员不足1000人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另见毛泽东：《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毛泽东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毛泽东于10月7日到达宁冈茅萍，27日，到达茨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茅萍、茨萍。“引兵井冈山区，终点在宁冈，后方在茅萍。”见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33岁的毛泽东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及超人胆略。当时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反对面向农村的斗争主张，毛泽东对于暴动部队总方针的根本改变特别是“上山”的举动，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非常恼怒，11月9日、10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省委委员的职务，见《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页；另见《毛泽东自述》，第54页。)毛泽东误记为“前委的职务”。毛泽东却从军队生存的实际出发，以实践经验与教训为镜鉴，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稀薄的农村区域发展，从后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还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变迁来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与新起点。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式的政治革新，既取得合法的领导权，又赢得士兵的拥戴与信仰，经过几乎近一年的改造与转变，在这支军队中基本上确定领导权威。所谓“三湾改编”，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毛泽东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保证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得以贯彻；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激发士兵对部队的向心力；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这次改革是确保前委领导权亦即毛泽东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权的最重要步骤，尔后红军的战斗力与毛泽东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毛泽东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弃、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76页。)；但1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毛泽东得到上下一致的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毛泽东推崇备至，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王佐则对辅佐其政治工作的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128页。)
二、红四军的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决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基本上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如在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到“八月失败”，此仗被毛认为是“井冈山斗争中的重大挫折”。本来6月底毛泽东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毛泽东并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泽东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毛泽东在红四军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是当然的现象，其中原因固然与红军尤其是朱德所统帅的南昌起义余部认识、接受、支持毛泽东有一个过程有关（此役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即反对毛泽东），也与当时井冈山红军的领导体制有关。按当时组织体制，毛泽东所在的红四军军委、前委须接受湖南、江西省委的双重直接领导，湖南省委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有关，对于毛泽东坚持游击战、发展农村根据地、反对攻打大中城市的军事斗争策略与方式颇有微词，有时甚至出现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而湖南省委派驻四军的代表，强调省委的决定，四军前委作为下级必须服从，其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一状况对毛泽东在四军的权威形成有很大影响，如在“八月失败”时，开始本支持毛泽东建议的军委领导朱德、陈毅，但在杜修经的冒进决定面前，“未能加以阻止”，被迫迁就杜的行动计划，造成重大损失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80页。)，即是例证。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组织军委，朱德为书记。《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56~257页。)指示信并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指挥机关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共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前委下辖的组织有负责军队领导的军委，毛泽东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对特委工作非常重视，甚至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1928年6月15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31页。)；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杨开明：《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7页。)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负责人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毛泽东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毛泽东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的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部关于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泽东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湖雷前委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对毛泽东与前委的批评十分尖锐参见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另见胡石言主编，《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9~90页。)；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支持毛泽东者占少数，毛泽东于是向会议提出四点书面意见，要求辞职；14日，毛泽东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林彪，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83页。)另见《朱毛红军侧记》，第90~92页；张国琦：《毛泽东与朱德在一九二九年》，载《东方纪事》1989年第5期；石言、吴克斌、罗英才：《“党中央训练班”——陈毅在一九二九年的思想飞跃》，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至此，四军内部的争议迅速扩大，几乎卷入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并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毛泽东的“两派”。支持毛泽东的仅有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参见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毛泽东、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毛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