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六中全会增选者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
于此，应到会六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应该是28人。
5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上，就代表资格作了说明，这就是毛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毛泽东说：
（一）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二）六届四中全会后，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为历史教训。
（三）对过去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对其结论应办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四）自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当中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五）党的六大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六）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有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毛泽东对新的中央委员会充满期待，以为是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最需要的领导团体。而要建立这样新的领导集体，首先的是改变原来的六届中央。毛泽东认为，六届中央基本上是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产生于掌控的中央，由两大宗派（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统治着，毛泽东即说，“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因此，毛泽东需要七大另起炉灶，再建新的领导集体。
1945年4月23日，七大正式开幕。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共计755人。在对入会代表进行资格审查时，被停止或撤销代表资格，或被原来的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49人，新增补代表246人。《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页。)大会按照任弼时（秘书长）的说法，内容不设限制，历史检讨可以联系，但以讨论毛泽东、朱德报告为中心。实际上此次大会仍形成群相自我批评的局面。胡乔木说：“七大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下面召开的，就是经过整风，作了历史问题决议，所以大家发言多作自我批评。”胡作为中直系统代表与会。《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6月10日，七大正式产生44人中委、33人候补中委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人数突破了原先的预计，原来设定是45名中委、25名候补中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毛泽东认为，代表少而精只是一种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还要照顾到犯错误的。不要一次精得不得了，太精就会脱离群众，《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由此确定中委选举原则。毛泽东说：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字的提议，叫做七十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字要有多大呢？要有七十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一百人左右，一个是七十人左右，一个是三十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七十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一百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两百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七十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三十个人、四十个人左右太少了，一百个人左右太多了，七十个人左右很好。《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45年4月-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大会选举出的44名七届中央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王明、博古。
33名候补中央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是：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萧劲光、刘澜涛。
（1）陕甘宁边区。主要领导机构为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下有政府机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军队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其主要军队来源，一是陕北红军一部，一是各地八路军抽调组成，因此在七大中委（含候补中委，下同）组成方面，有高岗、林伯渠；晋绥军的主要军政首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萧劲光、谭政均入选，此外就是习仲勋（绥德地委书记），以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有359旅旅长王震、政委王首道，358旅旅长张宗逊、王维舟进入中委行列。
（2）晋察冀边区。由晋察冀分局直接领导，书记彭真，因彭在延安参与指导整党，由程子华代理。下有政府机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劭文；军队系统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1943年聂去延安参加七大，由萧克副司令员代理，下辖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军区。
本部主要由八路军115师主力一部发展而来，主要军政首长聂荣臻、彭真、程子华入选。
（3）晋冀鲁豫边区。由太行局直接领导，1943年10月，该局并入北方局，书记邓小平，同时兼任晋冀鲁豫分局书记，下有政府边区行政委员会，主席杨秀峰；129师，师长（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下辖太岳军区、太行军区、冀南区、冀鲁豫区、河南人民抗日军等武装。
本部由八路军129师发展而来，129师其前身为红四方面军，主要军政首长邓小平、刘伯承、滕代远、薄一波、陈赓（太岳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冀鲁豫区代理书记）等入选。
（4）晋绥边区。由晋绥分局直接领导，书记关向应，因关病重由林枫副书记代理书记职。下有政府机构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军队有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林枫。
本部由120师发展而来，120师前身为红二方面军，主要军政首长林枫、吕正操（晋绥军区司令员）入选。
（5）山东区。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书记朱瑞，1943年8月朱瑞去延安，由罗荣桓代理，副书记黎玉。下有政府机构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军队有115师兼山东军区，代理师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辖8个师，分驻鲁中区、鲁南区、胶东区、滨海区、渤海区等区域。
本部由八路军115师主力发展而来，主要军政首长罗荣桓、黎玉、万毅（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支队长）入选。
（6）华中区。主要由华中局直接领导，书记刘少奇，因刘在延安指导整风运动，由副书记饶漱石代理，本区主要由新四军领导发展，代理军长为陈毅，政委为饶漱石，因陈在1943年去延安，副军长由张云逸代理。下有第一师（师长粟裕），控制苏中、苏浙军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控制淮南军区；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控制苏北区；第四师（师长彭雪枫，1944年，彭遇害，由张爱萍接任），控制淮北区；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控制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控制皖江区；还有浙东游击区。
本部由新四军及南下的八路军山东一部发展而来。主要军政首长军部的陈毅、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组织部部长）、刘晓（城工部部长），及一师师长粟裕，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三师师长黄克诚，四师政委邓子恢、淮北区党委书记刘子久，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政委陈少敏，七师师长张鼎丞，还有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共计15人入选。
（7）华南区。主要由琼崖特委直接领导，书记冯白驹，活动区域在海南，有琼崖纵队，冯兼任司令员、政委；东江特委领导的东江游击纵队，司令员曾生，还有珠江、南路、中区、韩江、闽西等游击纵队。
（8）“国统区”，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常驻重庆。书记为周恩来，1943年周去延安，由副书记董必武代理。
南方局从事抗战时期重要工作国共合作事宜，为中共中央、毛泽东所重视。此次会议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副书记）入选。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产生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主席。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委员会产生党的最高负责人，以前一般都是由党代表大会或特别会议（如遵义会议）、政治局会议产生。政治局由13位委员构成：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七大的政治局委员中，有几个特点，一是军队代表少，只有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各军队系统领导人都在前方，因此党务决定需要后方集中决策，因此，从事党务工作的占绝对多数；二是地方领导人少，基本上没有，这与前方战事频密、中共实际控制区域范围还较少相关，等到年底东北争夺局面形成后，毛泽东一次性的派遣4位政治局委员前去领导工作，说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对地方实力的极度关注。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任同时兼任中央秘书长。
至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