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即以退为进，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但未得到响应，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为此还不点名批评了张的主张《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30页。)决议指出：“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张还对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毛泽东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同志，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毛泽东控制四方面军领导人进入中央的人数是很有谋略的举动，是对张国焘的很大制约，防备张以多数来控制中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载《瞭望》1986年，第40~43期；参见《张闻天传》第245~246页。)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439页。)
毛泽东、张闻天见此，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中央态度，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发挥常委会的作用，集中中央权力于常委会与党中央书记，会议确定分工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12月7日，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充，正式规定毛泽东为“国家军委主席”；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毛担任此职直至去世。所谓“洛主党、毛主军”的“洛、毛体制”也是自此正式确立的。关于张闻天在当时党内的领导地位，（可参见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何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载《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事实上宣告张的政治生命的基本终结。会后5日，毛泽东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在历尽千辛万苦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毛泽东。
六、原因
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泽东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
首先是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红色政权，其主要依赖首在红军的建立与发展。毛泽东以中央委员的身份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影响最著，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其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率领疲惫的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毛泽东挽救了党、红军与中国革命，这是没有夸言的。对于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陈云曾在1941年10月8日、22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回顾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很有代表性：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陈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从事地下工作，到达中央苏区较晚，以切身经验与教训感受得出毛泽东是军事天才的结论，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中央领导层普遍的经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领导地位的稳固，与其军事能力得到高层的几乎一致的信任有相当关系。
其次是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泽东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毛泽东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确提出红军不仅是战斗部队，更须发动民众，以土地革命的手段动员农民以建立广泛的基础；红军之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的教育、整顿与斗争，并开展了非常激烈的肃反运动……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对党作用的肯定与坚持，明显超越同侪，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也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再次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任职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毛泽东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毛泽东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他们最终成为改变博古领导的最重要“同盟军”；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歧，毛泽东亦讲究策略，在不变化根本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有限的让步、策略的争取与风险的化解，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同事与下级，毛泽东虽有严厉等负面的管理欠妥之处，但毛泽东的领袖魅力征服了绝大多数的将领与领导人，在到达延安后，他们基本自觉站到毛泽东的旗帜下。总而言之，毛泽东与各级领导层的党军干部关系的处理，使其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与支持，在争论、分歧、矛盾甚至冲突后，毛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信服和信仰，建立了有着广泛基础的领导集体，他们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2.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非比寻常，自陈独秀之后，几个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选择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决定的。毛泽东在山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独创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政权道路，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完全胜利的；在党内斗争非常尖锐与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能够逐步取得领袖地位，也需要共产国际的谅解、支持甚至帮助，否则其政治前途很难设想。以往的史书多对早期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或语焉不详，或有意曲笔，似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左支右绌，处处为难，这是不很准确的。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中央严厉打击的危难时刻，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还是支持的，对其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抱以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如1932年秋，在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代表团争论已无法调和时，毛泽东称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养”的打算，但共产国际在得悉王明的报告后，反对招回有指挥作战丰富经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不仅造成队伍内部的分裂，还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指示不得将毛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1934年4月在得知毛泽东被削去军职后，共产国际再次要求临时中央，对毛必须团结，并提出三点具体要求：有专门负责同志联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得态度和同志式的影响，使其能够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绝不同意送毛到苏联治病。《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与毛泽东关系问题的电报》（1933年3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反对毛泽东来苏联治病的电报》（1934年4月4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9~20页。)另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3页。)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年）》中也有较多记载，见第24页，现代史料丛刊出版社出版。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统治地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进入（晋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莫斯科还出人意料地将毛泽东、朱德等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都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变，事先没有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事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领导体制表示赞赏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共产国际知道遵义会议情况是在1935年8月，由中共中央派遣的陈云、潘汉年汇报。陈云随之在《共产国际》英文版上发表《英勇的西征》，赞扬毛泽东为“身经百战”的、具有才能的军事家和党的领袖。（见《共产国际》英文版，1936年特刊，第45~68页。另可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25页。)；在张国焘分裂进入关键时期，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不仅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而且表态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协助解决张国焘的问题（张浩与张国焘曾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最后在1936年11月初，张浩直接至张国焘处，说服其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如1936年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朱德，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
正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信任与支持，使得毛泽东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度过了博古中央的批判与张国焘分裂两次危机（1938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又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第三次危机），显然，共产国际的支持是毛泽东最终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重要条件之一。
3.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帮助。
正如前述，毛泽东在逐渐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以其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渐确立的过程，在毛泽东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既有对其军事战略、军事思想的贡献，更有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如朱德、陈毅、彭德怀、徐向前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领袖。他们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执甚至严重冲突，但一旦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方针，在严酷的环境中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正确地、较为顺利地选择道路，走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