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四三年整风
石生斌
我是盐池县高沙窝人，今年五十九岁，一九三七年我十四岁时，就在家乡参加少年先锋队，以后就在本乡担任青年救国会主席。四一（1941）年担任盐池县二区青救会主席，这时已脱产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四三（1943）年三月调我去三边公学学习，六月调到三边整风训练班搞警卫工作。这时整风运动已进入肃反阶段，也就是开始抓特务了。
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娃娃，刚参加革命不久，革命理论学习得很少，对于整风运动也理解得不深。四二（1942）年整风开始时，大家都学习整风文件，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等讲话，所以只知道整风就是通过学习整顿党的“三风”，克服歪风邪气，提高革命觉悟，加强革命纪律等。到训练班后，我要求参加训练班的整风学习，训练班的负责同志赵文献对我说：“你们这些年轻娃娃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参加整风学习了，你们另有重要的任务。”那时到训练班报到的人，主要是三边各县地方干部，以后还有军队里的干部。我们十来个各区青年救国会主席，都是些年轻人，我们都没有参加训练班的整风学习，给我们的任务是打院墙。给训练班打的院墙很高。院墙打好后，又去城外砍白刺，整个院墙上都插上了白刺，当时我就感到莫名其妙，训练班怎么好像个监狱，这到底干什么呢？那时很年轻，虽然感到奇怪，但是也不多想，反正领导分配我干什么，我就积极地完成任务，革命热情很高。院墙打好后不过几天，地委派来了一个排的军队，布上了岗哨，整风就正式开始了，来训练班报到的人大约有二百人。整风刚开始时，领导派我当通讯员，给地委和保安处等上级机关送信送文件。不久又把我们十来个青救会主席组编成了整风训练班的警卫班。我们警卫战士很威风，每人发“三件子”：步枪一支、盒子枪一把、龟头刀一把。盒子枪和刀把子上还扎上块红绸子，看起来又威风又吓人。当时就是要吓唬参加训练班的人。我们的具体任务是：保卫训练班和首长的安全，警惕坏人破坏和出意外事故。参加训练班的人员不能自由行动，出入要有三边地委组织部发的出入证，整风一开始领导对我们说：“现在特务很多，我们要抓特务，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我听说特务很多，很不理解，训练班的学员都是革命干部，而且很多人都是各级党政军的领导同志，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有很多特务呢。后来才知道这是把整风运动扩大化了。那时候调来参加学习班的同志都是三边机关的怀疑对象，是把他们集中起来交代问题的。我记得盐池去的干部也不少，有张光祖、聂练、杨润等同志。当时的审讯实际上也是一种逼供性的方法，进了训练班就得承认自己是特务，交代了问题就给吃白面、吃肉。不交代就给吃小米、吃咸菜。空气搞得很紧张，有时也很可笑。有的人提审的时候头上还蒙上布。三边公学我们的音乐教员余老师提审时就给蒙着一块大黑布。余老师是从延安分配来的大学生，当时对于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要怀疑，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是敌人派进来的。我记得梁大均在训练班还是负责人，他还审讯过别人。可是有一天在三旅礼堂开大会，我们警卫班藏在礼堂前面保卫首长，正开会中间，有人喊口号说梁大均是大特务，当场就把梁大均捆了起来。那时候兴发动学员互相揭发问题，有一天有一个叫黄甫的学员打了一个叫孙文华的学员，黄甫据说是靖边的县长，孙文华是个团政委，黄说孙是特务，孙说黄是特务，所以两人就打起来了。就这样大约搞了三个月时间，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又开始进行甄别，甄别的结果只有一两个真正的特务。记得三边报社的一个人是特务，还有一个叫张有安，是盐池人，是定边的公安局长。后来听说张有安也不是特务。张有安一九四七年三边失陷时，投降了马匪，又在定边当敌公安局长，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在盐池抓住，一九五○年镇压。
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确实是太“左”了，扩大化了，把同志当敌人对待，就跟“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左得很。不过那次肃反时间很短，只有三个月时间，很快就纠正了错误，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折腾了十年，把人们整了。从整风运动全过程来看，成绩还是伟大的，整掉了“三风”，提高了思想水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加强了我党我军的战斗力，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