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盐池工作的岁月
王敬民 忆述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些当年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的战士，如今都已满头白发。然而，当年艰苦斗争的岁月，一经回忆起来，无不历历在目。
我在盐池县参加革命斗争，迄今四十六年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继东征后又决定西征。我参加红军东征后又随彭德怀同志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挥师西征，西征部队分左右两路，即由左权、聂荣臻同志领导的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由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十五军团为右路军。我在十五军团政治部工作，随右路军从延川出发向贾家坪、贺家渠、蟠龙一线挺进，参加了保安县、宁条梁、安边等激烈战斗和解放定边县城的战斗。接着，六月十九日兵临盐池城，经过鏖战，六月二十一日打下了盐池，从此盐池这块边区前哨阵地回到人民手中。
盐池城打开后。我仍在野战军政治部做地方科长的工作。如何打开盐池的局面，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我已估计到了它的艰苦性，其一，盐池地处汉回蒙交界点，是陕甘宁边区的西部门户和前哨，是军事要塞，为国共争夺之地。当时宁夏只解放了盐池，而盐池县境也仍有些地方在国民党军队之手；其二，地形复杂，环境艰苦，历有“老不走东，少不走西”的旧传统习惯，土地辽阔，风多沙大，人烟稀少；其三，盐池是国民党马鸿逵经营多年之地，虽已解放，马匪并不甘心，伺机反扑，随时有扰乱侵袭之危险；其四，开始群众不理解红军的政策，加之国民党的长期反动宣传，当我们打开盐池时，有钱的、没钱的人大多数都跑了，县城几乎成了空城，商店关门，学校停学，居民的家门也关了，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被吓倒，遵照野战军政治部的指示精神，首先从宣传教育入手开展了争取、发动群众的工作。
一是组织了十多个小组，宣传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军队，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杀人放火的坏人，更不是“共产”“共妻”的“共匪”。是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斗争的。为了让群众在事实面前相信红军，我们在组织刷标语，散传单，召开宣传会、座谈会之后于六月二十七日左右召开了群众大会，开展打土豪、斗地主的工作。在盐池解放时，除当地国民党的要害人物伪县长屈伸（外号屈大胡子）和部分官兵出逃以外，其余大多数均被我活捉，其中包括伪教育局长颜生广，根据颜的罪行，我们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让群众上台诉苦申冤，控诉颜生广等一批封建恶霸的罪行。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群众，满腔苦衷，如喷泉一样涌泻出来了。群众不停地在大会上高呼共产党、红军万岁；有的老农在大会上含着热泪说：“想当年受苦难泰山盖顶，庆今日来红军拨云见天。”
二是宣传红军对工商业者、小商贩的政策是保护而不是没收，是正确引导而不是随便干涉，只要是利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事我们都支持。宣传公买公卖，买卖平等，宣传红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他们回来为人民办好事，和人民一道发展，繁荣盐池的经济文化，经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较短的时间内，群众陆续返回县城，学校、商店开了门，各项工作也逐步走向了正常。
三是宣传红军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侵犯群众的利益。首先，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严格要求，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成为群众的榜样，在群众中树立红军的崇高威信。对违法乱纪行为我们处理很严，记得野战军政治部有一个警卫连，负责有关治安保卫工作，看管一些当时被抓人员。有一个大地主，全家被关了起来，我们派警卫连的战士执行看管任务。警卫连看守犯人归我管。一天上午，我路过那里检查工作，发现地主一家人在那里哭泣，起初我问他们都不说话，我就抓住这件事不放，反复宣传红军的政策，讲明红军纪律的威严，他们才把事情说了出来，揭露一个战士强奸了他的女儿（这个战士是山西隰县人，红军东征时入伍，十八岁）。对这种严重败坏红军荣誉的事，我们没有姑息迁就，在彻底调查清楚之后，经野战军政治部批准，召开了大会，公开枪毙了这个战士，并以此为活材料，广泛在群众中开展教育。这件事在全县震动很大，群众在许许多事实面前，看到了红军是一支大公无私的队伍，是穷苦人民自己的队伍。
由于我们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严明红军纪律，按党的原则办事，因而，我们在盐池的脚跟越立越稳，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工作也越来越顺利。不到半个月时间，不仅群众发动起来了，而且还在盐池建立了临时政权机构——盐池城管会。任命王锡林为主席，参加工作的还有袁兆瑞、谢戬谷、聂秉和、聂秉政等同志。同时，任命了财政、土地、肃反、粮食部长等职，他们当中，多半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骨干。
盐池解放后几天，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同志找我谈话，决定让我留盐池县工作，任组织部长，又过了几天，组织上派来了惠庆祺同志任县委书记，王作元同志任宣传部长；一块来的还有张常山、曹广英、王芝芳、贺三厚、白堂生等同志。
县委的成立，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更足的劲头。为保卫已经夺得的胜利果实，掌牢革命政权，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县委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开始不到三十个人，二十多支枪，八九匹战马，由牛占彪（人称牛队长）负责。一九三六年十月，扩大了这支武装力量，成立了县大队，上级派了一个长征干部（四川人）任大队长，派了一个姓王的同志任政治科长。这时县大队有四五十人、三四十匹战马，形成了一定的战斗能力。后来又成立了军事部，由白鸿德同志任部长，更加强了武装工作。一九三六年底即西安事变前夕，国民党马鸿逵的队伍准备进攻盐池，妄图在反扑中把盐池吞掉。为了粉碎马匪的围剿，我们动员群众突击扒沙子，把拥上城墙周围的沙子全部扒掉，工作量是巨大的。当地老百姓历来有两怕，一怕收税（国民党的官税、地主恶霸的地租税）；二怕扒沙子。这活累断腰，走断腿。然而由于党在盐池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群众相信党能够领导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因而，一经县委决定，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果，把不利于守城的沙子一扒干净。接着，我们部署了武装力量对付马匪进攻。城内除留一部分干部战士守城外，其余大部武装出城迎敌，县委主要领导都出了城，我和惠庆祺同志随大队出发。在城外，县大队与马鸿逵的部队迂回了一个多月，迫使马匪迟迟不能攻城。在与马鸿逵的战斗中，县大队改名为县游击支队，主要由惠庆祺和我负责。下设三个小队，一小队由姓霍的任队长；二小队由姓牛的任队长；三小队由姓张的任队长。
西安事变以后，马鸿逵的队伍撤离盐池，县委多数领导陆续回城。惠庆祺同志先离开支队回城，我仍留下工作了一个时期，主要是继续抓支队的整顿工作，以便在整顿中加强纪律性，提高战斗力。因为支队队员成分比较复杂，有回族、汉族，大多数是外流人员，其中不少人参加青红帮和哥老会。由于县委工作繁忙，一个多月后我也离开了支队回城。我离开以后，县委派去县大队原政治科长王××担任了指导员。
我离开游击支队不久，队伍中一些自由、散漫的弱点更加明显，有的则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磨炼，少数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本来就不纯，因而，不到一个月整个支队到大水坑附近就叛变了，支队叛变后，除少数跑到惠安堡国民党处，其余都当了土匪，还四处捉拿和搜捕我。当时我正在四区侯家河一带征粮，被他们发现了，立即骑马追击。我到雷家沟，他们追击到雷家沟，我躲到麻雀沟，他们又在麻雀沟大搜查，我转移到刘庄滩，他们又追到刘庄滩，幸亏刘庄滩的一位拐子婆婆隐藏搭救才脱险。
游击支队的叛变，使盐池县的武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何对待这支队伍，县委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一、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我党的政策是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二、游击支队的叛变主要是受少数坏人的煽动，多数人不明真相，他们虽然当了土匪，但绝大部分却没有投靠国民党，说明他们不相信国民党；三、游击支队是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党在广大战士中有一定的影响。根据上述情况，县委认为有必要把这支队伍争取回来。县委决定派我去做争取游击队的工作，我接受了任务，从县城出发，经过猫头梁、雷记沟、月儿泉一带。根据侦察，他们已经到三区的官滩、牙儿沟一带活动，我从月儿泉到曾家畔，又到郑记堡子和土匪的联系人接上了头。在郑记堡子进行了谈判，请他们吃了饭，看了秦腔《刘备哭灵》。然后我到康庄子和大队接了头。经过多方联系调查研究和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游击支队争取回来了。接着，我们根据形势需要和队伍的实际状况，立即进行改编。对极少数革命目的不明，怕艰苦不愿干的人给予解散；对少数首恶分子如姓张的三排长就地镇压；对大多数愿意跟党干革命的战士，改编后充实到了高岗率领的剿匪部队，投入了新的战斗。
盐池县是国民党马鸿逵长期统治的地方，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一九三六年解放后，我们在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的同时，及时抓了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最初我们把全县分了五个区，一区是城关区，二区是余庄子，三区是曾记畔，四区是雷记沟，五区是红井子。由于干部不足，一个区只有一二个负责人，到十月份由中央党校分来了一部分干部，才建立了区委。区委建立以后，我们开始建立支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到一九三七年春，各区都建立了几个支部和党小组，我记得二区发展党员多点，工作抓得较紧。我自己也发展了部分党员，记得最清楚的是孙璞同志。他是一个有钱人家出身的子弟，在省城读书，中学毕业，是个知识分子，很有朝气。他家住在三区，一次他从省城回家，我正好在三区工作，便找他谈话，交上了朋友，动员他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他留了下来，并介绍他入了党，担任了县教育局长的职务。
那时发展党员，没有一套完整的手续，只有一张登记表，格式是我制定的，有介绍人介绍，填个登记表，批准就行了；但新党员的入党宣誓很严格，也很隆重，主要有以下五种仪式，一是宣布宣誓开始；二是政治报告；三是领导讲话；四是入党宣誓；五是自由讲话。哪怕是一个人入党宣誓，也是这样严格要求，使之成为鼓舞、激励、鞭策党员前进的动力。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数量、质量的提高，县委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人材，提拔了一些干部。一九三六年底提拔的干部中有的是区长、副区长，有的是部门负责人。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全县从区长、副区长到县人民政府的一些部长、副部长，大部分是本地区提拔起来的新生力量。
党在盐池力量的增大，为在全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中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三六年底到一九三七年春，全县农村逐步组织起了贫农会；县城建立了商会。随之县委直接领导下的县工会、团委、妇联等群众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工会主席由张文辉同志担任，组织部长由杨岐山同志担任；青年团的组织部长由贺平山同志担任；县妇联先后有蒋彦芳、王玉兰、张银香同志负责。
一九三七年一月，由马志民（冯德厚）、刘生义为盐池党员代表，出席了在曲子召开的庆环特委党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四月，惠庆祺同志去延安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党代表会议。由于上级党组织的关怀和全县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盐池县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期五天，出席会议的代表七八十人，代表着全县二百名党员。党代会开得很隆重。省委还特地派组织部长罗梓铭、内务部长王子宜同志前来参加会议，表示热烈祝贺。党代会上选出了县委领导，我被选为中共盐池县委书记，马志民同志选任组织部长，王作元同志选任宣传部长，白鸿德同志选任军事部长，白步华同志任统战部长。
新县委成立以后，接着在同一个月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县政府班子。盐池的县政府权力机构，是由三六年六月解放时的城管会到三六年七月的县苏维埃政府，再到三七年七月选举成立县政府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苏维埃政府由袁兆瑞为主席，张常山为副主席，县政府时曹健勋同志选为第一任县长，阎志遵同志继后。
新县委、县政府成立后，我们根据党的指示，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抗日支前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响彻九州。我党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人民奋起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驱出中国。地处边区西部前哨的盐池人民纷纷起来了。县委、县政府，遵照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宣传发动群众，依靠党员、团员，团结全县各阶层人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支前工作。一是进行大宣传、造声势，迅速开展支前工作，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去作形势报告，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队还彩排了有关文艺节目，写出了宣传标语，向全县的工商业者、剥削者宣传毛主席的统一阵线政策，要求他们爱国抗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二是发展生产，征粮筹物支援前线，为了把更多的物资运往抗日前线，县委一方面领导人民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另一方面积极征粮筹物。我们针对盐池粮食少，特产多的具体情况，开展了贸易交换，用本县的“三宝”（咸盐、皮毛、甘草）做交易，换回大批粮食和物资，及时支援了抗日前线，同时又满足了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三是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为了让更多的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奔赴抗日前线，我们走门串户，找群众谈心，大张旗鼓宣传抗日，组织一批批优秀的青壮年奔赴抗日前线。他们中有不少人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刘宗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