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盐池的教育
张光祖 忆述
旧社会，盐池县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广大劳动人民几乎没有识字的，民国初年，在惠安堡成立了一所高小（内附设初小）。民国七年，又在盐池县城（旧称花马池城）设立高级小学一所（内设初小）。除以上集镇的两所高小外，在农村有十三所初级小学（私塾）。全县当时有教师二十多名，学生二百余人。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地主豪绅的子弟。
一九三一年，我到离家不远的月儿泉上私塾，是个姓高的老先生教我们。读了两个多月后，高先生去世了，阎先生又接着给我们教了三个月。那时上私塾，除笔墨纸张及书本费全由自己负担外，还要付学费和老师的生活费——米、面、油、盐、柴等，此外，端阳、中秋节必须给先生送一份水礼。
一九三二年，我转到雷记沟王先生跟前上私塾，王是清朝时代的监生，教得比较好，对学生管理相当严格，在那里学了半年多时间，收益较多。
一九三三年，又转到牙门沟小学上学，这个初小是公办的。宗立本先生教书比较认真，管理也严格，学生每天除念书、背书、学写大小楷外，还给我们开讲《三字经》等；对学生态度也好，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是个比较开通的民主人士，实行“三三制”后，曾在我县人民政府担任过委员和教育科长。
一九三四年，我转到盐池县城一小读四年级，这是当时盐池县最好的也是最高的一所学校，有教职员七八名，学生一百余人，开五个班，分五个年级。一九三五年有六个班，六年级不到十个学生。冯茂、白忠福、孙存玉等都是这一年毕业的。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公民（三民主义）、历史、地理、自然、图画、体操等。到三五年体操课为军训所代替。语文课还读背《古文观止》《千家诗》等。
一九三六年，我在县城小学读六年级。除了县城小学（也叫第一高小）外，还有惠安堡公办小学（亦称第二高小）。在农村中，星星点点有几处初小，且大都为私塾。私塾老师都是有钱的庄子、有钱的人家聘请的，除他们的子弟们外，其亲友也可以跟上读书。
我在高小将要毕业时，即三六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西征，解放了盐池城。红军还没有到定边，盐池的政府就把城门关了，不管白天黑夜，没有路条不许出入。在此之前，国民党曾大肆造谣说红军是“土匪”“青面红发”“锯齿獠牙”“到处抢人”“共产共妻”等。我们那时年龄不大，没见过红军，心里想，不管怎么说，红军要是真的来了，肯定要和白军打仗，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县城。在县城临近解放前夕，凡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大都通过各种关系出了县城，我和同学张民、郭文举、唐杰、陈志鹏等仍留在城内。古历五月端阳节前两天的晚上，红军包围了盐池县城，经过两个晚上的激战，于六月二十一日（古历五月初三）打开了盐池城。解放县城的第一个早上，红军在城里搜查，到学校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学生。指战员当即向我们宣传党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政策，说：“你们不要害怕，红军和共产党是保护学校和学生的……”
接着，我上街听了几次红军召开的群众会，红军在会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如：打土豪、分田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盐池县城刚解放那几天，蒋介石、马鸿逵匪帮的飞机每天都来轰炸、扫射，谣言纷传，人心恐慌。我们这些青年娃娃，住在城内无亲无故，有些害怕，想出城又出不去，过了六七天后，我通过摆小摊的周克新转告一个红军干部，把我放出县城，当天回到家中。一个多月后，听说红军帮助学校复课了，盐池刚解放，识字人不多，教员很难找，原来的教员大都逃散。盐池街上有个卖西药的老罗也被动员当了教师，比我低一年级的学生田荣也当了教师。
这时，红军在盐池建立了人民政府——县苏维埃，并派工作组到农村开展宣传和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工作组的同志背着抗日会的会员表和革命传单，来到我家乡，听说我有点文化，要我帮助散发传单，填写抗日救国会会员表，我就跟上搞了一段时间，一九三七年秋，我又协助区政府统计了一个多月户口。冬季，区政府派我去定边地委举办的干训班学习，我去后不几天病了又回来。
一九三八年春节后，组织上正式吸收我参加工作，担任区政府助理员。一九三九年，我要求搞教育工作，组织调我当了小学教员。先后在白记井、崖阳沟、石山子小学任教员、校长，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季，组织派我去三边地委整训班参加整风，才离开了教育工作。
我在石山子小学任校长时，组织从延安鲁迅师范派全仁富（陕西富平人）、王从仁（陕西临潼人）、吕振瑞（陕西韩城人）、雷兆春（陕西临潼人）等同志来盐池担任教员工作。以后，王从仁、雷兆春、吕振瑞又先后调到石山子学校和我一起工作。那时，办公用品是麻纸、毛笔、粉笔（自己用石膏制作），教材是边区教育厅编写的油印本，免费发给学生。内容有语文、算术，还有心理学。
一九三八年后，不仅较好地巩固了县城完小，而且在一些乡村也相继成立了小学，并大力发展冬学。一区红山沟、深井，二区余庄子，三区孙记楼、碱滩沿子、石山子、王乐井，四区月儿泉、古峰庄，五区张禾场等地都办起了学校，学生有二十余人的，有不足十人的，教师除鲁迅师范派来的高鹏林、高鸿宾、冯剑涛、雷兆春、霍仲廉、吕振瑞、王从仁、全仁富、王库等人外，还有三边培养输送的，如郑文举等。此外，还在当地农村识字者中吸收了一部分，如曹桂、李文瑜、李春普、宗立本等。冬学教师都是从农村中找的，如高科登、范守业等，陈志鹏同志也是当初由办冬学而后参加工作的。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各学校先后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他们有的在乡、区、县各级政府中担任了职务，有的调外地工作了，有的在后来的战争中光荣牺牲了。
盐池教育工作在党的关怀重视下，逐渐发展提高，但教学条件是很差的、很困难。例如，我刚当教员时在白记沟初小，说是个学校，没有房子，借用一家姓党的老乡的两间旧房子做学校，既是教室，又是宿舍和灶房，没桌子，也没板凳，用土坯盘几个泥桌子、土台子就算是课桌凳了。
盐池地广人稀，文化很落后，学生来源少，又是以牧为主，小孩七八岁就放羊、放牛，干杂务活，家长一般不叫孩子读书。盐池人的特点是，出门少，外界的情况知道得少，群众对学文化认识差，每学期开学，下乡动员学生就得半个月时间，记得我到白记井时，和乡干部们下去动员了一个月，才收了十一个学生。我在石山子学校工作时，郭庄子有个叫郭天寿的农民，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家有好几个孩子，完全可以供养一二个孩子读书，但他宁愿自己拿出粮食，雇穷人家的孩子顶替他的孩子读书，也不叫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至于动员生活条件较差的农民子弟读书，那就更难了。当时，对学校学生流动状况有句顺口溜：“春满堂，夏一半，秋凋零，冬不见。”
那时教师的政治待遇高，在乡上教学的，必然是乡政府的教育委员；区管学校的校长，必然是区政府的教育委员。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边区规定，县参议会必须由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是年我在石山子学校任校长，被选为县参议会参议员，出席了第一届第一次县参议会。区乡政府和群众对教师是比较信任的，教师一般都参加区乡有关会议，帮助区乡开展一些行政工作，乡、区、县党政领导还常请教师商量工作，给教师拜年、贺节等。
教师的生活待遇也比较高。一九三八年，我在区政府任助理员，头一个月发津贴是一元现洋，第二月是五角现洋，从第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后来，我当了教员，政府每月给五十到一百斤小米（包括吃饭，买毛巾、鞋袜等）。每年发一套单衣，二年发一套棉衣，这样的物质待遇，行政干部是没有的。
（王志荣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