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三个半月
郝成鸣 忆述
一九四七年初，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普遍展开土地改革。春节过后，我们三边土改工作团在团长江隆基同志带领下，团员有教育厅张养吾、张思俊、王荣，民政厅李岐山、蒲政仁、高山，办公厅钟灵，西北局郝成鸣、录兆贵等十多人，从延安出发，步行五六天，到达三边公署所在地——定边。学习了三四天，便分赴三边各县。我和李岐山、蒲政仁、录兆贵等人来到盐池。在县城又开会、学习了几天，听取上年冬季来的土改工作团团长马定邦同志介绍前段土改工作情况。县长孙璞同志作总结报告。最后将我们和县上的同志一起编为几个组，分别到二、三、四几个区。我和朱衡彬（红兵）、李岐山、蒲政仁等同志一块分到三区。到三区后，我又和朱衡彬同志分到一乡工作。乡政府在石山子，乡支书是周省同志。朱衡彬负责石山子、李渠子、卞家洼等村的工作；我负责周庄子、野狐井、马千湖等村。先搞扩军，然后登记土地。这里是老解放区，群众觉悟高，一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三月下旬的一天，我正住在周庄子一户姓刘的老乡家里，早上五点钟左右，来了一个人找我说，马鸿逵部进攻盐池，要我赶快回乡上去。我赶回石山子时，一乡、二乡的干部和民兵都来了，聚集在寨子门前的大场上，黑压压一片，嘁嘁吵吵，讨论怎么办，当时李岐山同志提出回城汇报情况，其他人都撤退到野狐井。
下午，队伍撤到野狐井村东面土城旁的草滩上，干部和民兵共有二百人，除土改工作队和区干部有十来支枪，其他人都手持红缨枪，还有好多拿铁锨、木棒的。接着各村的老百姓也都拖儿带女，赶着毛驴驮着东西，跟上来了，下午三时左右，孙璞同志带着十几个人从二区撤了过来，到我们跟前，作了指示，鼓励大家到哈巴湖坚持斗争，不要散伙。说完后，他们向南去了。我们当即研究部署，先苦口婆心动员老百姓各回各村去，以减轻队伍人多目标大，吃住不方便的困难。晚上，队伍就在草滩过夜，看见北面田记掌，南面猫头梁、佟记圈一带四处火光闪闪，摸不清敌人究竟有多少，侵占了哪些地方。
第二天，我们按照孙璞同志的指示，撤退到哈巴湖一带与敌周旋。哈巴湖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大沙窝，沙蒿长得半人深，还有毛柳、沙柳等一些灌木丛生，便于隐蔽，在哈巴湖待了两三天，靠周围的老乡们给我们炒燕麦炒面和焦米接济。长此下去，怎么行呢，大家都很犯愁。有一个叫张生贵的同志（县大队干部）看队伍带不出去，就一个人骑马走了。我们这支队伍里大多数人没有武器，不能打仗，因此我们到哈巴湖边上的沙边子村开会决定，将民兵全部解散，各自回家隐蔽。剩下朱衡彬、毛生秀（区委书记）、白士信（区长）、官中、邵珍、刘正、傅春杰、曹彦丰、蒲政仁、魏子鹤和我共十一个干部，全部换上了农民的服装——烂皮滚子（短皮上衣）、破皮裤。当晚，我们走到碱滩沿子村张万华家吃饭，听张万华说，村里来了一个叫乔得信的，替敌人收缴民兵的枪支，我们害怕暴露，饭后立即出发，由毛生秀带路，半夜时分到达鸦儿沟南场毛凤成家。毛凤成又将我们领到村子南面的一个小地窖里，让我们暂且隐蔽。第二日一早，毛凤成又急忙把羊群赶了出来，将村子前面我们踏下的踪迹踩掉，免得敌人跟踪追来。老乡们为我们想得太周到了！我们在这个小土窖里待了四个昼夜。每天晚上毛凤成偷偷给我们送来饭菜，还带来供白天吃的干粮。第四天晚上，官中逃跑了。官中的逃跑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不安。不知他究竟是逃回家了，还是叛变投敌了。因此第五天早晨起来，我们十个人就不敢在地窖里住，分散在周围的沙蒿棵子下面隐藏了一天。晚上毛凤成来送饭，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敌人传言要派大兵搜查哈巴湖一带。鉴于此种情况，我们马上决定分散，到农民家中去隐蔽，听候我们大部队的消息。为了不易暴露，把十一条枪集中起来，装进一条毛口袋里，交毛凤成埋藏保管。我们十人便分散开来，各奔去处。
刘正、邵珍和我三人，决定到二区去隐蔽。当晚出发向东走，次日凌晨到了一个村子跟前，不知道是啥地方，不敢进去。等天亮一看，是石山子。这时，农民李平去地里干活碰上我们，把我领回他家。刘正和邵珍向东走了。我在李平家中住了一上午。下午去李渠子，走到村子跟前，不知道村子里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去，便藏在村边一块地中间的一口小地洞里。傍晚，我探出头来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恰巧碰上宁举掮着耧正从此经过。他一见我，十分惊讶，手足无措：“啊呀，小郝，你怎么躲在这里？这怎么办呢……”我急忙给他说：“你快回去，不要管我，到村子里对谁也不要说。”宁举点点头，答应着走了。天黑以后，我摸进村子，到了乡农会主任王永昆家。王永昆当时四十多岁，身体很好，为人正直厚道，对革命忠诚，且结交较广，在周围村民中威信较高。老王见了我非常热情，安排我住在他家做厨房的土窑洞里。他家当时正宰了一口猪，有一筐子熟猪肉，老王每顿饭都让他的大儿媳妇给我切猪肉吃。
过了两三天，朱衡彬同志也到这里隐蔽。一天中午正吃饭的时候，突然王乐井的张殿级带着几个马匪骑兵进村要草来了，通向王永昆家，要经过一堵土墙的小门洞，张殿级从小门洞刚刚探进身子，王永昆连忙给他打手势，表示家中有人。张殿级急中生智，用身子堵住小门洞，嘴里连连说：“有狗，有狗！”把后面几个马匪兵堵在墙外。我和朱衡彬趁空钻出院墙豁口跳下门前的大沟。
又住了两天，由于马匪兵在这一带活动日益频繁，王永昆便把我们介绍到城区李记场他小舅子吴国英那里隐蔽。我俩走了一夜来到吴国英家，以打短工的身份出现。朱衡彬同志给一家姓关的做活，我给高家做活。由于朱衡彬是个知识分子，不会农活。我虽然会干些，也干不好。赶着牛车送粪，不会驾驭，粪堆子倒得弯弯扭扭。姓高的说我们“不像受苦人”（盐池人把拦工叫“受苦”）。我俩一合计，在这地方住下去会有危险，于是就决定仍回三区去。
傍晚出发，半夜时分走进一个村子（据朱衡彬回忆是柳杨堡），吃了一顿饭，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到了一个地方，辨不清方向，我们就原地蹲下等待天亮。天亮一看，我们在石山子东北部的山梁上。朱衡彬到别的村子去了，我一个人进石山子村去找乡支书周省。在周省家的土窑里，我一边吃荞面，一边听周省淌着眼泪难过地说，前几天马匪兵派人把他拉到城里去交代问题，叫他登记……正说话间，外面有人报告说，马匪登记户口的人进村了。我马上出门，绕过周家窑背后的山梁，向李渠子跑去。到王永昆家住了一夜，因这儿离石山子很近，估计敌人在石山子登记完户口，很快要来李渠子。因此，王永昆又让我到二十里路外的马千湖隐藏。我天不亮就动身，大约早晨八点钟到了马千湖宋德山家。宋德山老汉是个铁匠，老家河南，对共产党很拥护，我躲在他家羊圈里，一连好几天。一天下午四时左右，马匪登记户口的人又从野狐井方向朝这儿走来。等敌人快进村的时候，我心生一计，打开羊圈门，赶着一群羊羔子，大摇大摆出了村。敌人果然以为我是本村放羊的，没在意。晚上掌灯时分，我安全地转移到了野狐井石占忠家，正坐在炕上等吃饭，忽然走进一个宁夏川区人，三十多岁。他看见我，就说：“哈，你是个红军！”并且嘟嘟囔囔地说，他过去到盐池，我政府对他过不去等等。我一听这不是个好家伙。正在这时，石占忠老汉从门里进来，把那人美美训斥了一顿，骂他忘恩负义，不该跑到家中滋事乱咋呼等等。那家伙被训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我怕住下去有危险，又到隔壁石占喜家中。石占喜的老母亲问我到哪去，我说：“到南山里去。”老人家生怕我路上饿着。急忙叫她的孙媳妇拿出了很多黄米馍馍，给我满满地揣了一怀窝，让我带上。
我离开野狐井，连夜又往李渠子走，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到半路就迷失了方向。只好原地蹲下，等亮又到王永昆家中。老王把我领到离家二里多远的山沟里一个小土窑中藏了起来，晚上回到他家吃饭睡觉。这样住了三四天以后，来了个红山沟的左贵林老汉（人称左二）。王永昆便将我介绍给左贵林，要我到左家去隐蔽。吃过午饭，左贵林老汉就带着我向红山沟走去。
左贵林当时年近半百，既有觉悟，又有一副火热的心肠。他一见我，就像是亲人一样，为了隐蔽方便，走在路上，给我出主意，叫我改名换姓。他说：“盐池城里有一个商人，姓冯，也是陕北人，同我很熟悉，是结拜兄弟。你就说你是冯的侄子，来这里做买卖，因打起仗来，不能回去了，暂住我家，是我的干侄子。”于是我便叫他干爹。他还一路安慰我，叫我放心，不要害怕，走到下王庄附近，看见一只狐狸，老左为了使我宽心，用吉利的话安慰我说：“出门的狐子，回家的狼。这是吉兆。”意思是说我不会出事的。
我到左家隐蔽下来以后，左二老汉不辞劳苦，定边一趟，盐池一程，四处为我探听消息，打听我军的活动情况。回来向我报信。我只能从他带回来的消息中判断外面的形势。老汉对我一点一滴都关怀备至，农历四月十四日那天是我的生日，他特地从城里买回一斤熟牛肉，让老伴给我做包子吃，吃完包子，我跟他去铡草。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蒸的包子都是新的，没有一个烂的，这是好兆应，你安心住吧，保管无事。”老人家就这样像哄小孩一样，千方百计安定我的情绪。
左大娘起先不知道我的身份。有一天，从野狐井来了一个老乡，一见我大吃一惊：“哎呀，小郝，你怎么在这里？”我急忙制止不让他叫我小郝，并叮咛他不要对任何人讲，但那位老乡却将我的情况向左大娘说了。左大娘听了有些害怕，怕我给他家带来灾祸。经过老汉的一番教育之后，她非但不怕，还成了我的主要保护人。她跟我约定了暗号：我每天干活回来的时候，只要望见她在墙内摆手，就说明家中有情况，不能回去。
有一天，来了一个马匪的便衣特务，是左二老汉的远方兄弟。他问老左：“二哥，有一个红军土改人员找不上，听说咱沟里有个受苦人，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左二老汉忙说：“这个人就是城里冯××的侄子，今年来这里做买卖，碰上打仗，不能回去了，暂在我家住几天。”那家伙信以为真再没纠缠。过了两天，我中午打柴回来，老远就看见左大娘向我摆手，我知道有情况，就绕到屋后撂下柴捆，到菜园子里大柳树下“睡觉”，眼睛留着一条缝，盯住家门口。一会儿见前两天来过的那个便衣特务朝我走来。他到我跟前，贼眉溜眼仔细观察，我那时浑身脏得没一块干净的地方，脸好长时间没洗，头发长得跟囚犯的一样，一双赤脚，又脏又烂，那家伙围着我转了一圈，看我脏得不像个“红军”的样子，便留下一串皮鞋印儿走了。
我在红山沟隐蔽期间，宋德山老人曾专程从马千湖赶来看我。他告诉了我一些情况，说，在我走之后，敌人把他抓去拷打，罚劳役，并抢走了他家的羊只、家产；还说，朱衡彬同志被叛徒出卖叫敌人抓走了；敌人吊打毛凤成，把我们的枪支也弄走了，等等。我听后更加憎恨马匪帮，热爱盐池的人民群众。
在红山沟，我安全地住了两个多月，到了六月下旬，见马匪的散兵三三两两经常从这里向西走去，从散兵口里听说，他们是被“新四军”打败了，失散了。还说“新四军”厉害得很，人人都拿的是机关枪。我当时猜想，那不是新四军，可能是我们的新四旅。
七月初，听说定边收复了。左二老汉决定亲自去看一趟，他赶着毛驴到定边卖菜。回来说，定边真的收复了，要想办法送我回去。于是他就给村里人宣传，说定边驻的队伍多得很，没菜吃，大家赶快去卖！并安排我和李忠孝、叶满全两人去定边“卖菜”，临行前左大娘又给我烙了些干粮装上。
我们三人赶着四头毛驴，走到盐场堡附近的关帝庙附近，来了敌人的几架飞机，在头顶盘旋轰响。毛驴惊得跑散了，我们三人也跑着躲避，当场有我三边公安处便衣侦察人员看见我不像卖菜的，就将我叫去询问。我一听盐场堡八路军的军号响，知道是回到“家”了，就一五一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听了之后，留我在村子里吃了午饭，又给三边公安处赵文献、邓国忠二位处长写了一封信，叫我带进定边城。我到定边专署后，见到了工作团原团长江隆基、专员吴志渊和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刘景范等同志，他们向我询问了马匪在盐池的活动情况。
我在专署住了一夜，第二天又随同部队回到红山沟，为部队搞筹集粮草工作。不料进村没几天，我突然得了急性关节炎，腰腿痛得不能动弹，在叶殿家中住了十来天，最后由村里派叶殿、马三等人用两根长椽，中间网上绳子，绑成“软卧”，椽子两端驮在前后两头毛驴的背上，让我躺在上面，送到定边专署，专署又介绍到三边医院治疗。病愈之后，我就返回了西北局，再没机会回过盐池。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七月初，我在盐池度过了极其困难的三个半月。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是盐池的老百姓用生命和智慧掩护了我，才使我化险为夷，幸存下来，他们那时是那样的贫困，那样的艰难，那样的危险，但却排除万难，不怕祸害株连，千方百计保护了许多革命干部，这种精神是多么高尚可贵啊！三十五年过去了，但我对盐池的老百姓，甚至盐池的每块土地，始终有着深厚的感情，特殊的爱，盐池是我的第二故乡。
这次有幸重回盐池，故地重游，老友重逢，心情激动，难以自已，顺便将盐池群众保护我的几桩事写出来，略表谢意。
（张树林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