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聂荣臻
1936年5月14日，一方面军在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我和林彪带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徐海东和程子华同志带着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博古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东征时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
随后不久，中央颁发来新的任命：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同志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我仍任政委。
关于西征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4月28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人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东征回师以后，政治局开会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毛泽东同志在动员时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又在太相寺联名发布了执行西征战役计划的命令。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团为左路军。执行西征战役第一阶段的目的，是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的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五骑兵旅。一○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6月1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逢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彪悍，欺压群众十分野蛮。人们传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
我们一到，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同志就急令先头团二团团长梁兴初同志，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攻坚战开始了。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2华里，野骡子守的十分顽强，我们一度攻进了城堡，但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被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拼命地往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往里冲。可是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我和左权到阵地一看，发现攻击的方法不对头。我告诉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边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有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相互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
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4点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野骡子退守西北角的大碉堡，担任助攻的五团也由团长曾国华、政委陈雄带领，攻入城西北角。二、五团相互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我们捉住了野骡子。在战斗过程中，有人曾产生过动摇，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他，我们的威风就大减，敌人会说，我们连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啊，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2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干部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
6月3日，我们在曲子镇以南的阜城附近与马鸿宾来驰援曲子的6个营遭遇，敌人被我们主力击溃，我们俘虏敌人1100多名，内有营副、连长多名。但营长以上的一个都没有，因为二马的部队有个特点，营长以上的军官大多是他的亲戚，这些家伙怕死，听说红军来了，都留在庆阳，不敢随军行动。我军在击溃了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6月下旬，西征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进入靖边、海原县境。部队继续西进，一路是很苦的。这一带十分荒凉。炎夏行军，到处一片黄土，有时走几十里地，头上赤日暴晒，脚下热沙灼烤，想找几棵树休息都很难。晚上行军本来比较舒适，可是这地方昼夜温差大。到了夜间气候太冷，部队有时不得不拣牛粪燃火御寒。尤其是好些地方都是苦水区，给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有些地方要到数十里以外去驮水吃，有些地区地势太高，根本没有水源，要靠冬天窖下的雪水和雨季的积水维持生活。很多地方看到河水很清，但不能吃，是苦的。吃苦水，连牲口也要拉稀。吃窖水也很不清洁，有时发现其中有人畜粪便没有清除，但没有办法啊，只能吃那个水。
部队前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我们有意识的不过早地接近西兰公路，就地整训，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不过早地惊动敌人。
这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提到了重要工作日程。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民愤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和东征时一样，执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为了防止滥打土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凡是红军协助组织起来的回民革命政权，承认它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又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工作做得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野战军政治部要求我们做到：“使每个指挥员深刻地认识到，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是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在这方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马鸿宾本来是我们西征的主要作战对象，我们在西征战役第一阶段中就把他的主力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面作战，一面争取他们。曲子镇的战斗，不只是打军事仗，也是打政治仗。曲子镇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方面是改进了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在战场上展开政治攻势取得的成果。我们攻进去以后，敌人退守西北一隅顽抗，我们进行战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着红军，和我们一致抗日，残敌终于全部放下武器。这次战斗不仅捉住了敌第一○五旅冶旅长，该旅姓杨的副旅长也成了我们的俘虏，不过他混在战俘中一起被我们释放了。其实，他若不这样，我们也会释放他。冶旅长这次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捞上来以后，她两手戴满了金戒指，也无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俩一起放走了。
战役第一阶段的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都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当兵的发三五元，当官的发10元，都放走了。还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旅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对其他马家骑兵也都极力争取。那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我们也很注意争取。我们曾数次派遣俘虏和与邓部有关系的军官，给邓部带信去。信大都以政治部的名义，重要的对象则由我署名。在曲子俘虏了一名在邓部工作过的参谋，我们送到司令部去了，后被派去与邓接洽。
争取西北军是我们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重点之一，当时的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不过这次西征没有遇到杨虎城的部队。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们几次把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都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们确实下了工夫。在北京卫戍区当过副司令的李钟奇同志，就是西征时起义过来的。他当时任东北军骑兵连长，起义过来后在一军团骑兵团当参谋长。我们还俘虏过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长，经过教育，当时就放了回去。但这件事被胡宗南知道了，逼着张学良把这个骑兵团长枪毙了。
7月底，一军团集结在同心的豫旺堡。这一带饮水烧柴都很困难，所谓集结，其实都离得很远。军团部在豫旺堡，二师集结在豫旺堡及其以西地区，一师在豫旺堡以南90里之梨花嘴，四师则在豫旺堡东南80里外之毛井。8月1日，各师动员整训，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更加艰巨的任务。2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西征以来完成任务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布置开展革命大竞赛，预定在纪念“九一八”时全军团大检阅。
豫旺堡整训期间，在我记忆中还有两件插曲。
第一件是，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在黄华同志陪同下，到了豫旺堡。斯诺在采访时，给军团照了好些照片。又有不少人请马海德同志看病。部队头一次见到美国友人，大家是很热情的。
第二件是，我的妻子张瑞华同志辗转前来看我了。她来时，我还在前线，左权同志派人把我叫回豫旺堡。张瑞华经组织安排，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上海经天津，陕西澄城、西安等地到达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一到保安，组织上就安排她到豫旺一军团部来看望我。在这极其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阔别了5年之久。听她讲诉别后的情况，我才知道我们离开上海后，坚持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历了更多残酷的斗争，许多同志被捕，受尽酷刑，有的坐牢，有的英勇牺牲。使我对战斗在白区的战友，充满了怀念和崇敬之情。当时因军情紧迫，战斗频繁，张瑞华在豫旺堡住了2天就回保安去了。
7月份，中央与四方面军又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与二方面军一起正在经巴西等地向岷县方向北上。但中间张国焘又一再动摇，开始想经临夏在兰州以西渡过黄河，然后去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以后经中央一再劝说，和其他同志的斗争、帮助，他才确定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8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一军团由我带领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那时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是杨勇。我们经过几天急行军，向西兰公路逼近。9月18日，我第一团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10月1日，友邻独立支队第七团的骑兵出敌不意攻克了会宁城，随后我一、二两个师配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又在城外击溃了前来增援的敌军2个团。5日，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这就为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城会师创造了条件。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界石铺。9日，朱德率领的总司令部到达会宁。10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会宁举行了热烈的联欢会，大家都很高兴。二方面军也于19日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相继到达。一军团一师一团的部队参加了在会宁文庙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发来的贺电，欢呼声响遍会宁城。
会师时，我们看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穿着单衣，在张国焘闹分裂后，他们的艰苦历程是可想而知的。这时，我们已经为四方面军的同志每人操办了一件棉衣。当时一下子要搞那么多棉布，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向当地老乡购买棉花、棉布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劝说一些商人，让他们把运往新疆的棉花和一些皮毛留下，我们打了收条，让他们向红军后勤部门去领取款项。
我没有见到张国焘，因为我们当时另有任务，把一师师长陈赓同志留下就出发了。陈赓同志过去在鄂豫皖当过师长，他和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比较熟，留下他来欢迎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次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的。据我所知，中央和二方面军以前没有建立密码联系，中央为了引导二方面军到陕北来，曾经用明码电报告诉二方面军，中央在陕北。这也为会师创造了条件。任弼时同志见到我们时，找我们问及头年张国焘和中央红军分手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但未表态，态度十分冷静。
会师后，我见到许多原先在一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当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悲喜交集。从他们口里，我才知道四方面军自从在草地和我们分手后，就在川康边转来转去，也没有打开什么局面。四方面军加上原先一方面军留下的五、九军团，由8万多人，拖得只剩下4万人。这次北上，分左右两翼，而右翼2万多人，又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去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西路军”。这次到达陕北的只有两个军。
我还从他们口中打听到原先在一军团当过师长的李聚奎同志，正在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当参谋长。他的驻地离我们还有一段路程。我写了一封信，把党中央有关决定也一并附在其中，雇请一位回民，骑了一头毛驴给他送去，想不到居然送到了，李聚奎同志还写了回信。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将西路军计算在内，总共只有3万人，可是力量集中了。
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急忙调了他的第一军、三军、三十七军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骑兵军等5个军，分成4路，追击正在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的红军主力。很显然，敌人是想趁我军长途行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严冬已届，十分疲劳困顿之时，一举将我消灭。当时，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第一军的4个师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的第三军，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则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与我军建立了某些联系，故而采取了积极向其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
当我们转移到打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向海原以北转移时期，海原之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和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师曾向我们侧后攻击。我一军团的一师和十五军团的七十三师进行反击，歼敌千余人，其余逃回海原。当我军逐次转移到环县，隐蔽在山城堡附近时，敌人判断我军已经向盐池方向撤退。胡宗南的第一乍（军）竟敢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其主力两个师直插盐池，11月19日侵占惠安堡，它的七十八师经豫旺堡、古城，20日侵占山城堡，敌人企图从两翼合围我军于盐池以南地区。与此同时，东北军六十七军亦由豫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这正是打歼灭战的好机会。山城堡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隐蔽在山城堡南北地区，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即在部队中反复动员，无论如何要打好这一仗，这一仗对于稳定和开展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后的陕北新局面有重大意义。而且不打也不行，如果不打，敌人一直跟上来，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是跟在二、四方面军后面负责掩护他们的。
当时的部署是：只要敌人一进山城堡，我们一军团由南面向山城堡进攻，徐海东同志率领十五军团从西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以截断敌人退路，萧克同志率领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从北面向山城堡进攻。在战场上，规定由一军团统一指挥。彭德怀同志是野战军司令员，总的都归他统率。
11月18日，下发了由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联合署名的《决战动员令》，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当时，对究竟打不打这个仗，直到部队展开以后，还是处于“有争议”状态。不主张打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队很疲劳，敌人侵占山城堡后，又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不好打。我说，现在我们部队都已经展开，怎么还考虑打不打呢？好打也要打，不好打也要打。至于说到敌人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这是部队野战时驻扎后的常规，没有听说一个部队驻在一个地方不构筑工事而安心睡觉的。这种野战工事，都比较简单。
我把这个想法向左权同志说清楚了，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方开始打。后来，在几个部队接敌的过程中，又发生了锣齐鼓不齐的事。有的是因为当时通信联络不好，产生了误会。有的说来说去还是个领导决心问题。尤其是当左权同志告诉我说，杨得志同志已经带着二师插下去了，而有的部队尚未按规定到达指定位置，我就急了。我将此情况报告了野战军司令彭德怀同志，我说，我们的部队不但展开了，而且已经打响了。如果决心再动摇，即使本来是胜仗也会打成败仗的。我的意见得到他的很大支持，最后合围了敌人。
部队打得很英勇。11月21日白天，敌人飞机来侦察，因为我们隐蔽得好，没被发现。战斗从当天黄昏打起，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结束，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然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战斗开始，五团政委陈雄亲自率领一排人，一下子就冲入敌人阵地。他们用手榴弹将敌人临时堡垒一个一个地炸毁，一连占领10个堡垒，随后又把敌人几处主要阵地都拿下来了，敌人就溃败下去了。部队一追，就和敌人混战在一起。这时天已经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也分不清敌我，枪也不能打，手榴弹也不能投，上去就摸帽子，摸着是国民党戴的那种帽子，就用手榴弹砸头。夜晚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白天的仗就比较好打了。经过一夜多的激烈战斗，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另外几个师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我们缴获了很多弹药，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这一仗一打，把陕北的局势稳定下来了。由于红军的这一胜利，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此更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的信心。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估计到，这次战役后不久，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摘自《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