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斗历程
金三寿 忆述
一、投奔红军
1936年，我在回族进步青年马怀蔺同志引导下投奔红军，参加革命。
1900年10月，我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东风乡（今上桥镇）一个回族贫农家庭，家里只有两间破房、两亩地。5岁就失去父母成了孤儿。当时宁夏处在马鸿逵的残暴统治之下，兵乱匪祸连年不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抓兵抢粮更是家常便饭。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养下儿是马家的，打下粮是蒋家的，赚下钱是县长的”；“有人的要拔完，没人的摊兵款，逼的百姓翻白眼，倾家又荡产”。这是宁夏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群众对旧制度的悲愤控诉。参加革命前，我给地主拉了12年骆驼，整天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流血汗，仍然过不上好日子，经常担惊受怕，躲躲藏藏，怕被马鸿逵抓兵当了炮灰。我常想：真主造来都是人，为什么有的富，有的穷？也常和马存彪等几个穷苦弟兄在一起议论：为什么世道这样不公平？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摆脱这黑暗的世道，只能逆来顺受，苦苦挣扎。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听人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为人民打天下的。这个队伍里官兵平等，不打人骂人，不侮辱妇女，是仁义之师。听到这些传闻我们感到很新鲜，又感到很振奋，从中看到了希望，我决定去找红军。但是，马鸿逵为了阻止回族人民同红军接触，除了严密军事封锁外，还在各县建立了专门诬蔑红军的宣传团，在回族群众中散布了很多谣言，说什么：红军是“依不里斯”（魔鬼），他们要到宁夏杀回灭教，共产共妻。听了这些谣言，我想去找红军，又不敢去。不去，受不了马鸿逵的剥削压迫；去，又怕被红军杀了头。我的思想处在犹豫和矛盾之中。
1936年，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包围，巩固发展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在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于6月发动西征。西征部队消灭了马鸿宾主力部队3个团，也给马鸿逵部队以严重打击，先后解放了定边、盐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及同心和海原东部的广大地区，红军声威大震。盐池解放后，红军离我的家乡近在咫尺，我投奔红军闹革命的心情更迫切了。这时，我的同乡马怀蔺从外面回家来了。他是个中学生，在当时算是个不小的知识分子，还是哥老会的一个头目，见多识广，在灵武、金积一带的回族群众特别是青年中有一定声望。我告诉他，我想去找红军，但又有顾虑。他说：“你不要听信马鸿逵的造谣宣传。我见过陕北红军，见过刘志丹、高岗，他们不是马鸿逵说的那样要杀回灭教，对我们穆民的民族习惯是很尊重的，是我们回族人民的亲人。”接着他给我谈到，红军到陕北来，为的是发动全国人民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解放全中国，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还说，俄国革命已经成功，现在那儿的人，当家做主人，把欺压人民的地主、资本家赶走了，过上了幸福生活。将来我们革命搞成功了，也要过那样的生活。最后他表示，只要我有决心，他可以亲自带我去找红军。马怀蔺的这些话，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坚定了我投奔红军的信心，开始秘密准备到苏区去。后来到陕北我才知道，马怀蔺早在1928年就同刘志丹同志有过接触，是个同情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
1936年7月的一天，马怀蔺带着我和马存彪等4人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向苏区盐池走去。当天，我们赶到马家滩，休息一天后，第三天从马家滩出发继续向盐池方向走去。这天中午，在走过郑家堡子不远的地方，我们碰到了盐池游击队。马怀蔺对他们说，我们是投奔红军的回族群众，到盐池去找高司令（高岗在西征解放盐池时任骑兵团长，后任三边特委军事部长，当时群众习惯称军事领导人为司令）。游击队的同志了解这个情况后，让我们跟着他们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队伍，刚开始看到他们带着刀枪，感到很害怕，后来见他们对我们不打不骂，态度和蔼，便放心了。
下午，我们顺利到达盐池。高岗接见了我们并同马怀蔺同志谈话，对回族青年到苏区来参加革命表示热烈欢迎。盐池的红军给我们安排了住处，打来洗脸、洗脚水。为尊重我们的民族习惯，拉来羊让我们自己宰了吃。第二天，盐池党组织派人把我们送到了定边，给住在保安的毛泽东同志打电报，汇报我们这些回族青年从国民党统治区跑到苏区要求参加革命的情况。有些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宁夏来投奔红军的回民，还专门来看望我们。我们还访问了一些原来从宁夏躲兵跑事的回族群众，了解到政府对他们都做了妥善安排，还要在定边西关专门开辟一个回民居民点，帮助他们盖清真寺。
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谈论看到苏区的见闻和感受，定边县司令部来人通知我们说，毛主席从保安发来电报，他要接见我们这几个从宁夏来的回族同志。真是喜从天降！大家高兴地跳起来。次日清晨，定边司令部派4位同志护送我们去保安。第二天晚上，郭洪涛对马怀蔺说：“你们回族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马鸿逵统治区到苏区来参加革命，是很可贵的。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很重视。你们的到来，不单是给革命队伍增加了几个人，党还要依靠你们边区的回族群众起来革命，为将来解放宁夏作好准备。”马怀蔺同志表示，一定要依靠党和群众，尽自己的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到保安的第四天，是我最难忘的幸福日子。这一天，毛主席接见了马怀蔺、马存彪和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记得那天午饭后，马怀蔺兴冲冲地从外面跑进来，大声喊着：“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大家赶快把衣服整理一下。”我们互相帮忙整理着衣服，不一会儿，郭洪涛来带着我们向毛主席的住处走去。
毛主席的住处坐落在保安城的东山坡上。这是一座坐东向西依山而建的窑院，院门高于路面，有几级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门一看，齐齐整整从南到北有六孔窑洞，院里长着两棵槐树，青翠挺拔。有一个人身着灰白色的旧军装，高大魁梧，神态从容，正抽着烟卷在院里来回散步。
“主席，他们来了。”郭洪涛同志走上前对他说道。然后转过身来给我们介绍：“这就是毛主席。”
啊！这就是我们日夜思念，渴望见到的穷人的救星毛主席！由于心情太激动，竟忘了向主席问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主席微笑着同我们握手，说：“欢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快请进屋。”
我们同主席一起走进他卧室兼办公室的那孔窑洞。这孔窑洞有八步见方，进门往左在窑洞的北面石壁上又开出小半间屋大小的地方，盘着一台火炕。主席的行李很简单，炕席上铺着薄薄的褥子和白布旧床单，洗得发黄的棉被整齐地叠在褥子上。我们没有看到枕头，后来听说主席每天入睡时，不是把棉衣卷起来枕着，就是拿几本书垫在包袱下当枕头。地下除了摆着一张旧桌子、一个高凳子和几个小马扎外，还有两只白铁皮的箱子，箱子盖上放着马灯、饭盒和洗脸盆，箱子的旁边立着一条扁担。桌子上摆着一个铜制的墨盒子，一方砚台，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和铅笔，一盏小油灯放在笔筒的旁边。
我们坐在小马扎上，警卫员端来了水，主席给我们每人递了一支烟，他风趣地说：“放心喝吧，回族同志们，杯子是涮过的！我可不是马鸿逵造谣的魔鬼，不是你们回族人说的那个依不里斯，要杀回灭教，也不是人们传说的神。我跟你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我只是要和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回族人民一道，来砸烂这种人吃人的旧制度。同志们不要拘束，不必客气，大家随便谈谈。”
主席的话使我们心里感到暖烘烘的，窑洞里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大家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接着，主席提了一些问题，了解宁夏的风土人情和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怀蔺同志做了回答。主席又问马怀蔺：“将来我们共产党解放宁夏，你看需要多少人马？”怀蔺同志说：“有一个军就够了。”主席说：“一个军行吗？”怀蔺同志说：“我们的红军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尊重回回的风俗习惯，不干涉我们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军队宁夏人民是欢迎的。”主席听后高兴地说：“对，有道理。”主席又问我们，到苏区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说，来苏区就是为了寻找真理，现在我们找到了真理，就是要革命。主席说：“对，真理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穷人要翻身，就要组织起来闹革命。我建议你们回到定边去，把从宁夏跑来的回族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回民游击队，在盐池、灵武一带红白交接地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号召回族人民起来革命。回族人民起来革命了，就会为将来解放宁夏打下坚实的基础。”听了主席的指示我们表示，回去一定要把队伍组织起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时间已到下午，我们站起来向主席告辞。主席又一次和我们握手，把我们送到了窑院大门外。我们走出了很远，回过头来，还看到主席站在台阶上向我们频频招手。现在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是毛主席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两次创建回民革命武装
我们回到住地后，都想着早点回定边组织部队，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我们把这个想法向郭洪涛同志汇报后，他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吧，组织上也好为你们送行。”第二天好不容易挨到傍晚，郭洪涛同志给我们送来了200块光洋、4匹马，给马怀蔺同志一支驳壳枪。他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给你们，作为创建一支武装的经费是少一点，但红军现在处于困难时期，筹措一点经费不容易，需要我们每一个同志艰苦奋斗，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器和物资武装自己，壮大自己。”马怀蔺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游击队组织起来。这天，我们谈到很晚才休息，次日凌晨就踏上了返回定边的道路。
由保安回到定边后，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部队筹建工作。在定边党组织的帮助下，我们先联络了几个骨干，然后分头到从宁夏跑来的回族群众中去做工作，找他们谈话，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干革命。党组织专门组织力量配合我们，深入到回族群众中，宣传党中央关于尊重回族人民风俗习惯的通令和民族政策，经过近两个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就动员了近200名群众参加游击队。
1936年10月的一天，西北方面军第一路游击大队成立大会在定边召开。会场设在定边西门离南面不远的特委机关大门前，三边党政军领导和各群众团体、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会场四周围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主席台上，悬挂着党旗，特委领导和游击大队司令马怀蔺坐在主席台上。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主持大会，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回族同志不畏强暴，反抗压迫，脱离黑暗统治，到苏区来的革命精神，庆贺游击大队成立，勉励我们在革命战争中发动更多的回族人民起来革命，壮大自己的队伍。马怀蔺代表游击大队发言，表示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努力带好这支队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特委领导宣布了游击大队编制和干部名单：
游击大队司令：马怀蔺
下辖司令部、四支队、五支队
司令部参谋长：刘永挺
司令部管理科长：金三寿
四支队队长：马化堂
五支队队长：马存彪
游击大队成立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装备问题。全队近200余人，除了马怀蔺同志有支驳壳枪外，只有一些马刀、红缨枪和自制的土枪。部队成立一个月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红军三大主力已经会师，1936年11月21日，红军在环县以北的山城堡一带击溃了胡宗南的进攻，消灭胡部的一个精锐旅，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上级将缴获的武器给我们游击大队装备了一部分。
地委又专门派人给我们上政治课、军事课，帮助我们搞训练，提高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经过一段训练，我们在盐池、磁窑堡一带开展了游击活动，主要是侦察马鸿逵部队活动的情况，消灭零星匪特和国民党在各地组织的民团及清乡团。这些斗争，对保卫边区，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在斗争中，游击队也得到了发展。
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在组建部队时，对报名人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没作深入了解，只要是从宁夏跑来的回民，自己愿意参加游击队，就吸收进来，因而有的坏人也乘机混进了游击大队。我们对原来曾在马鸿逵部队当过连长的马化堂、马寿武等人缺乏应有的警惕，只觉得他们带过兵，会打枪，就收了进来，对马化堂委以支队长的重任。后来在打刘青民团的战斗中，马化堂带四支队投敌。这次事变导致了游击大队的解散，使革命事业遭到了损失。
部队解散后，马怀蔺被派往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这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部队解散了，我们怎么办？是继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还是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大家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共产党一定能胜利，宁夏一定能解放，决心跟着共产党继续干下去。就在这个时候，陆植、马存彪介绍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送到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定边回蒙学校学习。
1937年年底，我从回蒙学校学习结业，特委回民部长杨一木同志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在定边成立回民交际处，联络来往的回民群众，待条件成熟，再建回民支队。接受任务后，我先和几个骨干去郑家堡子，把五支队解散后躲在那儿的二三十个战士带回定边。经过一个来月的工作，在定边又动员了几十个人，经特委批准，第二次成立了回民游击队。由我任队长，特委派了一位同志担任游击队的指导员。
部队成立后，边训练边开展游击活动，主要任务是为红军搜集情报，运送物资，并且自己也兼搞一些小买卖，解决游击队的给养。
1938年秋，特委派我们去内蒙古三段地一带开展工作。我们离开定边城刚走了十几里路，就听到后面有人骑马赶来，到跟前一看，是特委派来的同志。他对我说：“特委命令你们立即返回定边。”我问：“为什么要回去？”他说：“你们的行动走漏了消息，离这80里外，有敌人埋伏，继续前进有全队覆灭的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我吃了一惊，当即命令部队往回返。到定边后，才知道我们队伍内部出了奸细，给敌人送去了情报。特委指示我们，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再次解散，人员分散活动。
四、地下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动员团结广大回族人民起来参加抗战，我和其他27名同志于1938年秋受特委的派遣到宁夏做地下工作。我们的负责人是杨一木、李仰南。杨一木当时是三边特委回民部长，负责宁夏地下工作。离开定边前，特委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段整训，主要是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讲了一些做地下工作应当注意的原则和工作方法。为了方便工作，争取哥老会一起抗日，特委专门雇了一个哥老会成员，每天给他一块光洋，并提供吃住，让他给我们教了半个来月哥老会的黑话。由于马怀蔺同志在金积、灵武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和绅士中有一定声威，我们还带了几封以他的个人名义写给当地社会名流的信。
1938年深秋，我们分两路从定边出发，一路由杨一木、李仰南同志率领，从定边到运城过黄河，在石嘴山李春和家里落脚，寻机打入银川；一路由我和马存彪带领，从定边经盐池直接潜入老家金积、灵武一带。由于马鸿逵敌视共产党，我们在宁夏开展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到宁以后，第一步就是寻找落脚点，想办法给外地的同志安排社会职业，如安置几个从四川来的女同志在街上开设卖老酒的摊点来掩护工作。我和马存彪同志是本地人，投奔红军后，马鸿逵就下通缉令悬赏捉拿我们，因而不能公开露面，只能隐蔽活动。我们落脚在一些不被马鸿逵的特务组织注意的绅士富人和哥老会成员家里。不久杨一木同志打入银川，在一个学校任教。他在银川羊肉街口银行隔壁找了一个地方，作为我们碰头、过组织生活、传送情报的据点。这样，我们基本上立住了脚。
经过一段工作，我们建立了从边区到宁夏的交通联络网，共有4个站。都是单线联系。定边的交通员是个小青年，名叫谢天民，他拿上文件从定边出发，送到吴忠寺巷道我的老家，我再派人送往吕家堡子交通站，吕家堡子派人送到叶盛站，再由叶盛堡派人送往银川羊肉街口交通站。当时送往定边的主要是各种情报，定边过来的一般都是油印的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宣传材料和传单，还有一些是党组织给国民党统治区的知名绅士、宗教界首领的统战信。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到宁夏做地下工作，没有向上级党组织伸手要过一分钱的经费，有困难都是自己想办法克服。杨一木同志打入银川学校工作后，每月薪水比较多，他的收入是我们工作经费的一个来源。他除了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按月给每个同志几元钱，记得那时候，杨一木同志每月给我5元钱。这点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大家都想方设法筹集经费。我们除了做小买卖赚钱外，主要到富人家里干活。这对我们有两个好处：一是干活管饭，还能挣点钱；二是在富人家干活可以掩护工作。夏天，我们给人家割麦子、拔草、锄地；冬天给人家打场、收大烟，虽然很艰苦，但想到自己为革命作了一点贡献，心里感到很踏实。
在工作上，马存彪侧重在金积开展工作，我侧重在灵武开展工作。现在的吴忠市那时一部分属灵武，一部分属于金积。在这一带立住脚以后，我们的组织发展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都有所开展。比较成功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发展马汉三参加革命，一个是对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主马进西和其子马腾霭的统战工作。
马汉三原任国民党灵武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是个知识分子，文笔很好，过去曾同马怀蔺同志有过接触，私人交情比较深厚。我在灵武开展工作时，有人介绍说，马汉三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有不满情绪，私下里说过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是救中国的政策。掌握这个情况后，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他有被争取过来的可能性。于是，我先让人给他捎信说，马怀蔺委托金三寿来看一看你，你敢不敢见面？他表示愿意见面。一天晚上我到了他家里，见面寒暄几句后说：“你胆子真不小，竟敢接待我这个马鸿逵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笑着说：“要犯不要犯我不管，我只知道你是马怀蔺的朋友。你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我不见，不够朋友。”我给他介绍了马怀蔺的近况，他听了很高兴。我故意说：“马怀蔺听说你混了个官，让我来祝你步步高升呢！”他说：“什么狗屁官，给国民党做事有什么出路，不瞒你老金，我早就烦透了！”我说：“也是啊，一个人应该走一条正确的道路，现在国难当头，应该多为国家着想。”他说：“你当我没想过！但在这种环境下，能做出什么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事情？共产党在前方抗日，而我们却天天伺机迫害共产党，问心有愧啊！”我说：“你要是相信共产党，事情就好办了。”我给他介绍了党的政策和边区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我说：“你如果想过去，我可以给你牵线。”他表示要考虑一下。这以后，我又给他做了几次工作，他终于决定弃暗投明，决心到边区参加革命，经过准备，我们派人护送他到了定边。马汉三同志参加革命后表现一直很好，先在三边保安司令部任秘书工作，后来调到张达志同志领导的一支骑兵部队搞秘书工作。
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吴忠板桥门宦的教主马进西，在灵武、金积一带拥有众多的教民，影响及甘肃、青海等省。马进西在教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深得教民的拥护和信任。为了争取这一带信教的回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我们对马进西和其子马腾霭进行了争取工作。当时，争取马进西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一是他的第十子马腾霭是个青年人，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一是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暴政，固海地区爆发了以哲合忍耶教民为主的反对国民党马鸿逵残酷压迫的农民暴动。这个斗争，对板桥门宦的教主马进西震动很大，使他对国民党的真实面目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对他进行了积极的统战工作。我和杨一木同志征得马进西同意，特意在他的寨子里住了一个星期，比较系统地给他介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马进西和他的儿子马腾霭表示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政策，并答应教育教民不与红军作对，帮助掩护我们的地下工作。解放以后，党先后安排马进西的第十子马腾霭为吴忠回族自治州州长、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五、虎口脱险
为了防止我党在宁夏开展工作，马鸿逵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马家军总部168师、暂9师便衣队设在吴忠的据点，共有20名队员，负责人郭继周。这些人都是在本地搜罗的地痞恶棍，他们人熟地熟，行动诡秘，活动猖獗，心狠手毒，直接向马鸿逵的特务机构提供情报，经常残害共产党人和同情革命的群众。l939年冬，我们的地下活动被这个特务组织发现，特委指示我们迅速向边区转移。杨一木同志带人从陶乐过黄河转移定边，马存彪也于一月前返回定边。
我接到指示后，正在烧毁文件，家里人进来说：“军警联合督察处派马国佐带一连人已到马存彪家里。”马存彪的家离我家有几百米远，中间只隔着一块田。我出去一看，他家的房上站着几个督察处的特务，拿着枪向我家方向张望。我知道情况不好，赶紧进去把文件处理完，从后墙翻过去，到了保长金凤山的家里，爬到他家房顶上，往麦草堆里一钻，躲了起来。不大一会儿，特务到了我家里，翻箱倒柜，吊打我的妻子，让供出我的下落。
在房顶上，我心里盘算着脱险的办法。去哪儿比较安全呢？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到军警联合督察处督察员马国佐家里去。马国佐和我住在一个村子，从小是邻居。我想，马国佐家大业大，有后顾之忧，共产党的地盘近在咫尺，是不敢得罪共产党、得罪红军的。另外，我回家搞地下工作他是知道的，曾给他送过一些材料想争取他，虽然没争取过来，但也没出卖我，对我的活动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这次量他也不会把我怎样。鉴于这些情况，我等到太阳下山以后从墙上翻过去到了他家。
过了一阵，马国佐回来了。他见我就说：“我猜你跑到了这儿，今天很危险！马全良来电报让军警联合督察处抓你和马存彪，是郭继周的便衣队送的情报。开始我还不知道情况，只说让我协助便衣队去花寺抓赌。到了路上，我才明白是抓你和马存彪的。为了让你得信，我故意带着他们从大路绕了过来。我知道马存彪一月前已经走了，就先到马存彪家里，让保长拿来户口册乱翻消磨时间，使你来得及躲起来。他们问我：“‘金三寿在不在？’我说去了定边，很长时间没回来。过了一阵，估摸着你已走脱，就到了你家。一看你可能刚跑出去，鞋还在地上，狼皮大衣也没带。我想你一定没走远，有可能在我这儿，就请假回来了。”说着话，他让家里人给我做饭。吃过饭，天已黑尽了，马国佐对我说：“这里不便多留，你要抓紧时间快走。”我试探着说：“还是我顶上去吧。我走了，让他们知道，会给你们全家留下危险的。”他说：“你不走，就没命了，你走了，我们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看他没安坏心，决定连夜往边区跑。于是，他又给我烙了十几个饼子，给了我10元钱。走时我又换了一身衣服，里面穿了一身他穿过的旧军装，外面套了件皮褂子。凌晨3点钟，我离开了他家。
走出村子后，我撒开腿就跑。到天亮时，鞋也跑丢了，脚上打满了血泡，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又不敢多停留，只得一步一步往前挪。过了杨马湖到王富子坑的时候，看到路上过来了一个人，赶着两条毛驴，他骑着一条。我请求说：“我的脚都走烂了，给你几个钱，那条驴让我骑一程吧？”他不吭气，我只好跟着他在后面走，看着一条（头）驴空着还不让我骑，心里很生气。这个人脸上油糊糊的，身着长袍，套着马褂子，料子也还可以，像是个做买卖的，说不定是个大烟贩子。我心里捉摸着怎样才能把那条驴弄过来骑上。我跟着他向前走着，到了狼皮子梁，一看四下没人，猛地把皮褂子一脱，露出了一身军装，这种军装是国民党地方治安人员穿的。我大声说：“喂！我是金积公安局的，到前头去办案子。你下来给我赶驴！”这小子一看，吓了一大跳，赶紧从驴背上滚了下来，嘴里连连说着：“老总息怒，小子有眼不识泰山，让老总受苦了，请老总骑驴吧！”我一看这小子还老实，就再也没说什么。到了羊圈山，吃了一顿黄米饭。肚子吃饱，精神也来了，想着离边区越来越近了，我把驴还给他，又上了路。
到了张水窑，这里向南有一条路通往马家滩，我想休息一下再往马家滩赶。刚坐到路边，就过来十几个人，都带着抢，穿着军装。我心想情况不妙，刚刚逃离魔爪，这下子说不定又入虎口了，我硬着头皮迎着他们站起来，领头的人问我：“你是干啥的？”我回答：“去马家滩看亲戚”又问：“看亲戚为什么啥都不拿！你的军装是哪儿来的？哼，不是汉奸就是共产党，给我打。”话音刚落，没等我辩白，几个人的马刀背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了我的背上，边打边要让我承认是汉奸或是共产党。我知道这批人抓不到共产党，常把老百姓抓去交差，心想这下坏事了，我咬着牙忍着疼不说话。打了一阵，那个领头的说：“先把这小子押到惠安堡公安局再说。”他们押着我到了一个羊圈里，要休息吃饭。我想，在这儿一定要设法逃出去，押到惠安堡，让人认出我来，那就革命到头了。他们在外面宰羊做饭，我在屋里想着逃跑的办法，吃过饭后，当兵的都在外面说闲话，那个领头的到关押我的屋子里来抽烟。我想我会哥老会黑话，如果他是哥老会的人，我就有救了。另外，我身上还有10元钱，如果说黑话不行。就给他钱，让放了我。他点烟时，我上前两手一抱做个动作，说了一句哥老会接关系的黑话。他一听，站了起来，也用黑话回答了我。我一看有门，又说了几句后，他就问我：“你是马怀蔺的人？”我说：“是！”他说：“这你就放心吧！我在惠安堡公安局做事，马怀蔺对我有情分，今天一定设法放你，先不要吱声。”抽完烟他出去吆喝着要走。出门后，我躺在地上说挨了打，脚也烂了，走不动，要死就死在这儿吧，那个巡官趁势说：“带去也是个废物，一路上谁伺候他？放开让干啥干去！”当兵的一听就放了我。我先慢慢一瘸一拐地走着，看着离他们远了，撒开腿朝东面马家滩方向跑去，一气跑了10里路，也顾不上脚疼不疼了。
到了马家滩，我找到一个在这儿放羊的亲戚他叫金凤佩，是我的二姑舅。我在他的羊圈里吃了顿羊肉，也不敢多停留，就动身往边区走去。又赶了15里路，到了双疙瘩，这里已是红色区域了。我找到村长，他问明情况后，给我安排了住宿的地方。第二天又走了半天，小晌午时赶到田圈，在这里又休息了一天，次日安全返回定边。到定边以后，见到了马存彪同志和杨一木同志，组织上让我们先休息几天，另行安排工作。
六、在定边的正作
从灵武、金积一带返回定边后，到1945年底第三次组织回民支队的5年间，我一直受三边分委（1938年2月，三边特委改为三边分委）的领导，在定边工作。
我回到定边的时间是l939年底。这个时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包围，边区财政出现团难。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机关、学校和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三边分委根据中央号召发出指示，要求各机关、团体和群众组织自己起来广开门路，发展经济，解决困难，并要求分委机关带头行动。我和马存标同志于l940年初受分委委派，办起了“四义供销商店”，由我担任商店经理，马存标任副经理。
“四义”商店是由三边分委、三边行署、三边保安司令部、三边银行办事处四个机关集资筹办的，故名“四义”。刚开店的时候，只筹集到30O元资金。分委指示我们，商店除了开展经济工作，解决定边的物资供应困难外，还要设法争取和利用来往经商的各地商人，搞好宁夏和内蒙古三段地一带的情况联络工作。
“四义”商店的主要经营项目，有从包头运来的布匹、平凉运来的老布，还有边区生产的盐、小米、烟等。商店一开张，我们在货源问题上，就遇到了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就是所谓的“友军”。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定边外围驻扎着胡宗南部的一个旅，旅长蒋永泰。他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除了刺探情报，搞武装摩擦，对我边区进行军事封锁外，还在定边各城门开设商店，同我们争夺货源。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先引诱拉拢，不上钩就威逼恐吓，甚至经常派人到路上武装拦截挟裹货商。这样一来，有些胆小的商人不敢来了，来的商人也有一部分货物让他们拉去，严重影响了我们商店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一方面，我们利用哥老会等各种民间关系，找经常来定边的各地商人谈话，告诉他们凡是往“四义”销货的人，保证他们的安全。在这方面，我们也采取了强硬措施，分委专门从保安司令部抽调一连人。另一方面，我们在经营方式上采取了薄利多销的方针，买进卖出只收2分利，在商人中建立信用。这样，商人们切身体会到同共产党做买卖，既安全可靠，又公平合理。所以，他们很快就倒向了我们“四义”商店一边，有的商人往定边运货，还派人通知我们起运和到达的时间。我们即派人去接。这样，在货源上，我们很快就挤垮了蒋永泰的竞争。
我作为商店的经理，每天都要同各种商人打交道。这些商人，有从日伪占领区包头来的，有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平凉、宁夏一带来的。为了方便工作，当时我完全是阔商人的打扮，冬天穿着绸面二毛大衣，夏天穿着长衫马褂，来往于各店，洽谈生意，商定货物。商店对来往的商人吃、住、行安排周全。因此，“四义”商店的信誉越来越高，凡是到定边的商人，一经和“四义”店接触，就成了我们的常客，都愿意和我们谈买卖、拉关系。我们商店开张几个月就兴旺起来了，资金由原来的300元增加到几万元。一到夏天的生意旺季，来的商人多，商店的房子不够住，许多人都睡在院子里和房顶上。商店的利润，我们除了定期上缴和解决店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以外，每天还提出16元钱解决分委机关的伙食费。记得商店开张一个多月后，分委机关的管理员李克仁同志每天一早就到店里来，取上钱上街为机关的同志筹办一天的生活用品。商店的兴旺，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缓和三边地区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起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商店在正常经营一般货物的同时，还根据分委的指示，接受边区各部队的订货，利用熟关系，通过提高收购价格等手段搞军用物资、马匹和当时比较缺乏的各种医药品及医疗器械。我们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利用商人来往于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便利条件，或做他们的工作，扩散我党的影响；或派我们的店员装作商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进行策反工作等。我们的店员周仁同志，就是专门负责到内蒙古三段地一带搞情报联络工作。我也曾两次化装为商人去包头策反日伪的西北督办蒋会若，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没有成功。
“四义”商店开办两年多后，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一个店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又抽出资金开了两个店，一个是“永信强”，一个是“广发西”。
我是个回族党员干部，在搞经济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同时，分委还安排我担负一些社会工作，以便于团结从宁夏跑来的回族群众，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党对从宁夏到边区的少数民族是很关心的。为了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战，l941年，定边县政府在县城西关设立了回民自治乡。第一任乡长杨彪（回民），以后金凤平等人也担任过乡长。分委还陆续派了几个回族党员干部到回民乡协助工作，彭华庵同志、马立凯同志先后在回民乡任职，后来马立凯同志担任了回民乡的党支部书记。回民乡的成立，具体地体现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深受回族群众的欢迎。回民乡成立后，回族群众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回族群众直接参加了普选，第一次享受到了真正的民主权利，在各级政府里有了自己的代表。
1941年，定边县委根据《陕甘宁边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的精神，于是年7月成立了定边县参议会选举委员会，开展普选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当时全县有居民5.6万人，参加选举的22518人。10月10日，定边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期7天，到会议员60多人。会议听取了上届县政府的工作报告，通过提案22件，选举了新的县政府。在这次会议上，我作为回族代表当选为县政府委员，回民自治乡的乡长杨彪同志当选为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定边县政府，从各方面关怀回族人民。为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让回族青少年有学习的机会，提高回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新成立的县政府经研究作出决定，在定边成立了伊斯兰小学，政府任命我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学校成立后招收了几十名回族青少年，他们在学校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也学到了革命道理。后来从这个学校毕业的许多青年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回族群众中的骨干力量。
为了加强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领导，1944年初，三边专署增设民族科，我担任了民族科的副科长。民族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委统战部做好少数民族的团结、统战工作。当时在三边的少数民族人民以蒙族和回族居多，我负责联络回族的工作。由于有了专门管理民族工作事务的机构，使党在三边地区的民族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族科通过各种形式，深入回民自治乡和其他少数民族居民点，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宣传党的革命宗旨和目的，启发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动员他们起来革命。
1944年10月，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定边县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又当选为县政府委员。这是我在定边做地方工作的最后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