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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回忆篇(8)


  党在盐池的早期革命活动

  李志恒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二师三十六旅,从绥原五原县进军甘肃,至盐池县。该部队从长官到士兵都穿戴着没有上布面的山羊皮衣帽。一进城就把“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当地反动的回军和团练闻风弃城逃跑。国民革命军一枪未放占领盐池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当时,我被商会的支应局抓官差分配到聂家老院住的旅政治部应差服务。发现这个军队和别的军队不同,他们有项制度叫做“军队问答”。每天有几次一问一答。问:“你们是辛苦了?”答:“为革命服务!”问:“你们是谁家的军队?”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问:“你们要打谁?”答:“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军阀。”政治部和其他各单位都有共产党员,搞政治宣传工作。他们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喜欢和我们这些应差的接近。特别是旅政治部的王恩培主任、罗成进、王自成等乐于和我们接近、聊天。闲时就找我,喜欢我绘画,跟我拉家常。听我口音不是当地人,细问我的来历。给我们讲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以前我在蒙地干活时跟共产党干革命,被工头老板破坏了,没想到这儿碰上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找他们介绍我入党干革命呢?于是,我便找政治主任王恩培和罗成进同志要求入党干革命。把我一岁死母,六岁当童工放牧牛羊,十八岁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出卖劳力到了蒙疆,十九岁由内蒙来到盐池县出卖劳力的经历,都向党组织作了交代。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经党支部研究吸收我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我只念过六个月的冬书(两个冬天)不会写入党申请,王主任叫我在马克思像前宣誓:“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由于我能绘画,就留在政治部工作。我跟政治部同志出城到附近庄子做政治宣传,画漫画,宣传教育群众,群众感动地说:“国民革命军和穷老百姓亲如一家,我们盐池老百姓欢迎你们。”在本县同我先后入党的还有皮坊工人郭秉义(山西大同人)和卖柴为生的刘孝喜。加入青年团的有本县青年聂开太子等。开太子家住聂家场,有姐姐一人,弟弟一人。

  一九二七年五一节,政治部通知下乡工作的同志速回城开会,追悼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全旅都参加追悼大会,从师部赶来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政治部王主任致悼词,他一面详述先烈生前的历史,一面痛斥卖国贼张作霖残杀先烈的罪行。到会所有同志都失声痛哭。台上台下高呼:“打倒卖国贼张作霖!”“打倒段祺瑞!”这次追悼会对我们刚入党不久的同志教育极为深刻,使我们永远难忘,誓为先烈雪恨,继承遗志。

  从追悼会后,国内形势一天天恶化,继上海“四·一二”惨案后,接着又是“七·一五”武汉汪精卫叛变,形成“宁汉合流”的反革命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一伙卖国贼破坏了,革命转入低潮,党的工作面临严重的困难,被迫转入地下。一天,王恩培主任找我面谈:“原来想留你在部队搞宣传工作,由于革命形势变化,根据你的条件仍留在盐池县搞地下掩护工作。”就把我介绍给王自成同志,王是小组长领导我们工作。罗成进同志又叫我谈话,叫我做两种准备,把我几年积攒的工钱都收集起来给老人汇回去,万一需要我就跟部队走。如无变动,仍在盐池工作。“坚决保守党的秘密,决不能暴露自己面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一旦暴露脑袋就保不住了,千万注意。”我严格遵照他的吩咐进行工作。抓紧收集我六七年所积有的工资。八月某日及至我们从乡下回到城内,全旅急行军一夜之间已开赴兰州和西安去了。王自成不愿留下(原来就不同意在盐池搞地下工作),他回过头对我说:“你是当地人,人熟地熟又有职业,适合做这一工作,组长由你当,领导全面工作。”又把刘孝喜、聂开太子、郭秉义、张进德等同志介绍给我。叫我一面领导工作,一面等待消息。我按照自成同志吩咐便在郭秉义哥哥郭秉海的皮坊进行工作。皮坊工人郑喜忠(山西大同县马家小村人),家里老婆写信来说,今年再不回家,老婆带上孩子另行改嫁。一家人马上妻离子散,他抱头大哭,想回家没有路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看见工人妻离子散,不能不关心,就把我收集起的大洋给了他五十元,叫他回家团圆。又有一次,我看到七十多岁的王良臣老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向人哭诉,他借了大东梁地主杨疯子四十元钱,到期限不能本利归还,几亩地就全归杨疯子所有。我不忍心,又拿出五十元给他。郭秉海和皮坊里工人都很惊讶,说我有点精神失常。

  三十六旅开赴兰州后,宁夏马福祥反动回军驻进盐池县。跟着,反动的国民党盐池县党部相继进入盐池,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盐池县。我便出城住在沟沿村。留,还是走?自己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斗争的经验,国民党已经开始搜捕清查户口了,我看敌人报纸登载着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南华县暴动的消息,便下定决心找陕西我党组织。此时其他同志也躲避离开县城。我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间离开了盐池,刚走到定边,意外地遇上了共产党员王化南同志,就留在定边搞地下工作。不久因暴露被捕。

  一九三○年初冬,我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在龙意民同志家里(龙是刘志丹同志在榆林六中时同学,定边红柳沟人,任定边县教育局长以掩护地下党的工作),遇上了地下党支部书记李临民同志(志丹同志榆林六中同学,一九二五年入党,绥德双湖峪镇人,当时任定边完小教员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告诉我说,一九二九年谢子长同志来,住在丁子齐同志学校里(志丹同志六中时的同学,一九二五年入党,定边县南门村人,任完小校长掩护地下党工作),住了两三天和一位姓刘的一同到盐池县住进一家皮坊。谢子长去盐池县仍是找原来那里的地下党接头,最后没接上,问我了解不了解这两个人,我说一个姓王跟部队走了,另一个就是我。皮坊那里是郭秉义同志(听人说他参加同善社是为了掩护自己,不一定是叛徒)。后来又派一个地下工作同志到宁夏搞地图,搞成了。材料很重要,对宁夏驻军情况说得比较准确,可供搞军运工作参考。还通过皮坊关系想做盐池完小校长聂本善的工作,没成功。谢在皮坊住了二十来天才离开。

  后来又听说,谢子长同志带领高岗、李友竹、贺晋年、高昆山、徐子犹、贺子平、康明理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后来还有杜洪范(杜斌承的儿子)、吕振华、张作宾,从定边动身到盐池县集中,在盐池县过罢旧历年到宁夏平罗,后来又到李岗堡搞兵运工作。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一九二六年后党在盐池的革命活动情况。

  (张树林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