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南部山区剿匪纪实
牛化东
1950年初，宁夏一小撮反动军官、潜伏特务、惯匪，表面向我军投诚，内心却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恨之入骨。他们错估形势，发誓赌咒，蠢蠢欲动，与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妄言遥相呼应，妄图重建蒋家王朝。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极其反动，而且手段极其阴险、残忍，困兽犹斗，破坏性极大。因此，彻底清剿这伙穷凶极恶的匪徒，是当时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首要问题。
中共宁夏省委和省军区党委于1949年12月中旬及时部署了剿匪工作，决定成立同心、海原、固原剿匪指挥部，由当时的独立一师师长黄罗斌和我（时任宁夏军区参谋长）担任正副指挥，率独一师一团及骑兵连，全力清剿当时宁夏南部山区的土匪。这一地区的剿匪工作，自1950年1月开始，8月结束，历时8个月。
匪情及我军的部署
据当时侦察，同心、海原、固原地区共有大小股匪20余股，计500余众。小至三五成群，大至近200人。如马绍武、张海禄为两股最大匪徒，他们左右着南部山区的匪势，其他股匪多直接受其指使，或依仗其势，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甚至偷袭我宁夏军区所属部队达26次，我军伤亡170余人。
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此外，当时溃散的几万马鸿逵部官兵，仅丢失于民间的枪支有8000余支。这对于熟悉地形的匪徒来说，是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是，这伙穷凶极恶的匪徒之所以猖獗一时，还在于有以下几点：
一、这伙匪徒是蒋马潜伏特务、向我军假投诚而后叛变的反动军官、反动地主分子三位一体的反革命势力。他们披着“保回保教”的宗教外衣，利用历史遗留的民族不和，散布“杀回灭教”之类诬蔑我党政策的反动宣传，以此欺骗、蒙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随之叛乱，同我军进行所谓合法斗争，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二、这伙匪徒利用自己熟悉地形之特点，建立各种秘密藏身及联络点，且多善于夜战，因此他们能够溃而不散，散而不乱。其活动范围，除南部山区几个县外，还包括中卫、中宁、盐池、灵武，以及陕北的定边和甘肃的靖远、环县等。
马绍武曾任同心、海原、固原的反共游击大队长，因系同心县回民，故称县中一霸。1949年7月，他率队在固原县王家湾打死打伤我游击队战士20余人；8月，在甘肃省会宁县抢劫我边区政府长枪50余支，打死打伤我战士各1人；12月，马慑于被歼，向我军假意投诚，次年1月即叛变为匪。他纠集200余匪徒，盘踞于同心县高崖子西南之庙山一带，自称“小台湾”，公开张贴布告，效忠台湾蒋介石，反共到底，气焰甚为嚣张。
1950年1月中旬，他们先拦劫宁平公路的商运汽车，抢掠行商骡马20余匹，后又伏击我军骆驼队，掠去33峰骆驼、2挺轻机枪、7支长枪及大量军用物资。之后，他们又抢走高崖粮库的小麦和面粉各万余斤、饲料45石、饲草6万余斤。平时他们在高崖、豫旺一带，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受害者达50～60户之多，致使附近百姓多弃家外逃，我区乡政权亦受到严重威胁。
张海禄在同心、海原一带纠集溃逃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占山为王。1950年3月，在我军清剿马绍武之后，他漏网逃窜于同心和固原交界一带，收拢马之残匪，并与海原惯匪李彦良、杨伯义合并，号称拥兵500，实为200余众，编为1个团，下辖8个队，张自任团长。他们活动于同心县西的黄谷川、南米沟等地，每到一地，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一插，胡说什么他们是“保回保教”的仁义军及共产党要“杀回灭教”，妄图挑拨民族关系，诬蔑我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此匪更为阴险的一着是，他们有时还假惺惺地将抢劫物资分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声称他们是专抢公家东西、不扰百姓的仁义军，以此迷惑群众，收买人心。他们强迫阿訇为他们造舆论，宣称抢公家东西无罪。由此可见，这是一股比马绍武更具有煽动性、欺骗性的政治土匪。
根据上述匪情，我们制定了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马、张二匪的方案，具体操作是先打马，后打张。
省委对剿匪工作十分重视。潘自力书记在听取我们汇报后指出：“军事清剿、政治争取与充分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乃是剿匪的根本方法。”他针对同心、海原、固原系回民聚居及匪徒披着宗教外衣活动的特点，特别指出要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谣言，作为充分发动群众及分化瓦解匪徒的政治争取工作的中心。他还引喻古代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要做艰苦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尽量争取多数，才能孤立和狠狠打击极少数反动匪徒，从而达到根绝匪患。
根据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指示，我和黄罗斌于1950年1月下旬来到灵武独立一师一团驻地，作好战前准备，选择时机，待命出发。
奔袭庙口 痛歼马匪
1月25日，我们侦察到马绍武一伙正在庙山集结，立即决定出其不意奔袭庙山匪巢，来个一锅端。次日晚，我们乘夜色从灵武出发，避开公路，绕东山根的荒芜山路连夜急行军，于27日拂晓赶到了豫旺地区，即隐蔽在山村休息，并封锁消息。我们用两个夜晚急行200余里，按时接近了庙山。
我们原计划从东、西、北三面包抄庙山，但因地形不熟，即在距庙山不远的王家团庄找了3个当地百姓做向导。不料，这3个人中，有两人是通匪的。他们带我们部队转来转去，结果3路人马都汇集到一个地点——庙山的西北方向，向导也溜走了。此时，天色微明，山上土匪发现我们后，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首先向我们攻击。
原来我们担心马匪立即逃窜，而今却负隅顽抗，正合我意。黄罗斌令炮兵立即摧毁马匪的指挥所，骑兵则迅速向庙山东南方向迂回堵截，一营和二营分两路向南、北两侧延伸包围。炮兵连里有个日本籍炮手，自告奋勇向黄师长说：“我保证3炮就端掉它！”黄笑着说：“别说3炮，就是10炮打掉它，我也给你记一大功！”说罢，轰！轰！轰！好准，果然3炮就摧毁了马匪指挥部。匪徙们顿时一窝蜂似的仓皇逃窜，我轻重机枪和冲锋枪扫向匪群。战斗3小时，共击毙匪徒30余，击伤20余人，活捉10余人。从俘虏中得知，匪首马绍武和中队长李成富被击伤潜逃，其残匪一部由马青云、李少俊带领逃向高崖西地区，一部由郝福祥带领逃向豫旺方向。为了不给马匪以喘息之机，我们立刻封锁了交通要道，并挨村逐户地进行搜捕。
匪首马绍武和中队长李成富受伤后，先逃到杨家湾的一个老乡家，后因我们步步紧逼，搜捕甚严，便经常变换隐藏地点，最后逃到了川口地区。我们整整追了七天七夜。寒冬腊月，山风刺骨，我追击部队三营连续蹚过10条小河，日行军100余里。部队为不暴露目标，在经过村寨时，往往夜间匍匐前进。腊月二十四，我们终于在川口地区的一个破窑洞里，活捉了匪首马绍武和李成富。接着，我们对两股残匪展开了全面的围剿和政治争取工作。2月中旬，我军在海原、盐池地区歼灭马青云股匪20余名，下旬，又在豫旺地区击毙了郝福祥等4人，政治争取了王彦福等100余人携枪投降。到3月上旬，同心地区的马绍武股匪已基本肃清，少数残匪投向海原的张海禄股匪。
瓮中捉鳖 一网打尽
张海禄是同心、海原、固原地区人多势大的一股政治土匪的首领。他任过马鸿逵部团长，懂军事，会指挥，且熟悉地形，尤其是会运用一些政治手腕迷惑和收买人心，比一般土匪更阴险。他收罗的匪徒亦多是一些反动军官和兵痞，能骑马善战，各自为战。这伙匪徒多以夜间活动为主，一夜可转移三四个地点，采用游击战与我军周旋。当我大军追歼时，他们便利用熟悉地形和骑马的长处，即迅速化整为零，分散潜伏，避而不战，伺机行事；若遇我军小股部队时，则迅即聚集，化零为整，全力袭击，或狡猾地采用弧形引退，诱我深入，然后两翼突然向我合围。面对这股狡猾的匪徒，我们决定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采取跟踪追击，包抄合围，不怕扑空，连续作战的方案。
6月12日黄昏，我们闻讯张匪率部正在西山窑抢劫乡政府，打死了黄乡长的胞弟。我们立即以骑兵、步兵4个连的兵力，分3路包剿。但张匪军早已转移，我们扑空。14日，我们侦察到张匪在黄谷川一带抢劫，立即以骑、步兵9个连的兵力分4路包剿，张匪又提前逃出了包围圈。我们虽然扑空两次，但却盯住了张匪的踪影。我独一师马参谋长带领骑、步兵4个连跟踪追击，从海原县的兴仁堡追到甘肃省的靖远、打拉池，后又返回到海原县，前后紧追八天八夜，行程千里，张匪终于逃回其老巢海原县黄谷川。
此时，匪徒们被追得精疲力竭，无处可逃。但是，在大批携械前来投降的匪徒中，唯独没有张匪。经我们个别教育，一个投降的班长向我们说：“张海禄就藏在附近的山上。”我们一连几天密集篦式搜山，始终未发现可疑之处。我们已把黄谷川封锁得如铁桶一般，张匪即使插翅也难飞出罗网！他一定潜藏在一个为外人所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一面加紧搜山，逐渐缩小包围圈，一面严密布哨，四处埋伏。一天，搜山部队发现一个背筐的小孩，神色不安地往山上爬，筐里有大约6个大锅盔（这是宁夏乡间一种面食），这引起战士们的警觉，便把小孩带到连部讯问。开始，小孩一口咬定是自己上山割草的干粮，后经我们反复启发教育，才承认是给土匪送的，并表示愿意带路。我们组织了一个排，由小孩带路直奔土匪隐蔽的山洞。
在一条长满齐腰深绿草的山沟里，小孩指着一个比井口稍大的山洞口说：“土匪就在里面！”我们随即向洞口喊话，叫他们出来投降，但喊了半天，却毫无动静，我们以为小孩撒谎或土匪已转移他处，便再次讯问小陔。小孩肯定地说土匪就在里面，并说这个山洞只有这一个洞口，再无别的出口；又说此时正是送干粮的时候，土匪绝不会走！于是，我们继续喊话，仍无回音。排长采用投石问路的方法，往洞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土匪误认我们进洞，便朝洞外开枪，排长乃下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要填洞，把你们闷死在里面！”一边喊话，一边往洞里铲土。土匪们只好先扔出武器，爬出洞，张海禄等8个匪徒被我们捉拿归案。
3月下旬到7月底，我们共活捉张海禄等大小匪首69名，击伤击毙匪首14人，俘获匪徒100余名，64名匪徒投降。在围剿张海禄的同时，我们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在高崖子东西两山搜捕散匪，先后清剿了李成富、李正富两股匪，击毙了另一匪首李文料。至此，宁夏南部山区的股匪全部剿灭。
在追剿匪首张海禄的日日夜夜里，战士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尽了千辛万苦。从兴仁堡追至甘肃的靖远县，夜行100余里，有的战士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地，便由两个战士架着继续行军；鞋磨破了，便光着脚走。走在大队前的尖刀小分队，担负着侦察和追踪任务，战士们连续七昼夜，穷追不舍，有的战士在夜行军时掉进两丈多深的山沟，仍不顾疼痛，爬上来再追。匪徒们被战士们追得狼狈不堪，扔掉了大皮袄和毡靴，但终究难逃法网，个个跪地求饶说：“你们解放军真行！我们逃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土匪是当不成了！”
三擒顽匪李成富
如前所述，我们曾在腊月二十四活捉了马绍武和李成富。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匪投降，体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我们把李成富释放了。但是，李成富毫无悔改之意，又纠集王彦福为匪，投奔张海禄，继续为非作歹。
在我军围剿匪首张海禄的战斗中，又从俘获李成富手下的4人之中，找到一个叫杨学宝的人，杨同李系同村人，经教育，杨供出李潜藏的秘密地点，我们再次活捉了李成富。李当时跪倒不起，拍胸对人发誓，表示从此永不为匪，重新做人，立功赎罪。为了教育，我们又再次释放，李仍上山为匪。群众对二次放李的行动，很不理解，认为我们太宽大了，放虎归山。部分群众产生了顾虑，有匪情也不敢再向我们汇报。鉴于李被释放后，第三次上山为匪的情况，我们认为只有再次抓到李匪严办，才能平民愤和解除群众的顾虑。否则，将造成我剿匪工作的被动局面。
李成富是马绍武、张海禄匪首的骨干，外号李大爪子。他第三次上山为匪，深知我们不会饶他。因此行动十分诡秘，我们多次根据密报突然搜扑，都扑空了。群众因害怕报复，也焦急地盼望部队尽快抓住李匪。我们在高崖镇召开了群众大会，李治洲师长和我在会上讲了话（黄罗斌调任军区副司令后，李治洲接任独立一师师长），反复宣传党的剿匪政策，代表部队向群众保证，3天内定捉拿李成富归案！
会后，我们一面抓紧搜捕，一面召开各种形式的调查以及谈心会，深入发动群众。第3天，仍未捉到李匪，我们心中有些着急。这天我正参加一个阿訇座谈会，一个叫金明好的阿訇突然从门外进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出来一下。”我走出会场，他说请我吃羊羔肉，一定要我去，说着就拉我走到没人的墙边，才郑重地告诉我：“李成富今晚在他的姘妇家过夜。”我得知这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会上讲？他说：“会上的那个区长是通匪的。”此时，我才明白李匪之所以消息灵通，原来是我们地方干部中混进了内奸。
回到指挥部，我们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搜捕方案，专门召开了一个让那个区长参加的捉拿李成富的会议，以迷惑李匪和内奸。
深夜，我们的精干小分队则由金阿訇带路直奔李匪的姘妇家。果然，我们没费吹灰之力捕获了李匪。当我们押着李匪返回马高崖镇驻地时，沿途群众指着李匪说：“是的，就是李成富！”跷起大拇指称赞我们说：“解放军说到做到，真是天兵神将，再狡猾的土匪也逃不出解放军的手心！”
因李匪作恶多端，死不悔改，群众一致要求公审处决。经上级批准，我们在高崖子召开了公审大会，远近群众踊跃参加，把露天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一些受害群众争先恐后地控诉李匪的罪行。最后，由马参谋长代表军事法庭宣判，当场枪毙了这个恶贯满盈的顽匪，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杀了李成富，震惊了其他匪徒，一些散匪再不敢潜藏，三三两两地向我军缴械投降。群众高兴地说：“过去，我们不敢报告情况，怕政府宽大释放土匪后，对我们报复。现在有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做主，我们什么也不怕！”
政策是党的生命
同心、海原、固原地区的匪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这些土匪打着“保回保教”的幌子，挑拨回汉矛盾和回民与党的关系，一些群众深受其害。剿匪初期，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报告匪情，有的甚至通匪、护匪。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进行普遍宣传和层层发动，即每到一地首先开好阿訇会、乡区干部会、群众会、土匪家属会。然后挨家逐户地谈心，反复宣传党的剿匪政策，揭穿土匪散布的各种蛊惑人心的谣言，表明我们为民除害，不剿尽土匪，决不收兵的决心，号召土匪坦白交代，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争取宽大处理。
在阿訇的座谈会上，我们反复交代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用具体事例批驳匪特的造谣、诬蔑，阿訇们从我军的行动中，也深感我们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一支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的为民做好事的队伍。有些阿訇在清真寺做“主麻”时（主麻意为聚礼，伊斯兰教定星期五为聚礼日），主动向回民群众宣讲：“弃民为匪是违犯伊斯兰教义的，真主是不允许的！穆斯林要安分守己。”还说：“当土匪是有罪的，你们之中如有亲人为匪，要赶快把他叫回来洗心革面……”回民对阿訇的话是尊重的，不少家属连夜给当土匪的亲人捎话，一些被威胁和受欺骗跟匪首跑的群众，纷纷回到家里，向我们表示从此洗手不干或主动向我们报告匪情。在豫旺，有位叫李正德的回族老乡，他主动报告他的儿子当了土匪，要求我军捉拿正法。有些过去与匪勾结的人，也主动说清问题，为我们提供剿匪线索。
办“俘训班”做土匪工作，是我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一个办法。当我们在庙山打完第一仗后，因我们对土匪习性不完全了解，在对待俘虏问题上，仍是按照过去战争年代对待国民党俘虏兵那样，除把首犯马绍武关押外，其余如李成富等匪徒俘虏后全部释放。结果，大部分还是上山继续为匪，群众极不满意。这使我们认识到土匪多数是一些作恶成性的流氓惯犯，不经过受训教育和办理一定的保释手续就匆忙释放，达不到分化瓦解匪徒的作用。于是，我们在第二阶段的剿匪斗争中，让被俘的土匪一律在俘训班受训，对他们进行政策教育和审查，令其交代自己的罪行，揭发匪情，交出隐瞒的武器，然后视其表现，经群众讨论同意后才予以释放。释放时，做到四保：即阿訇保、群众保、乡区干部保、家属保。如果是汉民土匪俘虏，则将阿訇保改为亲戚朋友保。这些做法，对我们后来的剿匪工作帮助不小。因为被俘土匪熟悉土匪内部的暗语和活动规律，如我们捉拿张海禄和第二次抓住李成富，都是他们提供的线索。
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坚持为群众做好事，这也是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每到一处，都请阿訇介绍当地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所到之处明确严令：一律不准吃猪肉，吃牛羊肉时一定要请阿訇宰杀；吃水一定要由回民群众帮助我们安排，不准随意使用回民群众的水井，在高崖子地区，终年干旱少雨，群众也只饮苦涩的窖水。我们想办法为群众找甜水。还是那位日本籍的炮手懂点水文知识，经他指点打出的一眼井，果然是甜水井。后来，我们又为回民群众打了一眼甜水井。有些回民群众的窑洞已多年失修，破陋不堪，难以再住，我们就让出自己新打的窑洞给群众。农忙时，我们帮助群众收割、打场；平时，帮助孤寡老人磨面、挑水、砍柴，并给群众治病。日久见人心，群众十分感激。
正是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才在8个月的时间里，基本肃清了宁夏南部山区的二十几股土匪，处决了马绍武、张海禄等罪大恶极的匪首，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摘自《宁夏党史通讯》总第二十九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