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啊，在诗人的心里——怀念李季同志
刘山
一九八○年暮春，听到李季同志遽然逝世的消息，我不胜悲痛。李季同志未完成的遗著《三边在哪里》这支没唱完的歌，声声句句都牵动着三边人的心弦啊！三边人怀念自己的亲人、战友和诗人李季。
我和李季同志是在《三边报》共同工作时，建立的战斗友谊。他年长于我，我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政治上我得到他的帮助，在写作上曾受到他的熏陶和指点。三边分别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偶然相遇，倾心交谈。他语重情长的劝勉，则经常回响在我的耳边。此生有幸，一九七四年秋天，在北京我们得以又一次相遇。那是在李季的家里，小为同志给我们包饺子，要我们帮忙，我们笨手笨脚插不上手。那时候还是“四人帮”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的时候，李季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明枪暗箭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但是他仍同过去一样，还是那么坚定乐观，爽朗健谈，本来我是憋了一肚子为他抱不平的闷气去看他的，看到他仍然那么乐观，我的闷气似乎也烟消云散了。他告诉我，他正在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可报告写去了好久，还不见回音。他见我用疑虑的眼光看着他，就接着说：“等着吧，看他们何时回答。”我问他：“现在干什么呢？”他说：“在想咱们的故乡。”我真感到惊奇，心想：他离开三边这么久了，还想三边，他和三边的情感那么深呀！那时，他正在构思着《石油大哥》。他问起我后半生的打算后说：“我知道你的性格，我们不是想做官，而是想搞点事业，你也是半百之年了，我总希望你练练笔，把年轻时的一股劲提起来……写点东西，给后代留一点纪念吧！曾记得一九五四年我们在银川相遇，那时我就提醒过你。当时我羡慕你担任的那个工作，能及时听到上边的精神，又能听到群众的呼声，还可以随时深入到基层。”他的话情真意切，我们一直谈到夜深人静，才依依不舍地分别了。谁曾想到这竟是永别。
回三边 忆战友
一道道流水，一架架山；
穿山过河，回到三边。
去年秋天，我回了一次抚育我们成长的三边。驱车至三边首府——定边县城。刚好中午，我一口气跑到曾和李季一起工作过的地方。当年的小土坯房和院落依稀可辨，我望着当年旧居，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就在这土坯房里我们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啊。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心情却很愉快，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我们总是谈笑风生，欢欢乐乐的，有时说起亲自动手、丰衣足食的边区生活，有时就各自介绍随军采访的耳闻目击。记得一次我向李季哼了一首民歌：
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
年种年收水浇田，穷人缺吃又少穿，
不能怨老天。……
李季听了后，便向我们说起蒋管区人民的生活。他是河南人，他的家乡有三灾：兵灾（抓壮丁）、煌灾（指蒋军头目××煌）、虫灾。真是天灾人祸闹得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说起还留在家乡受苦受难的爹娘时，眼睛湿润了，声音也喑哑了，大家顿时默默无言，心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信念更坚定。后来，我们把话题转向未来的新中国，李季的话匣子又打开了，兴趣越谈越浓。我们几个人只有他坐过火车，他比画着火车的样子，学着火车开动的声音，热闹极了。那时，我们这些秃小子（陕北人对年轻人的爱称）都没有对象，不知是谁插上去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先给李季娶个新娘子，大家都去闹闹洞房，热闹热闹。”一说这号事，李季就像个大姑娘似的，坐不住了，嘴里哼着“啦啦啦……”独自回到他那间小茅屋去了。
一九四四年左右，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上大包围，经济上大封锁，想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我们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种地。三边有山，有川，有草原，还有特产。这儿没棉花，我们纺羊毛线，织细呢子。我们有盐湖打盐，还挖甘草。食盐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我们除了供给边区军民，还运往蒋管区，供给那里的人民。王震将军从华北回到陕北，率领部队和我们一起打盐生产；还有诗人艾青、木刻家古元也投入三边火热的斗争生活里。艾青还把三边比喻为苏联的乌克兰。
李季和三边的深厚感情笔墨难以形容，他爱三边的大地，更爱三边的人；爱三边的语言，更爱三边的风俗和人情。三边是诗的人群、诗的海，说话中间有诗来，记得他顺口而出地唱过两句信天游：
生在河南，三边扎下根，
三边人和我是亲弟兄。
他喜欢吃三边的羊肉汤荞面饸饹，他喜欢三边人纯朴的精神境界，他手里经常拿着小本本，记着民歌，对民间的歇后语也很喜欢。
李季和我们一起经常唱一首民歌：
甘草根儿甜又甜，三边是咱的好家园；
甘草根儿深又深，三边人和咱心连心。
李季年轻时就是对歌的能手，三边人纯朴、憨厚，生活中善歌，歌儿成了他们社会交往的手段。一次我们到了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人困口渴，我们歇在一丛柳树成荫的小道旁，不一会儿从柳树丛中走出一位年轻而又苗条的姑娘，李季对她轻轻嘁了声：“噢，请你给我们一点水喝。”那姑娘含笑地朝我们斜了一眼，头仰得高高，像是没有听见我们的声音，向家慢慢走去，口里唱出了清脆的信天游：
秃小子见人不礼貌，不称姑姑或嫂嫂，
清水泼地也不给你喝。
我还没听清她唱的什么，李季当即回歌一首：
百灵鸟叫声多好听，好像泉水到口中，
啊！原来咱们是好亲亲。
那姑娘听后，头也没有回就跑到窑洞。我当时开玩笑说：河南蛋耳朵比狗还灵，看，你当了“黄先生”（讨个没趣儿）。他不以为然地向我笑了一笑。不一会儿，那姑娘脸上泛着含羞的红晕，将一小盆清水递给李季。事后我想李季多调皮啊，头脑反应那么快。这是他吃透了三边人感情的一种表现。
当年评长诗
李季在一九四四年前后已成了一个出口成章、提笔成文的作家了。他当时著有《卜掌村演义》《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等著作，这些作品在三边有很大影响。一九四五年，我们在一起办《三边报》，当时陕北处于一个相对和平时期，李季除了办报，每晚读书写稿到深夜。我记得他的布挂包里经常装着两本书《贵族之家》《猎人日记》。他一有空就读啊读啊，读得那么认真。那时书籍奇缺，因为我是当地人，我给他找到了《唐诗三百首》《白香山词谱》《水浒》等，他如获至宝，认真研读。除了苦读，练笔是他写作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天，李季递给我一厚摞诗稿。啊，原来是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我和另一位同志一口气读完。写得多么美啊！三边人看了三边的事，三边的语言写成了诗！诗稿在大家手里争相传阅，紧接着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王贵纯朴勇敢，香香坚贞不屈，真是一对人间的天仙配！”“李季想讨个老婆，她的模样就是香香。”“对，王贵的形象有些地方像李季。”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休。这时有人提醒说：李季要征求意见，咱就发表点评论吧。有的同志说：长诗以陕北民歌的形式，写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反映了陕北人民斗争的现实，表达了陕北人民革命到底的决心。有的同志说，长诗是李季爱三边土地，爱三边人民的诚挚感情的流露。有人接着说：长诗吸取了民间语言的精华，为民间语言的应用做出了样子。李季的诗在新诗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把陕北民歌这块璞玉，刻成了不朽的艺术珍品，使黄土高原的明珠大放异彩。
长诗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前，我们在《三边报》上用“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为题发表过。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我看见不少区乡干部肩上的小挂包里装的除了日常用的东西外，还带着一卷卷《三边报》。我问：“你们带这些废报干什么？”他们笑着说：“报上登有王贵与李香香。看它给我们增添力量。”
长诗在《三边报》发表后，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不久，李季把长诗寄到《解放日报》，但原稿又被退回了，理由是“不大令人信服”。过了些天，《解放日报》派来了一位特派记者刘漠冰，他风尘仆仆刚刚落脚，我们就把长诗的问题告诉了他，他认真地读了长诗以后说：“这样的好诗为什么不能发表？长诗可与‘板话’媲美（指赵树理同志的《李有才板话》）。”过了几天，刘漠冰同志写了一封信连长诗一并寄往延安。很快，长诗便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目由《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改成了《王贵与李香香》。
不久，陆定一同志写了一篇短文《我读了一首诗》，对长诗评价很好。他把我们的青年诗人李季与当时在蒋管区的知名诗人马凡陀并论，还说：“蒋管区有那样一位诗人，我们现在也有了。”过了几天，寄来了稿费，我们在县城鼓楼东的小饭馆里美餐了一顿，庆祝长诗的发表。
战斗的《三边报》
为了进一步动员人民，团结人民，激励人民，打击敌人，三边地委创办了《三边报》。它的创办，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保障边区人民的安全，建设三边地区，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办报过程中，我们的条件很差，只有一部石印机，纸张不足，人员奇缺。李季同志在党委领导下，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了报纸的出版。李季还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家领着一个编辑主编报纸（有时还外出采访），一度我是唯一的采访人员，还有两位同志搞缮写（写石印报），两位工人搞印刷，就这样组成了《三边报》报社。李季对同志们生活非常关心，要求相当严格。他说：“我们记者不管到哪里采访，都要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兵，万万不能脱离群众。”还说：“陕北基层干部文化比较低，交通不方便，我们记者到那里不光是采访，还要帮助他们做些工作。如上党课、作时事报告等，情况允许时帮助他们写点东西，使我们不仅是一名记者，也是社会活动家和出色的宣传鼓动员……”他倡导的这种作风我们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初期。
《三边报》是一个分区小报，版面小，李季同志经常要求我们不管是写新闻报道，还是通讯，都要文字简练，深入浅出，切忌生涩的句子，做到通俗化、地方化，还要生动、活泼。
《三边报》不但受到群众和干部的喜爱，还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赞扬。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从定边去到山区打游击。李季留守，派我到重要地区靖边县去采访，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这时，正是敌人几万大军向我三边地区“清剿”，在三边人民的掩护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只领着数量很少的部队与敌人周旋。一天，我刚刚从被敌人糟蹋过的杜家峁村赶回区政府所在地小河村，毛主席、周副主席，还有任弼时、胡乔木等同志来了。区委书记忙着送水，毛主席向我们询问敌人的暴行。我们汇报了杜家峁村受害的情景，周副主席说：“你们统计一下，看看小村的人民受了多大损失，要向人民控诉敌人的罪行。”说了后，毛主席问我：“你在哪个单位？”我说：“《三边报》”。他说：“你们报办得很好，就是最近没有看到。”我听了很惊奇，主席这么忙还看我们的小报！我连忙回答：“家里刚寄来几份。”我回到窑洞取了《三边报》交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同志们。”周副主席说：“《三边报》以后经常给我们好吗？”我激动地说：“一定。”这件事，我很快地告诉李季。从此《三边报》一直寄到党中央进北京的前夕。
李季是出色的诗人，也是办报的能手。他把《三边报》办成了战斗的诗的报，从《王贵与李香香》发表起，新闻报道中时常有信天游式的民间诗出现。李季的诗，影响着喜爱民间诗的区乡干部和年轻的文艺爱好者，鼓舞着战火纷飞年代里的人民和战士。我们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受他的影响就更深了，几乎每个人的小本上都记有民歌，每个人都能顺口哼几首民歌。李季是一颗诗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三边的土地上。
正当我们三边人的亲人、子弟、诗人为三边人民挥洒汗水的时候，中央出于长远打算，把李季从群山的环抱，洛水长流的古镇——吴起镇调回延安。别后，我再也没有找到和李季同志朝夕相处的机会。
近40年过去了，回忆往事，恍如隔世。李季同志，我的兄长、战友、良师！我们杰出的诗人！让我借此小文，略抒对你无限怀念和不尽的哀悼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