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死后，张东荪曾试图撮合梁启超与孙文两大党派。如果这两个广东人具有足够的胸襟与器识，抛弃狭隘的党见，令进步党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发挥两党互相监督、制衡、竞争的良性作用，把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建立起来，确立坚实的民治基础，此为千载一时之机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企图推行两党制，可惜，政客们各有各的算盘，一段大好姻缘，失之交臂。
梁启超一直谋求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如果可能的话，这是最直截了当、事半功倍的方法，他试过袁世凯、试过黎元洪、试过段祺瑞，甚至试过张勋，但都一一失败。他的“政党政治”，框架虽然搭起来了，但胚胎早已受到污染，不可能产生他所期待的“健全之大党”。事实证明，康有为说得倒也没有大错，中国的政党确实是朋党，一旦结党，必然营私。梁启超悲哀地说：
政治运动，在今日之中国，确为一极可厌恶之一名词。其故盖由前此吾国人以政治运动自命者，全不解政治运动为何物，辄假此名以营其私。一般之人，亦误认所谓政治运动者果如是如是，则群视为社会之蟊贼。而稍自爱者皆避之若浼，亦何足怪？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梁任公近著》（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23年版。
后来新青年同人也以“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为戒约，反映了知识界对“政治”的厌恶心理。人才内阁倒台后，梁启超一度想脱离政治。但他的脱离，并非不谈政治，而是脱离体制，在体制之外，推动国家的政治建设。他觉得在体制内已找不到建立宪法基础的力量了，只能转向社会，从国民中去寻找。他从一个政党政治的倡导者，开始转向不党主义；从寄望于引导当权者向善，转向寄望于促进国民觉悟，推动国民参政，扩大民治，监督官僚，以市民社会的自治力，制衡国家权力。
梁启超说：“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的积极拥护——至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他认为，民国以来，国民的政治自觉，已一日比一日鲜明，一日比一日扩大了。这种自觉表现在：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任公近著》（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23年版。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固然是不错的，但什么叫“管”？怎么“管”？却是一件极复杂的事情，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就基本完成了。
实际上，早在袁世凯称帝前夜，已有一批早醒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国家强于社会，是共和失败的原因。独裁专制是革命之母。只有建立成熟的市民社会，才能一方面防止专制独裁，另一方面也防止革命的发生，为共和宪政创造稳定的基础。
张东荪就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人。他认为，“必政治与社会分厘，使政治之干涉范围愈小，则社会之活动范围愈大。于是社会以自由竞争而得自然发展也。”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第1卷第7号，1915年2月15日。国家不能侵犯私的领域，无论经济、教会、地方事务，抑或道德、学术、技艺、信仰等等。社会有社会的自律性，维持公善，创立社会势力之间的竞争与监督制度，缩小官治，扩大民治，防止一种势力独占国家权力。在市民自治的前提下，实行代议制和联邦制。
在1915年，张东荪就鲜明地提出了“扑灭官僚政治”的主张。实现人民自治，以议代政；以立法、司法来拘束行政而驱入正轨。“一方以人民自亲政事，是为自治；一方复取代表主义之精神，为之监督。有健全之舆论，以导于前；有充实之司法以救于后。民志既宣，民权亦固；有竞争而不相残，有调剂而无虞诈；凡为一事，必能充情尽量，使社会得其福，国家蒙其利。”张东荪《行政与政治》。《甲寅》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10日。统治者往往只看到市民社会限制了国家权力的一面，却看不到市民社会有防止革命发生的另一面。或者说，他们宁愿革命明天发生，也不愿意他们的权力在今天受到丝毫限制。
研究系虽然喊破喉咙，把“惟民主义”、“小群主义”、“贤人政治”、“市民自治”、“联邦制”说得天花乱坠，终究是“以其昭昭，使其昏昏”。护国战争鸣金收兵后，旧国会恢复。梁启超为了实践不党主义，宣布取消进步党名称，化党为派。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后来与汤化龙、刘崇佑的“宪法案研究会”合并，形成了民初政坛上有名的“无形之党”——研究系。
“泥菩萨”黎元洪继任总统，新一任内阁成立，由军人段祺瑞首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段祺瑞力主中国参战，黎元洪则反对之。府院矛盾，演化为激烈的冲突。1917年5月，北京发生督军团大闹国会事件，黎元洪被迫退位，国会解散。7月再发生张勋复辟帝制事件。
梁启超再次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就在张勋复辟的第二天，梁启超就率研究系同人，赶到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的大营中，参加反复辟之役。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战场上见了。袁世凯复辟时，梁启超站在共和立场反袁，康有为站在大清立场反袁。出发点虽不一致，但总算有共同的目标。而张勋复辟时，好为帝王师的康有为积极下海，被“皇上”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师徒俩便汉贼不两立了。
梁启超发表通电指：“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大公报》1917年7月3日。直斥乃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有人问他：“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正色作答：“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经堂《康有为与梁启超》。《古今月刊》创刊号，1942年3月。康有为听了，悲愤夹着无奈，只好作圣人之叹：“‘回也非助我者也。’这句书，我今日才到底明白了。”
北京政局一团混乱。孙文乘机号召西南各省，起兵捍卫民初约法，讨伐民国叛徒。7月8日，孙文乘坐兵舰，由上海赴粤。7月22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宣布海军自主，率领舰队南下广东。8月25日，民元国会部分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文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9月，军政府在广州开张大吉，宣告护法。从此，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南北战争于焉打响。
12月2日，孙文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率二十营粤军攻打皖系军阀的地盘福建。1918年1月26日，粤军开赴潮汕地区。2月，陈炯明就任惠潮梅军务督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