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他：“你已亡命十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言下之意，反对袁世凯的结果，只有再次亡命。梁启超大笑回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合集》（三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
9月3日，这篇力可扛百斛大鼎的雄文，终于刊登在上海《大中华》月刊，《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梁启超对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作出尖锐批评。
［梁启超写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从前在君主国体下，他反对共和；如今在共和国体下，他反对帝制，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国体乃天下重器，可静而不可动，岂可反复尝试，废置如下棋？他宣称，共和与非共和，是国体问题；立宪与非立宪，是政体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变更政体是进化现象，变更国体则是革命现象。梁启超“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他鞭辟入里地指出：
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局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及中外大小独立官署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人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元首能以身作则，视《新约法》为神圣，率群僚凛奉之，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遁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三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
文章一出，洛阳纸贵，市场上卖断了货。购不到报纸，又急于一睹为快的人，只好纷纷辗转抄读。梁启超写得痛快淋漓，人们读得如醉如狂，三月不知肉味。当时《亚细亚报》悬赏三千大元，征文反驳梁启超，但重赏之下，竟无勇夫。
梁启超为什么反对革命呢？因为他担心革命会成为一种惯性，纵观中外历史，无论哪个国家，既经一度革命，就会有二度三度的革命相寻相续。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必然会有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接踵而来一样。这已成为历史上普遍的规律。梁启超提醒国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把一切推倒重来的革命，而是循序渐进的改良。
然而，这时复辟之势，浊浪滔滔，决堤泛滥，已几近失控，别说梁启超一篇文章不能回狂澜于既倒，就算袁世凯真想打退堂鼓，但到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际，亦难矣哉。在复辟的路上，袁氏被一股潮流推动着，已愈走愈远，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只好踩着西瓜皮往前滑，滑到哪算哪了。
1915年10月10日，总统下令取消国庆日所有庆祝活动。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问题的投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制。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民国为洪宪元年。
既然改变国体的“革命”不刹车，那么，反对改变国体的“革命”，也就无可避免了。梁启超暂时收起他的“批判武器”，联络各方反袁势力，开始“武器的批判”了。
护国元勋蔡锷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和湖南支部长，后来以军人不隶党籍，退了党。时任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当帝制愈闹愈凶时，梁启超在暗中策动蔡锷倒袁，承担起护国责任。梁、蔡二人，几乎每周都在天津秘密见面，蔡锷后来回忆：“当去岁（1915年）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咨受大计。”蔡锷《盾鼻集·序》。《饮冰室合集》（三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可见梁启超对蔡锷的反袁，有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袁世凯春睡未醒，梁启超、蔡锷的催命符已经到了。11月18日，蔡锷根据与老师商定的计划，以赴日养病为名，逃离北京，辗转东京、河内，抵达昆明，云南将军唐继尧早已虚位以待。12月25日，渔阳鼙鼓动地来，云南霹雳一声独立，蔡锷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拉开了“讨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离京后，梁启超也逃往上海，在静安寺暂住，准备南下两广，策动反袁，与云南遥相呼应。传诵一时的《云南檄告全国文》，乃梁启超倚马草檄之作，文中提出护国军四点政治纲领：一、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
当时围绕在梁启超身边，预闻机密的，还有一批年轻的文化精英，包括蓝公武、张东荪、吴贯因、黄炎培等人，都是仰慕梁任公的大名，甘愿鞍马相随的。张东荪是清末官派留日学生，担任过孙文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热衷研究哲学，从佛教到西方哲学，无不涉猎，可以从一只黑猫联想到宇宙的过去未来。正如大儒王国维所说，“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张东荪也投身政治，在《庸言报》、《甲寅》、《中华杂志》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这是他第一次与梁启超相见，两人一见倾心，大有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感觉。
梁启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护国军筹措财政，指导方略，制造舆论，推动各方响应，上海俨然成为反袁的指挥中心。1916年3月，梁启超南下广西，指导两广反袁，张东荪继续在上海，居中联络。
其后，贵州、广东、广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宣布独立，不数月间，四方瓦解，中枢动摇。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讨袁护国浪潮，袁世凯绝望了，从精神到体力，都彻底垮了下来。他的一生，办了新军办新政、办了共和办帝制，就像老鼠钻进牛角，路愈走愈窄。1916年3月22日，袁氏被迫取消帝制。在折腾了83天之后，吹灯拔蜡踹锅台，6月6日“崩殂”了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