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仅应该具有爱国心，而且更应该具有自觉心，爱国不是闭着眼睛瞎爱的，什么“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啦，“国家再坏也是自己的国家”啦。这全是鬼话！陈独秀大喝一声，这个国家值不值得你爱，要用自觉心去观察、判断！
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与他的宿敌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人们常把“忠君爱国”说成是儒家的主张，其实孔子的爱国观念十分淡薄，他周游鲁、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也没对哪一国特别热爱，“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陈独秀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由他说出来，大概与“请西岐灭掉朝歌”的意思差不多。国家的意义，本在于保障国民的权利与幸福，如果它做不到，你还要爱它，就是“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
由于国家萎靡不振，类似的主张，在文化精英中，颇为流行，胡适就是其中一人，他在1918年曾写一诗，沉痛呼喊：“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这国如何爱得？……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起死！回来！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胡适《你莫忘记》。《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15日。他有一句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引用的座右铭：“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故。”
这些年轻人从憎恨这个国家，进而憎恨这个国家的文化，憎恨这个国家的国民。从希望亡国，甚至到了希望灭种。后来成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经在日本学医学，1906年转为学文，他曾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说的“病死”，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是从医生的角度去说的，能不令人心寒？从他们的偏激言辞，可以看出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对中国人的失望与怨愤，到了何等深切的程度。
人们称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世界主义者，在那个年代，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主义、那主义，其实都连着一条总根，就像自卑与狂妄，都是同一种心理原因，叫嚷“犯大汉者，虽远必诛”嗓门最大的，通常是最没有民族自信心的人。
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主义往往是对破损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种补偿。陈独秀内心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热血愈沸腾，他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主义就愈强烈。因此，“世界公民”摇身一变，在1915年宣称“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11月10日，《爱国心与自觉心》以“独秀”笔名，在《甲寅》上发表了。章士钊相信，陈独秀这些话，是“正言若反”，对国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诚如胡适所言：“今日思想闭塞，非有‘洪水猛兽’之言，不能收振聩发聋之功。”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然此文一出，读者哗然。义愤填膺的批评、责难、咒骂信件，冰雹似地飞到《甲寅》编辑部，直叱陈独秀“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章士钊扬着手里十几封读者来信，向陈独秀连呼：“扰祸了！扰祸了！”他劝陈独秀写篇文章自辩，但陈氏冷笑一声，屹然不为动。
没过几天，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被报纸揭发出来。所谓“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山东问题，把胶州湾和胶济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给日本，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山东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等；第二号东北问题，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奉安两铁路租借权99年，日本在南满、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采矿权，延长吉长铁路管理经营权；第三号，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概归日本独占开采和经营；第四号，日本独占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警察，合办兵工厂，取得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铁路建筑权，划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等。凡此种种，无非是把历史上由列强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归于日本而已。
这是中国亡国灭种的先声，举国上下，风云变色，民族情绪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奔走呼号，痛哭流涕，呼吁政府对日断然拒绝，以保国家一线垂尽的气脉。黄兴等革命者亦号召“暂停革命，一致对外”。***在日本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提出要“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5月9日，袁世凯竟正式承认“二十一条”。
“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此时此刻，重读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章士钊叹服陈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甚至连一向支持政府的梁启超，这时也痛心疾首地写文章说：“大抵爱国之义，本为人人所不学而知，不虑而能。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譬诸人孰不爱其身，而当颠连困横疾痛惨怛之既极，则有祈速死者。”梁启超《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
蔡元培在法国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立即和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等寄迹海外的安那其主义者密商，成立以暴力为武器的“御侮会”，要求会员须“了解并自备适当之武器，如匕首、炸弹、手枪、毒物等”，“见敌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有华人助敌而侮我同胞者，诛之”。同时还要求会员不买日货、不乘日船，不租屋给日人、不售地产给日人，不与日本银行交易，不服役于日本人。《华人御侮会》。《蔡元培全集》（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十一条”再一次把民族主义推向高潮。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几乎贯穿着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中国最终放弃了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转向走苏俄的革命道路，民族主义起了极大的作用。
许多原来痛骂陈独秀的人，现在都改口痛骂政府了。但这时***仍然觉得应体谅政府的苦衷，他语重心长地说：“对于政府，诚不愿加以厚责，但望政府之对于国民，亦勿庸其欺饰。盖时至今日，国亡家破，已迫眉睫，相谋救死之不遑，更何忍互为诿过，互相归咎，后此救亡之至计，端视政府与国民之协力。”***《国民之薪胆》。《***全集》（一），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但现实是，朝野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因为外患而消弭，反而愈趋严重，所谓“政府与国民之协力”，完全是对牛弹琴。***的一位朋友到北京转了一圈之后，伤感地说：“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均如吾侪悬想之所能及，更无可言。吾侪小民，侈言爱国，诚为多事。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这番感慨，令***思绪如涛，不久又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既为陈独秀辩护，亦希望激起国人的斗志。
***说：“我需国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则国家者，方为可爱。设与背驰，爱将何起？必欲爱之，非愚则妄。”这是附和陈独秀之说，随后辞锋一转说：“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晚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
其实，陈独秀不过是激于“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怒，对国家、民族发出哀叹而已，何尝真的是“绝望自灭”呢？这年头，不把话说绝一点，说狠一点，唤不醒那些昏睡的人。陈独秀不学屈子怀沙自沉，也不学老子骑牛而逝，当***的文章在《甲寅》发表时，这位“愤怒中年”，已“乘桴浮于海”，返回上海，直奔他深恶痛绝的祖国，要对中国的黑暗境遇，作出一个公民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