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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 第五十九章 复课


  别说,陈德元放出的消息还真挺靠谱,复课开学的事很快就成为了真正的事实。

  1967年10月14日,成为了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国家中委、军委、******与当时当权的“革命”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此前一年有余,因为“十年运动”的爆发,所有学校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而在这个通知发布以后,除了高考制度尚未恢复,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都陆续回到了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应该说,对于洪衍武能够上学这件事,家人和邻居们,那完全可以用“翘首以盼”来形容。无人不希望这小子能在学校改变性情,学会一些做人的道理。

  只不过,大家的这种期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这个时候是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时期,所以实际上,学校已经变得和大多数人想象中不太一样了。

  首先要知道,这次复课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把整天在社会上“打漂儿”的那些孩子收拢回来。

  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上有许多狗屁倒灶的事儿,都是由这帮“浪在社会上”的孩子们惹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治安情况。若再不加以整顿,恐怕还会越演越烈。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孩子们不安分。人一闲着,自然就要“生簧”。(土话,生事,惹是生非的意思。)像这些精力最为旺盛的半大小子,又哪儿能踏实在家呆着?家里待不住,可不得奔大街野跑撒欢儿,滋点儿事儿,寻找点儿刺激吗?

  所幸停课的时间尚短,这帮孩子们也还没彻底“挣断缰绳”,因此在学校和家长的共同要求和监督下,大多数的孩子还是按时回到了学校。

  不过,由于这时候文化已经不值钱了,孩子们归校之后,学校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走错误的“白专路线”(白专是特殊时期的特定名词,专指只知道埋头钻研业务和学业,但不重视政治学习的行为),所以上边就提出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于是乎,上学在当时主要任务就变成“闹革命”了。

  既然是“闹革命”,上学也就不是发愁的事儿了。您即便是几门功课不及格的“蹲班生”,也照样能接荐儿把这学给上喽。大拨儿轰嘛,根本就没考试这一说。因为来上学,学的不是文化,而是如何“革命”。

  总的来说,京城所有中小学校的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

  原教材因为被指责为“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全部废弃不用了。当局匆忙印制了一批临时的紧贴现实政治的教材。不过,在当时全国学校极力压缩学习时间的普遍情况下,即使是这些简了又简的教材,仍然没有在规范的课时内确保完成,彻底显示出了“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而经此一变,学校已经不可能守得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除了简单认认字,平日里学生们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开会、听广播、念大字报、出黑板报,有时还要根据社会形势参观展览、拉练、学工、学农。如此自可以想象的到,这一代学生的文化水平究竟如何了。

  若干年后,当有人评论这时期的学生时,还有人说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同时在学校里也是最能闹腾的。但这些人恰恰忘了一点,这些孩子们当年原本响应的就是“闹革命”的号召。

  “闹革命”嘛。您说,这还能不闹吗?

  除了以上这一条,学校里最大的变化还有师生关系。在这个年头,学生们可一点不怕老师。

  因为尽管停课期间的抄检、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带来的喧闹劲儿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减弱。

  具体而言,就体现在每所学校都正在进行的斗、批、改上。

  为了完成教学改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打倒了,而学校的行政机构则由革委会暂时代言,专待“军宣队”和“工宣队”入驻学校进行权力移交。

  说到这儿已经很清楚了,连校长都被打倒了,您想老师还能说上话吗?

  实际上,当时知识分子地位已经变得极低。按“地富反坏右”的顺序排,教师属知识分子,排到了第九位,俗称“老九”,前边还要加上个“臭”字。

  再加上当时正清理阶级队伍。家庭出身有点砟儿的老师,一个个儿都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可以说过着极其狼狈不堪的日子。

  因为哪怕你今儿个还在学生面前当老师,明儿个也许就被揪出来了。而这一揪出来,也就等于从革命队伍中给“清理”出去了。

  还老师?也就老九吧。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您想,谁还能有心思好好教书呀?所谓老师,每天也无非是尽力同学生敷衍周旋,得过且过罢了。不夸张地说,就是把所有学校都加起来,在这个时期,能镇得住学生的老师也没几个。

  而指望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来对洪衍武的“灵魂”进行重新塑造,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太不现实了。

  反正不管您信不信,当时大多数学校的真实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并且,要是拿复课后的学校和以前相比,同时还有几个怪有意思的特殊现象,也不妨在此说上一说。

  一是无论中小学,都是两个年龄段的新生一起入学。这恐怕在近代教育史上,自打有了学堂学校以后,还是头一遭儿。

  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此后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而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则同时升入中学,后来他们又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

  二是当时的学校在管理上,实行的都是准军事化管理。

  具体措施是,以前的三好学生改叫五好战士。学生一律按连排分班。而学校呢,编制是一个“团”。所以,这个时期的学生,毕业后,同届的校友见了面,从不问你是哪个班的,而是问你是几连几排的。知道的,是在念叨学校的事儿,不知道的,还以为都是当兵的呢。

  三是当时中小学招废除了各类等级界限,在招收新生上统一采取了就近入学,混合招生的政策。

  在“运动”之前,京城的中小学还存在着市重点、区重点、子弟学校或是普通学校的分别,中学甚至还有男、女、混合之分。但在“复课”之后,像这样的等级全都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了。哪个学校招哪片儿的学生,都按胡同儿按地区划好了片儿。当时的中小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都成了按片就近分配入学。

  同样的,也正是因为这一条,洪衍武和陈力泉都被“就近”到了离家不远的半步桥小学就读。

  半步桥小学地处白纸坊东街北面,西临万寿公园,由于对面就是半步桥胡同口,因此得名。

  学校规模并不大,绿色的铁皮大门面向正南。

  进去后迎面先是一个影壁,上面是红底白字的手书,警示着伟大领袖的谆谆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影壁下面还有个白色水泥筑造的圆形花池,上面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鲜花。

  这种模式可以说几乎是当时所有小学的标准门面,还算过得去。但只要绕过这张“脸”去,一下便能看到后面不那么体面的简易教学楼,和一个同样很简陋的黄土地操场。

  而从这些“硬件”便可以判定,这是一家随处简陋、配置不全,也最为普通的平民子弟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