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2011年
如果你要凝望，你必须凝望至灵魂最深处。
（If you gaze， you must gaze into the soul.）
——柏拉图
不知在哪一次采访旅途上，有人这样向我说：“革命是一种乡愁。”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伊斯兰开罗地区一个古老的艺术中心，观赏了一场苏菲派音乐舞蹈。
表演者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头上顶着高帽，身穿白色及地的裙子，有时候是彩色的，背后是一队乐团，一男子站在舞台楼上一房间孤独地唱歌，舞者随着音乐与歌曲起舞，一手向地，另一手向天，然后转呀转。
这个舞姿也有一番故事。一手向地，寓意毋忘世上的苦难，以及自己在地上的责任；一手向天，则是呼唤真神，垂求怜顾。不断地转呀转，是希望可以返回真神的身边，重修断了的关系。
此时，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其中一章的标题为“呼愁”，觉得中文翻译很有诗意，而作者所指的是土耳其人对过去光辉历史之无法挽回，遂产生一种集体的忧伤，一种心灵深处的失落感。
原来这词来自伊斯兰的苏菲派。苏菲派信徒那个旋转的姿势，就是一种“呼愁”。人生无法完美，就是灵魂深处那一度裂痕，如断了线的风筝，无所依归，如何能填补这个“隙”？
革命是一种乡愁？我可以从“呼愁”领悟到它的含义吗？如果失落的伊甸园被视为原乡，乃是人类朝思暮想的归宿，人们便得闹起革命来，企图一步一步靠近乌托之邦，寻回心中的所依，填补心灵那个“隙”，或许吧！
世事变化万千。想不到2011年的春天，我有机会重临阿拉伯地区，但它已是不一样的世界了，一场阿拉伯革命牵动全球神经，从北非的突尼斯开始，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就在此时此刻此地？
有趣的是，这场起义行动有其独特性，也有其全球色彩。接着与阿拉伯一样受经济冲击的“欧猪四国”等地中海国家，亦同样由经济到政治层面，激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质疑自己国家的代议政制，哪里出了错？
紧随的是美国纽约华尔街被群众占领，他们的诉求可能比阿拉伯人更革命，从反独裁到挑战美国之国本——美式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最准确一点，就是自冷战结束后，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变种：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1]。
新自由主义就像一个巨大的海浪，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首先冲击了拉丁美洲。在新世纪之初，该地区人民终于再来一次起义，以民主手段掀出“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其后是阿拉伯地区。当阿拉伯人民一方面受全球化经济冲击，而另一方面又一直面对独特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游走于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一心追求政权转移的时候，“占领华尔街”行动则要求一个意识形态的和平革命。
我们所处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看来是危机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并存的一个新革命年代，没有领导却个个是领导的年代，没有英雄则无处不出现英雄的吊诡年代。
“阿拉伯之春”的意义，要从何说起呢？就从埃及的春天开始吧。
原本处于春天的埃及，气氛高涨，我一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整个城市，陷入嘉年华的情绪。有多少的等待？多少的焦虑？多少的梦想？又有多少的乐与怒？
早上本来还有点清凉，一踏进下午，太阳便异常猛烈。但解放广场的热点早已上升至沸点，一批又一批聚集的人群在分组讨论，他们有说不尽的话。忽然有个少年人向我递上一支迷你埃及国旗，高兴地说：“独裁者下台了！”
独裁，在阿拉伯地区，带有什么含义？
有人说，阿拉伯人终于起来推翻亲美独裁政权，一如突尼斯和埃及；又有人说，反美独裁政权终于面临垮台的命运，一如利比亚与叙利亚；不过，巴林与也门却不一样，一个宗教派系要对抗另一个宗教派系的独裁统治；但，在伊斯兰教主义统治下的亲美独裁沙特阿拉伯政权又如何？
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以至地缘政治、外交等与其他地方不同，这又使其变得独特。仅是以色列的存在，加上美国因应以色列的存在而制定的中东政策，都令阿拉伯的变革复杂起来。
与以色列抗争超过半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不忘响应这一场阿拉伯革命行动，他们一再在世人面前，呈现被以色列占领的苦难。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乘“阿拉伯之春”之势，向联合国提出立国方案，企图争取民族的主体性。
这令我想到，“占领华尔街”行动者指控美国的1%主宰了99%，而99%在逐渐的觉醒中，不也是要取回自己的主体吗？
同样是受够了！站于这个临界点上，从阿拉伯到华尔街，再扩展到其他地区，在世界正发生的，乃是一场激烈的角力战。操控与被操控、主宰与被主宰、剥削与被剥削……谱出人类历史之痛。但，命运的不可预测，加上人的意志的无限可能性，令希望不虚妄。
巴勒斯坦立国方案最终遭美国否决。
事实上，自以色列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巴人从起始展开超过半个世纪的流亡以后，整个阿拉伯地区也随之出现剧变，以巴问题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问题。在巨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影子下，加上美国通过以色列企图主导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感到身份和主体都受到剥削。
无论是倾向或抗衡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均一律高举民族利益，进行铁腕统治。独裁，一方面被合理化为对抗以色列和西方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成为镇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借口。可是，生活于其中的阿拉伯人民，他们都感受到内外的压迫，没法做自己的主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更是极端的例子。
如果要探讨这一场阿拉伯革命，或许，就让我先从巴勒斯坦人说起。
《中东现场》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发行简体字版。借这个机会，我想把一个一直没有写出来的访问，加进书中。
我的心情，就好像某一对象原本已封锁在一个盒子内，现在要它曝光，盒子上早已封尘，我扫了一扫，尘埃飞扬，然后……打开盒子。
这个故事就这样重见天日了。
2005年，我邀请了一位记录片摄影师和一位助手一起前往以巴地区，拍摄有关和平运动的记录片。
要谈和平，首先需由冲突说起；要采访和平运动组织和其工作者之前，这得要追问那些选择发动战争的人士。十万个为什么？就这样，我和摄影队踏上一次离奇的旅程。
从耶路撒冷出发，我一早约定一位巴人司机，他在拉姆安拉等候把我们送到杰宁去。杰宁一直被视为西岸的加沙，它乃是制造恐怖分子的大本营，该城镇是不少自杀式袭击者的老家。
这是我第二次探访杰宁。第一次在2002年，当时杰宁被以色列围困，难民营遭到大规模袭击，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总之，袭击过后，杰宁是个鬼蜮，死亡使者在流窜。
第二次重访，我托一位巴人记者帮我相约当地哈马斯领袖做访问，想从他身上得知一直以加沙为基地的哈马斯在西岸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杰宁，不安的环境催生了激进手段，还是激进抗争者制造了暴力的环境？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嘈吵的阿拉伯流行歌，他不时吹几下口哨。我问他，两小时的车程车费多少？他轻松地回答：“没问题，我们都是好朋友！”
怎知到达后，他开了一个天价，我气了，问：“刚才你不是说没问题吗？”他耸耸肩，“没问题”只是个口头禅，没别的意思。
来接车的巴人记者艾巴咸，在司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司机先生态度立刻转变，只收了一些象征性费用便走了。
我问艾巴咸说了些什么，他笑着说：“我告诉他，你是来访问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的大阿哥。”
我本以为他在开玩笑。在访问过哈马斯领袖后，该记者真的带我和摄影队去采访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大阿哥，他在以色列的通缉榜上。
如果说哈马斯是恐怖组织，那么，伊斯兰圣战组织便是恐怖组织中的恐怖组织，人肉炸弹主要由这个组织制造出来，后来更培训出女性人肉炸弹来。
我们走进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竟然有个墓地，在大大小小的墓碑上，所刻着的名字大部分是2002年以色列清洗难民营的人士，其中不乏英年早逝者。
穿过墓地再往前走，不久即抵达两层高的白色楼房。我们挤在狭窄的楼梯往上走到第二层，然后走入一间不大的房子，两位彪形大汉已在客厅等候，他们准备好茶水果仁糕点。
客厅有一房间，想是主人房吧，房门门前有一长长的花布帘垂下。
其中一位大汉请我们坐下，再次吩咐不得拍摄，连他们的大阿哥名称也不想告知。
不一会儿，有人拨开花布帘，走出房间，我转头一望，一位高大的青年出现在我眼前，他的头发夺目，金色带橙红，下巴长有一些短短的胡子，也是橙红色的，听艾巴咸说，他只有二十六岁。
他出来的一刹那，那种气势，令我想起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饰演失踪军官的马龙·白兰度在山洞中走出来，会见追寻他的同胞，登时一个庞然大物的身影占据着整个画面，镜头对准他的侧面，来了个大特写，在昏暗摇晃的灯光下，他仍然只是一个偌大的影子，不断低吟：恐怖、恐怖！
我真有种恐怖的感觉，看见这个大阿哥的一刻，与邻家的青年人没两样，他想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打好一场球赛，又或周末相约女友去看哪一部电影，但他现在心里盘算的，可能是下一个自杀式炸弹计划，他又会把谁送上黄泉路上。马龙·白兰度因为厌恶战火，所以才匿藏在山洞里。可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大阿哥，由于以暴易暴，最后被追杀而把自己匿藏起来。
大阿哥一坐下来，他倒真的亲切得如邻家的孩子，不时请我试试他们的阿拉伯茶和他们的特产秘枣，我感到人与环境以及整个气氛都很格格不入。
在访问中，我望着这位大阿哥，我发现他还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他与西方人甚至犹太人很相似。这不出奇，巴人与犹太人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祖先：亚伯拉罕。
此外，我们所身处的房子也是寻常百姓家，这甚至令我记起儿时在香港所居住的旧楼房，内里有板间房，那一花布门帘更是我熟悉不过的。
大阿哥一张口，他所要诉说的，与哈马斯，又或其他巴勒斯坦人，是同一个故事。我特意问他的组织如何制造人肉炸弹，以及其所面对的道德谴责。大阿哥没有正面回答，一再靠近我这方向，伸出十只手指，数算他有多少家人兄弟牺牲了，家破与人亡，若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样做？
如果我问他，或是任何一个巴人，你认为这种残酷、永无休止的暴力行为，可以带来和平吗？我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你渴望和平吗？”
原来，和平在这个以巴地区是个敏感词，他们的理解完全与我们不同。对他们而言，和平意指有人要退让。但，他们总觉得对方应该先让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想。
不仅以巴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亦然。埃及与以色列签了和约，埃及人认为这对埃及很不公平，和约本身即表示让步，更极端地认为，和约变成出卖。自此，美国把埃及变成他们的军事后援基地，而以色列也可利用埃及去封锁巴勒斯坦人，等等。
“谁在主导和平进程？和平谈判可有对等关系？不公平的和平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吗？”大阿哥连番反问，我一点不稀奇。在他之前的一个访问，哈马斯不也是这样反问吗？他们并有着共同的答案，除非巴勒斯坦解放了，否则没有和平。
什么才算解放了？可以与以色列并存吗？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把巴勒斯坦土地归还巴人，而犹太人可以以客人身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大阿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我们土地之前，犹太人与我们在这里相处融合。当纳粹屠杀他们，我们张开双手欢迎他们到这里来。他们在这里居住没有问题，但不可以成为占领者。”
自以色列于1947年立国后，他们便被视为占领者，从巴人到埃及人，到叙利亚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总用猜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去看待以色列人，以及对其大力支持的美国。
“他们要夺去我们的资源，首先夺去我们的土地和尊严。你说外界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那外界又如何看待国家恐怖主义，美国与以色列携手发动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一个难缠的问题，这个问题将会继续缠下去。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谁才是恐怖分子？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反问。能够保护自己，只有权力与武器。
是道别的时候了，我和摄影队离开的时候，日落已逼近尾声，黑夜旋即降临，我们又经过那个墓地，然后再往前走，好像是无尽的黑暗。
这个访问结束后，我没有实时把它写下来。这不是由于内容有没有新意，而是他来自比哈马斯更敏感的组织，以色列通缉的恐怖分子。
我不知道这位大阿哥的名字，也记不起他所居住的地方，或许第二天他便给就地正法了。
以色列对记者也一样处处提防，他们经常怀疑那些把巴人故事写出来的记者，全都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受到扣留查问。我不是一个无所不怕的记者，压力与忧伤经常在我内心交战。
大阿哥或许继续杀戳，逐步走向疯狂。我唯一记起的，他只不过二十六岁。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命运竟给了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聚面，但大家仍然互不认识。这四十五钟就悬吊在时间的黑洞里。
为什么我现在又提起这段尘封的访问呢？因为2011年的春天，阿拉伯这个版块终于剧烈移动，它可能要向一个时代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