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起源地
她像大海一样奔流，
用潮水哺育人们和人们栽培的庄稼。
她是食用的麦粒，
又是做衣裳的棉花。
她是我们欢乐和希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为人民造福——是她的生活准则，
她对一切人公正无私，
殷勤灌溉着每块土地，
不分贫富，
她一律带给丰收，
你一旦收获，
就赶紧耕耘吧！
她永远奔流不息，
乍看——却像凝然不动。
一望无际的河水倾泻奔流，
是如此雄浑，又如此安详；
可是只要稍微激怒，
汹涌的水流便泡沫飞溅，
带着雄狮般的怒吼，
掀起惊涛巨浪。
像甜蜜的希望，
她的玉液琼浆对我们无比珍贵。
像龙涎香一样，
她的两岸碧波荡漾，四季芬芳。
尽管她泥沙浑浊，
却使世界上最美丽的江河黯然失色，
神圣、浩瀚的尼罗河啊，
是我们永恒的母亲！
——艾哈迈德·邵基《尼罗河》[4]
2002年，我第一次踏上开罗……
开罗，这个游客至爱的文化历史名城，在古国里如“夜明珠”照亮了尼罗河流域，滔滔河水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见证了世界上最漫长的殖民统治。从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法国到英国等，共历经两千两百年，其中尤以阿拉伯帝国影响至为深远。现在的埃及通行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成员国。
占据非洲东北角一大片土地的埃及，风情万种，开罗尼罗河两岸停泊着一艘又一艘张灯结彩的游船，夜晚传出节拍明快的音乐，还有客人的欢呼掌声，身材丰满的埃及女郎披上诱人轻纱，跳着奔放的肚皮舞，她要告诉世界，埃及的伊斯兰文化是开明的。
走向现代化的埃及
我和一位年轻的埃及检察官卡勒德坐在其中一艘船进餐，选了靠船边的座位，他说：“这可让你对尼罗河畔有更广阔的视野。”
对埃及人而言，尼罗河是神的恩赐，在一大片以沙漠为主的土地上，尼罗河是他们赖以维生的源泉。
阵阵微风吹来，空气中带着湿暖的气息，至少可以驱走白天的闷热。夏天不好过，埃及人一到傍晚便到尼罗河畔透透气。
原本可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尼罗河，遐想法老王以及埃及艳后的缠绵，还有古埃及王朝力拔山河气盖世的雄姿，如今却在五光十色中散发出一股现代化过程的俗艳，让人看到埃及政府刻意将这一带营造成深具娱乐价值的高级旅游区，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埃及完全张开双臂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是埃及的经济命脉。多年前有伊斯兰激进组织袭击外国游客，造成重大伤亡，旅游业一下子沉寂了。现在，彩灯再度高挂，专业舞娘重踏舞池，餐厅老板恢复笑容，向每一位前来的客人热情握手。这一握，她眼眶也不禁泛有泪光，要恢复如昔的繁华，多么不容易！
卡勒德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与我一起吃着意大利餐。在埃及，像他这种出生于中上家庭的人，都喜欢跑到英国受教育。他们热衷于推动埃及的现代化，拥护普世价值，着重个人生活品味，淡化宗教规条，不经意处总是含蓄地靠向西方的人生指标。
位于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Midan Tahir）附近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简称AUC），便是西方思想在阿拉伯地区的重要据点。尽管周围环境混乱嘈杂，这所大学却已成为开罗现代精神的坐标，就读的学生非富即贵，是培育埃及精英的摇篮。
敏感的政治话题
“在埃及社会里总有一股无形力量扯着现代化发展的后腿……”卡勒德啜了一口意大利泡沫咖啡。
我借机问起以开罗为大本营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因前一天看报得知政府又逮捕了十多名该会成员，指称他们涉及政治活动。
我好奇地问：“听说埃及监狱里有大批政治犯？”
作为检察官，卡勒德对此不愿意多说，只轻描淡写地反问：“我们有政治犯吗？”
显然，在埃及谈政治是属于敏感范畴，更何况公职人员。埃及有太多隐藏的耳目，一位驻开罗的外国记者直指埃及是个“警察国家”。
即使政府积极推动倾向西方的世俗政策，扮演美国的忠实盟友，并支持其价值思想，可是也只限于外交上。反观国内，现实环境只能在稳定与民主之间做选择，至少政府经常向国内传递此一信息。由于社会存在着难以驯服的宗教激进主义的传统势力，所以，他们辩称有必要采取铁腕措施。
事实上，当美国追查出“九一一”事件其中一名劫机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是埃及开罗大学毕业生之后，再加上恐怖头子本·拉登的左右手萨瓦里（Ayman Al Zawahiri）也是埃及人，美国对埃及再次“另眼相看”了。
或许大家不晓得，巴勒斯坦激进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Hamas）大部分领导人都在开罗接受大学教育，如在2004年遭暗杀的精神领袖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和政治领袖兰提斯（Abdel Aziz Rantisi），以及接任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扎哈尔（Mamoud Sahr）等。
埃及人不断往外跑，但他们邻近的阿拉伯兄弟却不断来到埃及，寻求暂居之所。毕竟，埃及在阿拉伯地区是老大哥，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发挥带头作用。
在宗教方面，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可算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庞大的基本教义派组织，从该组织分裂出来的支会遍布伊斯兰世界，犹如蜘蛛网，鼎盛时期分支超过2000，活跃会员有50多万人。
但，为什么是埃及？为什么这个20世纪最庞大的基本教义派源起于埃及？
卡勒德看我不断地追问伊斯兰组织在埃及无孔不入，显然感到十分不舒服，他宁愿谈谈人的前途，又或者为我介绍旅游热点。
一个开罗，二个世界
开罗有两个世界，他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在新城区，一个很小的区域，代表的是封建贵族阶层。相对于新城区的，就是旧城区，面积广阔得多了，人的背景也复杂得多，从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到墨守伊斯兰传统的草根家庭都有。
旧城区里有一个地方叫“伊斯兰开罗”（Islamic Cairo），从远处即可见到该地矗立的一排排清真寺圆尖顶，颜色艳丽却永远困在层层烟雾迷障里，是空气污染太严重，还是另有内情？有些人却总爱为此抹上神话色彩。
在那里，一天五次的颂祷声音最响亮，可以一直传到区外。一位信徒对我说：“我听了心里踏实，真主在，我们就在……”
因此，一到星期五伊斯兰教休息日，颂祷便显得格外响亮。“伊斯兰开罗”内外都有大批信徒诚心跪拜，在清真寺里，也在大街小巷上，人山人海，景象壮观。
埃及政教分离，但宗教仍然牢牢占据大部分人的心灵。对他们来说，在西化、世俗化的表面下，伊斯兰毕竟还是埃及社会的夜航灯。
穆斯林兄弟会崛起
“只有伊斯兰才是出路！”早在1928年，一位埃及年轻学者哈桑·班纳（Hassan-Al-Banna）即作出如此的呼唤。他振臂一呼，掀起了阿拉伯世界第一波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并创立了在伊斯兰世界影响至深的穆斯林兄弟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阿拉伯史学家认为伊斯兰的埃及在外来异教徒长期不合理统治下，缔造了班纳，而班纳缔造了穆斯林兄弟会，以伊斯兰的宗教精神力量感召群众进行抗争运动。这种抗争运动在其他经历相同的阿拉伯地区如星火燎原，兄弟会遂迅速扩张。
埃及成为现代伊斯兰基本教义运动的大本营，班纳也被尊崇为该运动的老大哥。但在西方强国眼中，这都是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开始，而班纳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遂成为当代恐怖组织的鼻祖、始作俑者，在埃及曾牵涉诸多暗杀行动，早期成员包括亚辛和萨瓦里等风云人物。
无论如何，班纳在埃及人眼中是一个神话。他家世代书香，父亲为伊斯兰学者，他也因此自幼受伊斯兰生活的严格训练，博览群书，十六岁便考上开罗伊斯兰师范学院。其后在伊斯梅利亚（Ismiliyya）公立学校任教，渐露头角，为当时埃及年轻一代较出色、主要的伊斯兰复兴理论家之一。
我就此请教一位对伊斯兰组织有研究并曾深入调查采访的同行荷萨姆·哈马拉维（Hossam El-Hamalawy），他为埃及一份英文周刊《开罗时报》（Cairo Times）撰稿。《开罗时报》背后虽然有外国资金支持，但其评论颇见中肯和分量。当我造访该报时，就在那里碰上荷萨姆，之前我阅读过他的报道，当地人称他为新窜起的伊斯兰组织专家，想不到他这么年轻，一头浓密鬈发，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谈吐充满自信心，英语流利，原来他是开罗美国大学政治系毕业的。
荷萨姆流露出一派独立知识分子的作风，对任何事都抱着质疑眼光，从美国与埃及关系、穆巴拉克总统施政方针到伊斯兰主义运动，都有他独到的批判。
民间仇美、仇以色列
我邀荷萨姆第二天在美国大学对面的麦当劳吃早餐，他立即提出抗议：“埃及人不喜欢麦当劳。2002年年中，以色列军围困巴勒斯坦自治区，硝烟四起，示威人士首先攻击麦当劳，埃及人都认为买下一个汉堡就等于杀掉一位巴勒斯坦弟兄！这种看法在开罗十分普遍，开罗人相信美国企业与美国政府朋党为奸，提供以色列最先进武器杀害巴勒斯坦人……”
仇美、仇以色列情绪再次高涨。一位埃及洗衣店老板唱了一首歌《我恨以色列》，便立即红透半边天，其后当上职业歌星，成为埃及的一个传奇。
不过，这个传奇使得埃及政府的神经敏感起来。而除了歌星外，整个社会气氛都为伊斯兰激进主义提供养分，草木皆兵。于是政府大举监视，甚至搜捕有嫌疑的伊斯兰组织成员，其中当然包括埃及最大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但最可笑的是连歌星也成为阶下囚，关了好几个月才释放。
荷萨姆摇摇头，指政府与民间永远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例如埃及法律不容许大学生参与任何示威抗议活动，除非政府欲配合情势需要，同时又不涉及内政问题，他们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默许学生发出抗议声音。
2002年4月和9月底，两场谴责以色列攻击巴人的大规模示威，便是政府借学生之口表达他们不敢说出来的不满情绪，但学生懂得打边球，利用机会组织群众，甚至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抨击了政府政策一番。
众多阿拉伯国家之中，只有埃及、约旦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埃及政府处境尴尬，不时受到人民攻击，因此又不得不进一步紧缩言论，这种做法更为人民所诟病。
“近年已稍有放宽，至少新闻媒体除了不能批评总统穆巴拉克外，其他议题大都可以做有限度的评论……”
荷萨姆一边走一边说，就是不愿进入麦当劳，宁可带着我多走几条街找间快餐店，但在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下奔波觅食，却令我胃口大失。
吃过快餐，他又带我到一间茶馆，表示这是埃及非常地道的茶馆，不少教授、作家、记者、学生领袖都爱跑到这些茶馆讨论时事，做思想与学术交流。
茶馆的天花板非常高，吊着发出响声的陈旧风扇，一张张木桌木椅，十分平民化，侍者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仍充满好奇心，总喜欢站在客人旁边偷瞄他们手上的报纸，高兴时更提出他们对时政的看法，颇有不怕死的敢言作风。
这种茶馆使我想起香港1950年代的茶室，有张活游、吴楚帆（香港1950年代粤语片知名演员）光顾的身影，但又飘荡着台湾紫藤庐的精英傲气。我一坐下来，就倍感亲切，一种由于古老文化散发出来的朴实深邃。
荷萨姆叫了一瓶啤酒。在开罗，酒不是禁忌，荷萨姆喝起啤酒来很豪迈、很草根。他打趣说，啤酒是他的日常饮品，就好像英国工人，无啤酒不欢。
尼罗河畔的高级餐厅，大街小巷的茶馆；卡勒德一身绅士打扮正啜饮着意大利咖啡；荷萨姆则一身T恤牛仔裤，潇洒地喝下一口啤酒，代表着两个世界的品味，但都同属埃及的一部分。
“班纳在开罗时就很喜欢到茶馆来，茶馆是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描绘国家未来蓝图的地方，并从茶馆出发，宣传他们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念，当时很受穆斯林群众欢迎……”
我一方面洗耳恭听荷萨姆这位专家娓娓道来穆斯林兄弟会创办前的时代背景，一方面留意到我对面有位老先生，披着白色头巾，抽着典型的阿拉伯水烟，散发出一阵阵带有苹果气味的幽香烟味。
他的眼晴老是盯着我们。或许是我太敏感，他只不过在沉思罢了，抑或与我们一起追忆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反殖民
“伊斯兰才是出路！”茶馆挤满了听众，1927年，当班纳快要毕业准备返回家乡伊斯梅利亚之际，他又再度发表演说，高喊上述口号。
荷萨姆强调，班纳是位很出色的演说家，学贯古今，思路清晰，说话时充满感情，很容易打动人心。
一次，班纳回忆起1928年3月决定与友人组建穆斯林兄弟会时，说道：“只有真主知道，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们几个人一起议论着国家的处境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分析原因并构思治国办法，有时激动得都要流出泪来。”[5]
班纳成长于20世纪初的伊斯梅利亚，位于世界上颇为重要的苏伊士运河中部，是运河管理的总部。该运河一直由英、法管理，并驻派英军看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