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的巴拉迪，他由于其国际身份突围而出，但年轻人以至左翼阵营却对他不甚了了，认为他长期在外国生活，对他缺乏认同感。讽刺的是，原本是巴拉迪紧密的政治合作伙伴诗人优素福，当我问到他有关巴拉迪的参选机会时，他竟透露，他已离开了巴拉迪另起炉灶。
曾因参与2005年大选而被官方扣禁的富商罗尔（Ayman Nour），以为恢复自由身后可以在自己党内大展拳脚，怎知彼一时此一时，自由党（Glad Party）已把他摒弃；社会工人党在革命后举行第一次党大会，结果不欢而散，60名核心成员齐齐退党，以迫使党主席下台；穆斯林兄弟会另组“自由正义党”，原本信誓旦旦不参政，结果通过新生政党再度活跃政坛，引来各方猜疑；另一伊斯兰保守派系萨拉菲斯特派（Salafist）借机挑起与埃及基督教派的冲突，埋下宗教炸弹；军方再展示权威，把高喊“革命尚未成功”的示威群众打压下来。军权，在后革命时代的埃及，隐隐作动。
面对一切都得重新洗牌的不确定前景，革命，可谓是漫漫长路。原本视埃及为盟友的美国，是否对新埃及有所克制，还是有新的干预策略？有趣的是，组织最严密强大的原教主义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在新埃及来临之际，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访问，表示不会破坏埃及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过去信奉的自由经济政策。
埃及国家计划局经济学家欧尼沙威（Ibrahim Elesawy）在我的专访中指出，根据他的研究，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尽管该会以福利凝聚基层见称，但领导层则有不少为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向自由经济倾斜。
有消息早指出美国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根本不存恐惧，恐惧只不过是一种反恐手段。美国甚至愿意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打击埃及蠢蠢欲动的反美左翼力量，以维护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自由经济主义政策。与此同时，有消息更指出美国欲借埃及、突尼斯革命打击其他的反美阿拉伯国家。
无论是通过战争或民主计划，美国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打通中东市场，把中东纳入美国的控制范围。而过去埃及正是中东地区新自由主义的桥头堡。就此我访问了埃及知名经济专栏作家欧尼沙威。他一见我，即急不及待表示，穆巴拉克固然受到他长期推行的铁腕统治所惩罚，但真正把他推倒的，却是新自由主义。
在欧尼沙威偌大但破旧的国家计划局办公室里，他一一道来，过去独裁政治与新自由主义如何在埃及吊诡的并存。
以下是访问内容。
问：埃及过去数年都能够维持高经济增长，为什么到最后人民却由于生活困境走上街头，闹起革命呢？
答：事实上，在今场埃及革命里，声音甚为纷陈。最初反政府示威由年轻人发动，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受害者，没有工作、缺乏社会流动，看不见前景。从数年前开始，他们当中有不少参与了工运，与同受失业威胁的蓝领工人站在一起，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所服膺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问：我去过拉丁美洲，该地区也因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害，闹了一场革命。我们都知道，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意识形态。究竟埃及的新自由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
答：新自由主义在埃及也是亲西方政策的主要部分。萨达特上台，在1978年签定《戴维营协定》后，随即靠向西方，与以色列签下和约，从此定下埃及发展的基调。1981年当穆巴拉克接替遇刺身亡的萨达特，新自由主义也随着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上台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他们希望通过中东的代理人，打开资源丰富的中东市场，主要的手段就是把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该地区，这即鼓励开放国内市场、调低税率、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产业、提升资本的流通度等。
问：有趣的是，为了改善形象，80年代美国结束对拉美军人独裁政权的支持，转而向该地区推行“民主计划”，伴随“民主计划”而来的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在埃及，美国过去却一直支持独裁的穆巴拉克，即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处于高峰。为什么美国不积极向埃及推销“民主计划”，一如拉丁美洲？
答：美国很清楚，民主可以赋予新自由主义一种合法性。但对于埃及，他们并不热衷，这由于中东的情况与拉美不一样。考虑到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与以色列安全，使得美国不轻言在埃及谈民主。这样，埃及的新自由主义便变成为一个怪胎，一个被称为“威权新自由主义”（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的矛盾怪胎，它与民主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有点不一样。
问：可否视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答：有点类似，但不尽相同，埃及有其独特的情况。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代理人，每年获巨大数目的援助，约共13亿美元之多，军方是最大的受益人。他们从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到支持美国的自由经济，而他们亦逐步走进经济领域，成为庞大的经济利益集团。记得2007年埃及发生骚动，老百姓抢面包，军方最后以派面包平息老百姓的怨愤，原来他们也是粮食供货商，连面包店也经营了。对于埃及老百姓来说，军方是隐形的总统。但，可堪玩味的是，穆巴拉克过去企图独揽经济利益，财富流入他整个家族手中，引起军方不满。在这次反政府浪潮中，军方最后离弃穆巴拉克，其实并不出奇，说穿了是“利”字当头。
问：究竟他们如何在新自由主义“自肥”？
答：这得要从头说起。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在80年代的埃及逐渐成为主流，但外债仍然高起。到了1991年，美国向埃及宽免外债，同时要求穆巴拉克按国际货币基金会建议，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就是改革税制以吸引私人投资、把公营企业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等。这种所谓“休克治疗”除引致社会动荡外，我们也不得不了解到，埃及的私有化其实是个骗局。统治阶层的王亲国戚早已各就各位，窃取国产。
问：前黎巴嫩财政部长Georges Corm也指出，在这个不以当地百姓利益为依归的扭曲体制里，中东地区便出现了庞大的“官商勾结”，而且牵动全球的利益，这就是中东地区的寡头政权和与阿拉伯石油财团有着复杂关系的欧美跨国企业，共同谱出的“窃国政治”（Kleptocraties）。在寡头政权与美国合力推动的自由经济下，私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正好为既得利益者提供窃取国产的良机。
答：对，就是这样。在2004至2008年之间，埃及政府出售大量公家银行，结果国际金融大鳄掌控了埃及的金融体制。走在开罗市中心，你会看到很多由外资接管的金融机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热钱流入，到处收购平宜的东西，股市上扬，建构一片虚假荣景，GDP维持在7%的高增长。当时，我已提醒政府，这些数字只制造了海市蜃楼，并未能令民生受惠。
问：政府如何响应你的提示？
答：没有什么响应，他们太沉醉于美丽的数字。当然，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未几，政府又取消对外资投资本地房地产市场的限制，使得这个旅游胜地进一步成为全球房地产投机炒卖之地。美资投行高盛旗下基金便参与其中，以7000万美元入股埃及一间豪宅发展商Palm Hills Development SAE。在2004至2009年期间，埃及乃是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投资胜地之一。
问：加强投资环境本来不应是坏事？
答：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穆巴拉克政府对外资完全不设限，没有红利税，并取消投资资本最低要求，外资自由进出。结果，2009年当油价下滑，热钱游走，跨国企业撤资，倒头来谁最得益？他们没有在埃及制造可持续性就业机会，又没有使得埃及的贫穷得到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引来无日无之的罢工示威。
问：首先发起今次反政府示威的“四月六日青年运动”，便是在2009年4月6日支持工人罢工而得名的。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一场穷人运动、工人运动吗？
答：其实，这是一场全民运动。即使中产阶级也出来了，他们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正在贫穷化，看不到出路。正如我上述所说，埃及的新自由主义是个怪胎，人们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特别是穆巴拉克的家族。
问：人民都在受苦？
答：只要看看统计所显示，最低贫穷线下生活的人由2008年的10%上升至2010年的21%，而2010年生活在最高贫穷线者更高达40%至42%，政府说只有20%左右，我并不畏言挑战他们这个数字。再者，2010年埃及食品价格上升了30%，但政府仍然要削减粮食补贴。
问：最后，你对这次人民带动的变革有何期待？
答：我期待埃及人民不仅只追求简单的民主外衣，而是也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祸端。改变，应从实质的民生开始。
这位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博士，可说是一语道破埃及人的真正难题与追求。他同时又指出埃及式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但，无论是按哪个国情的新自由主义，其最终目的，都是打开市场，主导世界，而所依靠的就是金权政治：政治权力与跨国企业的结合。
2004年6月在八国集团峰会举行之前，一份由美国草拟的“八国集团大中东计划”工作档案被泄露了。该档案中有一个主题：在中东推动相当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倒台后的大规模经济变革。其所依靠的手段，可见的是支持亲美独裁者，以军援换取政治经济领域上的合作，又或以战争铲除反美独裁政权，推销美式民主，为新自由经济政策铺路，同时也消减对以色列的威胁危机。
但，吊诡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同时却孕育出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影响全球安全。
我走出国家统计局，面前是纵横交错的公路，附近是新旧交替的建筑物，人与车都在争路，要争夺主导权。而一直在阿拉伯地区拥有主导权的大国，会就此放弃吗？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指出：“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霸权……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
这个理论多少是冲着“中国崛起”而来，欲证明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不过，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方大国的意志已在阿拉伯地区如幽灵不散。
“没有公义，便没有和平！”这是我几年间在中东采访，最常听到的口号。想不到，这亦是世界动荡之源。
借利比亚反卡扎菲的起义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以“人道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和“保护平民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军援革命军，合力达成政权转移的目的。
当阿拉伯人民向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群众运动时，西方大国亦从中寻找出一种新的介入方式。
即使西方当初真的出自良好的意愿，可是，在大国政治的意志下，倒头来极有可能又是一场主导权的争夺战。石油或许不是主因，但西方大国不能丧失对世界的控制大权。而历史一路走来，的确令我们无法不相信这一个国际关系现实，而这现实正挑战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如果强国的权力没有制衡，一如新自由主义如脱缰之马，只讲自由，不说公义、平等、博爱。
阿拉伯革命能否成功？那得要看阿拉伯人能否摆脱过去代理人政治模式的悲剧，以知识力量重构阿拉伯的主体觉醒，踏上属于自己的一条民主之路。
这一本书，乃是我在风起云涌的中东地区，横跨十年（2002—2011）的见证、观察、记录。拨开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让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该地区与我们命运的关联。从阿拉伯的现在回望过去，或许让大家有更深的了解，而我内心亦不禁百感交集。
我想到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一部电影《永恒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既是一天，也是永恒。而我在中东地区的日日夜夜，也在我的人生里定了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