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相约埃及“四月六日运动”的一位骨干成员阿积宝（Ahmed Abdrabo）见面时，他请我在开罗解放广场旁一间快餐厅等他。2011年3月4日，当天是星期五，伊斯兰休息日，人群早已占据了整个广场。我从旅馆向广场出发，沿路有人高喊各种各样的口号，越近广场人数越多，人们又回到广场搭帐棚，通宵抗议了。
从解放广场往外望，有不少政府机构。为什么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人还不愿离开？就是要提醒过渡政府，在权力核心包围下的解放广场，人民仍然团结一致，而革命还在进行中，直至所有旧政权人物下台，一个全新面貌的自由埃及出现为止。
阿积宝是位长得高大的年轻人，他还带来了另一位成员花惠芝（Naglaa Fawzy）。在充沛的阳光下，他们给了我灿烂的笑容作见面礼。他们拉着我努力冲出重围。群众之间早已分成不知多少个组群，手舞足蹈，热烈地争论时政，加上高分贝的音乐、鼓声、口号等，广场气氛高涨极了。
是谁把埃及带到一个新时代？大家都说是埃及的青年运动，有人更主张提名“四月六日运动”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我对埃及青年运动虽略知一二，但我还是让阿积宝和花惠芝亲自告诉我。阿积宝说，“四月六日运动”源于2008年4月6日，一群青年响应了发生在埃及一城镇Mahalla Al-Kubra的工业行动，工人反对过低的薪酬与过高的物价，这同时亦是每一位埃及人心中的愤怒，年轻人更是有切肤之痛。
但，不要忘记，经济只是个触发点。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场跨派系的反政府运动——“受够了”运动出现，其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政权是所有问题的祸端，只有推翻这个政权才可为埃及带来彻底的转变，这一诉求感召了不少年轻人，他们等待时机展示力量。
社会怨气已累积到“受够了”的地步，而上述的一场工业行动正好是个时机，有几位年轻人通过“脸书”（Facebook）即号召了7万支持者到现场支持，最后他们还是被镇压下来，但他们从中却测试到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非暴力力量。
来自“四月六日运动”的一位二十岁的博客（blogger）阿丹尔（Mohamed Adel）于2009年前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取经。在1999年发生于塞尔维亚的非暴力运动，成功推翻当时的独裁总统米洛舍维奇，而背后的推手正是一群年轻人，自组抗争组织OPTOR，通过通讯科技凝聚群众。OPTOR成功后于2003年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应用非暴力行动及策略中心”（CANVAS），专门向海外提供如何组织国际网络及非暴力街头抗争的技巧。
不过，OPTOR虽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青年运动的取经对象，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力量却江河日下，他们在2003年参与选举，只得1.6%选票，而他们一开始即依靠多个美国基金会支持运作，后来给发现后也受到当地人质疑。
无论如何，这次埃及革命令全世界对埃及青年刮目相看，他们是否与众不同？是否特别关怀国事？我这样问一位埃及青年工作者艾曼德·森密什（Ahmed Samih），但他竟然摇摇头，表示埃及青年与世界各地青年一样，爱玩，不愿思考太多，并倾向个人主义。森密什说，在埃及，只有10%的青年活跃于政治或社会运动中，其余的90%都属于政治冷漠，在穆巴拉克时代有太多借口与社会保持距离。
那为什么这次埃及革命却由年轻人领军？在此，我不得不从森密什所主持的组织安达雷斯包容与反暴力研究所（Andalus Institute for tolerance and anti-violence studies， AITAVS）说起，而这组织正是卡勒德所提示我的。
有趣的是，AITAVS与塞尔维亚的CANVAS性质一样，资金来源也相类似，这包括美国的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和美国金融炒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
AITAVS这个创建于2004年“受够了”运动爆发后的民间组织，看到埃及社会已非变不可，那便有必要为这转变做好和平过渡的准备，而埃及年轻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潜在力量。
因此，AITAVS专为年轻人而设，服务对象为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他们除与学校合作推行反暴力工作坊外，最重要就是成立了埃及第一个民间网上电台康雅纳（Horyna Net），与OPTOR首先建立电台不谋而合，这旋即吸引大批年轻人收听，继而加入电台的义工队伍。
森密什表示，康雅纳电台节目开始时完全非政治化，主要以年轻人的口味为依归，他们爱什么，电台便提供什么，从娱乐、文化、体育以至性教育都有，无所不谈，但宗教则不能碰。
在埃及，“宗教”是个敏感词，就与“和平”一样。正如前述，埃及人与巴人一样，视“和平”有服膺于以色列之意。因此，AITAVS只能称为非暴力研究所而不是和平研究所。
无论如何，年轻人厌倦官方媒体主导一切，对康雅纳电台无比好奇，电台很快便把年轻人凝聚起来，并诱导他们从非政治的讨论到政治的讨论，例如要解放生活上的种种限制，不能不先从政治制度的改革下手。
不过，你也不能讲得太复杂，一如年轻人现在最爱的脸书和推特（twitter），例如中年人喊出“受够了”，到了年轻人，他们索性更简单明白：穆巴拉克下台！
AITAVS被视为这场埃及青年运动的播种者，而知名的“四月六日运动”，不少成员便是从该组织培训出来的。我对森密什进行访问时，即特别问他有关运动的策略。他得意地反问我，对这次青年运动有何感想？我说，这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森密什立刻点头说：对！群龙无首，这样政府便不知该找谁人来算账。
既然无法如过往以打压领袖来打压运动，这反而使得青年运动有较大的空间进行和平抗争。他们犹如一条灵巧的蛇，到处转动，把冲突控制到最小。而政府所面对的，却是一大群模糊的脸孔，不知从何下手。
一场新时代的运动就这样诞生。人人都是英雄，人人也不是英雄。一个不需要英雄与领袖的时代，同时亦唾弃了意识形态，这反而更能凝聚各阶层派系人士。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口号，便可以把各方人马拉在一起。
我好奇问森密什，没有蓝图，没有愿景，也没有完整理念，一场运动可以维持多久？又怎可以转化成更具体的政治力量？森密什耸耸肩，满不在乎说：“就看一步走一步吧！正如美国人所鼓吹的，先行动，然后从错误中不断摸索学习，慢慢地，我们自然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模式。”
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受脸书与推持的思维影响，根本不会想得太远，也不会想得深刻，亦不完整。总之，他们只知道这一刻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转而问阿积宝，他引证了森密什的说法，就是看一步走一步。昨天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今天要求所有旧政权的人物都要走，接着是修宪，直至民主与自由得到保障。不要领袖的“四月六日运动”无意转化为政党，只追求运动的一股热情，不断行动。但成员可以各自各精彩，例如他个人加入了“民主前线”，他的同伴花惠芝则是“明日党”的党员。
不过，大部分“四月六日运动”成员仍是停留在网络的后现代青年，是好是坏？
有趣的是，不少评论都指出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我在埃及采访时，当地人却告诉我，社交媒体只是中产年轻人的玩意儿。仅在开罗，已有四百万穷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计算机和互联网，影响他们最深的，其实是卫星电视。即使家中没有，左邻右舍或茶馆食肆地方也可享用到二十四小时的卫星新闻信息。
在中东怒火的背后，原来上演了一场传媒战。这也不出奇，战中有战。我早说过，21世纪的传媒战争将会更剧烈。半岛电视台是阿拉伯的CNN，在一面倒向官方的阿拉伯国营电视台，过去一直主导了媒体生态，阿拉伯的老百姓一早感到厌倦，他们渴望信息与视觉上的“解放”。
“我们不想在电视画面上不停看到那些官员的嘴脸，所听到的是不断重复的官方立场。我们要新的脸孔，新的声音！”
我在开罗解放广场上跟这些抗争者聊天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感谢半岛电视台。
在整个1、2月间，我也是在观看半岛电视台。当1月25日解放广场有示威者出现，半岛便把摄影机对准广场，几乎动也不动，全天候是埃及的抗争消息。
一位埃及老太太对我说，即使她不上网，也不接触什么facebook、twitter之类的社交网站，但她与家人每天都在看半岛电视台，头一个星期可能不为所动，但进入第二个星期，广场上愈来愈声势浩大，他们这批为生活奔波的老百姓，内心遭遏抑的不满情绪一下子便被撩动了，心想：咦！今次行动跟过去不一样，真有可能发挥作用啊！他们遂一家大小跑到广场看看是什么一回事。
穆巴拉克等老人家，初时还不了解媒体的作用，后来感到不妙，立刻中断半岛电视的卫星传播，但半岛转而用其他新科技继续发布消息。
无可否认，半岛在今次“中东波”事件中扮演了积极推动的角色，成为社会运动的推手。在埃及，于一片歌颂半岛的声音中，也有人质疑半岛的企图。
在咖啡店，一位叫哈辛的经理便大数半岛的不是。他说，半岛电视台的总部所在地卡塔尔比埃及更恶劣，完全没有自由可言，为什么半岛从不批评自己的国家？经理以阴谋论指出卡塔尔与不少阿拉伯国家不和，欲通过半岛在阿拉伯世界“捣乱”，从中加强自己的位置。
在利比亚反卡扎菲战事中，卡塔尔军援起义之师，与北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在一个媒体混战的时代，我们更需小心辨别真相。
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谎言，当我们看，却不经过双眼，它在黑暗里生，也在黑暗里灭，当灵魂在光照里却沉睡。
——W.Blake
无论如何，社交媒体毕竟已成为21世纪后现代青年运动的工具。而在埃及的知识分子正希望这股青年力量与他们会合，成为重建埃及的强大引擎。
其后我终于找到Kefaya创办人之一的佐兹·艾萨克作访谈，他要与我谈论的正是这一方面。
埃及的知识分子图像可说是十分丰富。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兼前联合国核能组织主管巴拉迪（M.El-baradi），到国际知名作家阿里·阿斯旺尼（Alee Al Aswani）、勒娃尔·沙达维（Nawal Sadaawi）、诗人阿迪尔·优素福（Abdel R.Yousif）等，特别是后三位，他们对穆巴拉克政权一直口诛笔伐，被视为社会的良知。
此外，还有各左中右政党具不同魅力的领军人物。即使穆斯林兄弟会，也有一位非常受传媒欢迎的知性型领袖穆罕默德·贝塔吉医生（Dr.Mohamad Beltagi）。
当我就埃及革命走访贝塔吉医生时，他一见到我即向前与我握手问好，一派开明作风，这可令我有点意外。回想2002年访问该会发言人，被吩咐必须遵守伊斯兰礼仪，例如在衣着上，以及男女之间不可有身体触碰，包括握手等。看来，这个原教旨主义组织，亦正在经历转变呢！
至于艾萨克，这一位商人，在知识圈中一样举足轻重，而且属元老级的社会活动家。
我们就在开罗市中心五星级洲际大酒店见面。洒店咖啡厅外是美丽的尼罗河景色，侍应送上英式红茶，一阵阵茶香朴鼻，而艾萨克则尤如严肃的英国绅士坐在我对面，他开始向我细说“受够了”运动的由来。他告诉我，开始时一群知识分子如何在夜阑人静处，为国家前途挑灯商议抗争方向，大家都慷慨激昂，大有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之势。虽有各自意识形态，但仍可为了共同敌人团结一致。
但，团结谈何容易？！特别是知识分子，艾萨克表示，这群组较倾向个人主义，再加上当权者的分化、打压，便很容易分崩离析。
多少的离离合合？！当年轻人推动革命获得初步成功后，知识分子再次雄心壮志，他们有感于年轻人热情有余，但必须强化“脑袋”，才能给予革命一种力量。此时，知识分子自觉有要扮演的角色。
“我们必须获得年轻人的信任，大家才能团结，为革命的引擎提供充足的燃料，迸发火花。”艾萨克表达了他的期许，但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