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纳含着泪说道：“在这里，我们每天都看到外国占领者的耀武扬威和外国资本如何吸吮祖国财富，这条运河是祖国一切灾难的根源。东岸是运河管理局，外国人享受高官厚禄，住豪华寓所；西岸则是全副武装的英国占领军。埃及人成了自己国土上的异乡人，成了卑躬屈膝的人……”[6]
这一切都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动力和食粮来源。
如果再追溯历史，埃及经过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几世纪的统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废除哈里发制度[7]，迈向世俗化；与此同时，英国长驱直入埃及这片土地，在英国半殖民统治下，奥斯曼对埃及的统治只有象征意义。
在埃及，英国不但进行军事占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亦对埃及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带来的结果，阿拉伯世界完全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瓜分。
在此之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已激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阿拉伯人以为依靠英、法等国击退奥斯曼人，便可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梦想。
可是，从“赛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造成殖民瓜分阿拉伯土地，到“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协助犹太人在阿拉伯土地上建国，阿拉伯人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被西方列强出卖了。
英国完全控制了埃及，还包括埃及的经济命脉苏伊士运河，这点进一步激起埃及的民族意识。埃及人不接受英国所推行的任何改革，认为改革目的只是加强了英国的干涉和控制。
伊斯兰主义的复兴
反殖民的同时，埃及人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当时埃及的宗教人士眼看西方文化涌入、基督教传教士活跃，遂发起护教运动，因此反殖民与护教便在这种情况下联结在一起。
1920年代，可说是埃及历史上十分动荡的时期。在反殖民与护教的同时，埃及社会本身亦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内部政党派系之间的斗争激烈、教条过于僵化的传统伊斯兰宗教组织停滞不前且权力受削、世俗主义在西方思潮影响下抬头、经济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等。此时，班纳才沉痛呼吁：复兴伊斯兰主义、重现《古兰经》的圣训、回归清澈的本源，才是拯救民族的方法。
不过，班纳和过去的伊斯兰领袖不同，他说教之余也强调行动，这对日后的基本教义派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由班纳领导的早期穆斯林兄弟会主张贴近群众、动员群众、启发群众，摆脱过往只服膺上层的伊斯兰教士陋习，要发展出以群众为本的一套改革伊斯兰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基础方案。因此，强调群众力量的穆斯林兄弟会迅速发展，1934年在埃及各地有50个分会，五年后即扩展至500个，会员有50多万人。
此外，还有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他们回到祖国欢欣宣传兄弟会的信念，兄弟会遂于1937年得以在埃及境外建立第一批分会，包括苏丹、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1948年，兄弟会会员高达200万人，班纳的组织能力和感染力令人刮目相看。
“西方评论家指称班纳是当代基本教义派的恐怖主义之父，其实是不对的……”荷萨姆在开罗的美国大学研究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谈起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态度也特别自信，蛮有权威感。
他是一位非常世俗化的穆斯林，对埃及本土的“圣战”组织有诸多批评，尽管如此，他却又不满外界漠视其历史背景，肆意将他们简化为“恐怖组织”了事。
他又叫了一瓶啤酒，继续说：“班纳创立兄弟会时，一直只想通过办教育、办厂、建医院、组公司、办慈善等活动向群众推广并巩固伊斯兰，让伊斯兰如星星之火，燃烧起整个社会，然后与群众一起推动一场对抗西方殖民的不妥协圣战（Jihad），捍卫神圣的伊斯兰信仰。他万万没想到兄弟会竟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先锋，以及日后所出现的跨国恐怖组织的启蒙老师。”
激进主义的发展
世事的发展有时难免失控。
1930、1940年代，英国扶植埃及法鲁克国王，但该政权腐败无能，其军队更是荒淫无度，激起民愤，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开始酝酿以武力推翻法鲁克。
事实上，兄弟会在推动教育与慈善福利活动的背后，已经因应时势组织了一个秘密系统，负责保安和军事行动。据报道，当时有个组织“自由军官集团”（Free Officers），当中的成员曾提供军火予兄弟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军事实力更为强大。与此同时，班纳仍然希望兄弟会可以通过体制进行革命，遂鼓励成员积极参与埃及的国会选举，最后乃是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标。这是第一次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通过议会选举参与政治，可谓创先河。
人肉炸弹：恐怖主义萌芽
一心参政的兄弟会，却因国王的朋党从中作梗，在选举中大败。他们怒火爆发，毫无顾忌地武装自己，开始一连串暴力行为：抢掠外国商店、街头暴乱、破坏西方报社、恐吓、绑架、暗杀等，令人闻风丧胆。
连班纳也变得疯狂了，他说：“当我们变得无话可说时，我们便会起来行动！”
等兄弟会将首相纳格拉什（Mahmud Nukrashi）也暗杀掉时，法鲁克立即对他们进行扫荡。
1949年2月12日，班纳在开罗一个热闹的市集遭暗杀，结束了43年的传奇一生。随着班纳之死，法鲁克国王立即禁止兄弟会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就在伊斯兰主义运动似乎面对连番挫败时，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却锐不可挡，其中曾与兄弟会并肩反殖民和推动民族解放的“自由军官集团”便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火车头，最后终能推翻法鲁克王朝而将埃及带上独立之路，其领导人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8]成为开国之父，也是阿拉伯世界备受尊崇的民族革命英雄。
“纳赛尔万岁！”
茶馆侍者又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听到我提及“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打趣喊了上述口号。
提到纳赛尔，穆斯林兄弟会对他又爱又恨，从爱到恨，恨到后来欲将他除掉。
在抵抗外国侵略、推翻封建王朝的抗争道路上，纳赛尔与班纳惺惺相惜，是一对最佳战友。纳赛尔建立埃及共和国，举国民族情绪沸腾，他上台不久即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9]。这是班纳生前的梦想，兄弟会成员无不额手称庆。
“我们终于当了自己的主人！”纳赛尔与兄弟会在开国之初可说正处于蜜月期间，兄弟会再度活跃，积极参与时政。
前者是世俗民族主义者，主张政教分离，推行革命性的现代化政策；后者是基本教义派，主张伊斯兰神权政治，坚持一切以伊斯兰为本的复古政策。他们各有立场，互不妥协，矛盾尖锐化。
纳赛尔开始感到兄弟会的威胁，于是在1954年将他们非法化，接着是一连串逮捕、拘禁、行刑。
失望、不满、愤怒、挫折、仇恨，兄弟会的激进主义找到了生根的土壤。
1954年10月27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一个集会上演讲，刺客向他连开八枪不中后，原本计划再冲向他，引爆身上的炸药，欲同归于尽，但被军警及时制止。
虽然该次暗杀不成功，然而人肉炸弹的手段却为日后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起了示范作用。
此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纳赛尔认定是兄弟会所为，遂展开大规模镇压，兄弟会于是转为地下活动，更为激进。他们的矛头从西方殖民者转而直指阿拉伯世俗政权。
想不到埃及摆脱了殖民统治，却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展开一场大斗争，不自觉地为英美势力提供了秘密介入的空间（见附录一）。
传统与现代的挣扎
当我陷入沉思时，一群打扮入时的女大学生嘻嘻哈哈地走进茶馆，我望着她们，有一种世事难料之感，心想，世俗主义不但给予女性离婚的权利，也为她们打开了教育大门。埃及的大学教育在阿拉伯世界里广受尊重，却不普及。在埃及，有机会完成中学教育的人并不多，开罗这个大都会掩饰不了贫民窟的艰苦生活。此时，在嘈吵混乱的小巷里有一身穿黑衣的妇女急步走过，只露出一双明亮眼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
从开罗市中心坐车到金字塔只需半小时，有时真不敢相信，半小时之内便穿梭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事实上，埃及共有大小金字塔约95座，有不少近在开罗咫尺，故开罗又被称为“千塔之城”。至于金字塔座落的沙漠地区，人民居住在古老的房子里，骆驼与马匹是他们的经济支柱，如果游客不来，他们就会发愁。
原本孕育万物的尼罗河三角洲，他们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穆斯林兄弟会打着慈善福利的招牌，轻易地将他们吸引过来。这里与过去总有一种亲密的联系，不难成为伊斯兰主义的温床。
马儿的嘶叫声、骆驼的蹄踏声，回荡在历史长廊里，沙漠的滚滚黄沙卷起人们对埃及古文明的怀念，我隐隐嗅到木乃伊身上的香料。
晚上的沙漠有点苍凉，静寂黑漆一片，望不见前路，这使人增添一分恐惧。我租了一峰骆驼，骆驼的主人只有二十来岁，他承继了家族生意，却又很想往外跑。
他指着星光闪亮的夜空，古埃及人善观星象，想不到埃及的年轻人对星象也满有遐想，他问：“世界有多大？宇宙有多大？真主提醒我们不要离弃伊斯兰，但我们不要暴力的伊斯兰，暴力事件使我失去生意，经济更形困苦。”
突然，眼前一亮，不知从哪里射出七彩的镭射激光，照向金字塔，金字塔雷射激光表演正式开始。埃及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增添了这个摩登节目，但对我这位旅人而言，真是大煞风景。
回程后，年轻的骆驼主人漫天开价，我放下原先约定的费用，急步离去。他暴跳如雷，几乎要挡我去路，忘了他刚表达对暴力的厌恶。
我捏一把冷汗，想到刚才在渺无人迹的沙漠上与他单独相处，实在是大忌。开罗的治安，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还有改善的必要。
兄弟会的分裂，激进主义形成
埃及人有说不出的愤怒，为信仰、为政治、为经济，甚至为个人前途。他们似乎总徘徊在十字路口上。
1967年的中东战争，自觉拥有大国文化的埃及人落得惨败，还被以色列夺走西奈半岛——摩西在旷野沉思40天的所在地。
当时，群众对纳赛尔恢复民族尊严的承诺感到落空，社会上普遍弥漫着挫败感，因而穆斯林兄弟会的地下活动大受欢迎。
纳赛尔于1970年病逝，副手萨达特（Anwar Sadat）上台。
萨达特与兄弟会有过一段渊源。他年轻时深受班纳的演说吸引，是第一个将班纳介绍到军营上宣扬兄弟会信念的“自由军官集团”成员。他执政后，利用兄弟会打击纳赛尔的亲苏联左派余党，放宽前政权对兄弟会的部分限制，并释放大量遭囚禁的该会成员。兄弟会各网络又得以名正言顺再度扩张。
但是，萨达特却低估了兄弟会的力量。尽管他于1973年出其不意地突袭以色列，夺回西奈半岛，赢得声望，但由于后来施政失误，贫富愈见悬殊，加上他渐渐向美国靠拢，民间存在一股怨气，兄弟会因而迅速吸纳了不少中下阶层的成员，并扩及知识阶层。
与此同时，兄弟会年老的领导层策略开始改变，他们希望转向较温和的态度，甚至放弃武力，以教育和参政手段让埃及全面伊斯兰化。然而该会年轻成员却倾向暴力革命，以致组织出现分裂，一些成员离开，另起炉灶。这些组织一般主张激烈行动，诉诸恐怖手段，其中最大规模的“伊斯兰集团”（Gamma Islamiya）和“埃及伊斯兰圣战”（Egyptian Islamic Jihad），参加者主要都是些不满现实的青年学生、军人、工人和知识分子等。
“我们就是绝望，从纳赛尔的亲苏社会主义到萨达特的西方资本主义，都不成功，都无法带领我们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们只能再喊一次：伊斯兰才是出路！为了埃及长远的幸福，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武力在内，务求建立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核心的国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埃及伊斯兰圣战”成员忆述他们在萨达特时代参与圣战的心情。
不过，萨达特最大争议甚至致命的事件，就是他于1975年参加了美国安排的戴维营会议后，决定和以色列签定和约，结束埃及与以色列长期的战争状态，踏上和平之路。
《从埃及到耶路撒冷》[10]一书中，萨达特详述了他走向和平的心路历程，虽然感人，虽然赢得国际社会不少掌声，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埃及国内，不少人却认为他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叛徒，他的现代化措施只是个幌子，实则与他们深恶痛绝的西方殖民大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利益扣上密切的关系。
谈到此，上述的圣战成员便咬牙切齿。不过，伊朗在同时期（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成功了，在埃及的圣战者得到鼓舞，磨刀霍霍。
萨达特熟悉丛林的味道，他嗅到埋伏在其中的突击者正伺机而动。因此签定和约之后，他用强硬口吻指着一些组织，警告：“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政治也不得参与宗教。”
1981年，他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严惩所有激进分子，并搜捕各界相关人士，其中有不少为社会知名人士。该会上下风声鹤唳。最后，同年的10月6日，萨达特在庆祝十月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上遭暗杀身亡。
萨达特之后，穆巴拉克统治时代正式展开[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