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资源是执政党执政运行的重要载体和依托，直接影响着执政党的执政效能。为此，整合组织资源与提高执政能力息息相关，大有其现实的深远意义。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不断分化，社会利益关系与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化趋势，党的组织资源面临严峻挑战，整合党的组织资源，成为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
一、新时期党的组织资源面临的新变化
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进程加快，我党的组织资源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影响着执政能力的提高。
（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党的组织资源的变化
随着国有企业的减少，民营、私营企业的增多，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中党组织的边缘化，削弱了党组织的影响力。目前有90%的企业是党的工作的真空地带，党组织意识淡薄。即使在已建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家族化、附庸化、利益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党员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农村基层党员队伍老化问题十分严重，青壮年进城打工谋生，党组织对其吸引力不大。农村党组织贵族化、软弱涣散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变化下，党员流动频繁，党的生活和有关的条文规定、程序约束面临新的挑战，而且党员的归属感被无形边缘化，影响着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在党的组织运行机制上，以“单位”和“系统”划分组织归属的传统建制与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客观现实相背离，使党的组织效益减弱。同时“组织工作有形成本投入过大，人力资源浪费，管理效率低下，形式主义严重”等耗费了大量党的自身资源。
（二）党员干部的年轻化和干部要求的新变化
一是党员数量的过快增多，使党的成分日益复杂化，多种不同动机和背景的成员进入党内，使党的质量难以完全保持高度统一；二是党员干部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三是党员教育和管理的成本及难度逐渐增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员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有着过硬的本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具有很强的开拓精神和领导能力，在引导和参与各项事业发展中具备巨大潜力。但是，也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工作能力不强，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思想素质也日渐退化，他们很容易在各种物质金钱个人享受的诱惑和私利驱使下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有的甚至被社会上一些黑社会组织、灰色社会团体、宗教势力团体等非法组织所利用，培植党内代言人，共同的利益需要使他们相互勾结，致使少数党员干部在私利驱使下大行不正之风，贪污腐败，忘记党员身份和宗旨，严重脱离群众和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做出许多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也严重损害了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降低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社会公信力。
（三）党员数量的增长和党员素质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我国的不断深化，中国加入WTO组织，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强，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在应对国际事务和处理方法上仍有束手无策之恐慌，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事件仍倍感力不从心；另外，国内各社会群体利益落差、资源竞争、价值错位导致了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甚至金钱化，其矛盾由内潜而外化，这种不良风气已开始将影响投射到党内，影响了党的团结。受利益驱使、价值观念的影响，少数党员的理想信念发生蜕变，行为目标随之改变。表现在“从思想作风低劣到违法乱纪，再到结党、私营、作恶等”，而且“这种个体变异极具扩张性，很可能在组织内部得到繁殖”，进而使少数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忘掉了过去的优良传统，抵制不住各种外界诱惑，受不良思想影响，为贪图个人享受铤而走险，做出有损国家和人民的违法行径。
二、新时期党的组织资源整合面临严峻挑战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伴随着社会转型，也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党的执政资源，包括组织资源既迎来拓展、再生的机遇，又面临着严重的流失考验。新时期整合党的组织资源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市场体制发育使党的基础呈现新变化
党的组织基础主要由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两部分组成。党的组织基础离开阶级基础，就谈不上群众基础，工人阶级是党的最基本的群众，是带领和影响其他群众的骨干力量；忽视党的群众基础，也会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与广大劳动群众的事业是休戚与共的，离开广大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就会陷入孤立。阶级基础决定党的阶级性与基本政治取向，群众基础决定着党的社会代表性与政权稳定性。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党的群众基础一般分为党内群众基础和党外群众基础两个方面。党内群众基础是指相对于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广大党员群众。党外群众基础主要由非中共党员的人民群众构成。新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1.工人阶级队伍构成、价值观念与政治态度趋向多样化
据统计，2005年中国劳动力人口7.6亿，第二、三产业人口占53.1%约3.99亿，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人数近4亿，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万，超过发达国家就业人数总和。新时期多种所有制并存，工人阶级队伍构成日趋多样化，除了产业工人之外，各类企业的白领劳动者比重加大，尤其是每年有1200万左右的农民工的加入。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既有千百万受过专门培训与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与白领阶层，又有数亿仅具备基本教育素质，相对文化水平较低的体力劳动者与蓝领阶层。工人阶级内部劳动关系市场化、契约化；就业方式多样化，不同阶层工人的价值观念与政治态度也呈现多样化特点。
2.工人阶级内部存在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人数近4亿，同时存在成千上万下岗与失业的劳动大军。据统计，“2009年全国待就业人口将超过4000万人”，其中约60%为“4050”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每年“还新增1000万城镇失业人口，10年就可能形成1亿以上的失业人口，若加上他们的家庭人口，可能形成1.5亿规模的城镇贫困人口”。中国城市家庭77%年收入不足2.5万元，但是户均金融资产3万~10万元的人口已占全国20%~25%。阶级分层与利益分化趋势日益明显。
3.新社会阶层影响加大
新社会阶层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方面的人员。这一阶层及其从业人员数已经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的资本约10万亿元，所交税收约占全部税收的1/3。2005年在GDP中的比重约占65%。他们尽管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与一般从业人员也可归入工人阶级队伍，但是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就业方式与收入水平与广大公有制企事业的产业职工，存在较明显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也使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多元化与复杂化。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内部的各阶层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一致，但是不同阶层存在的思想观念分化，客观上已经冲击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与稳定。
（二）社会结构转型使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受到冲击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依然沿袭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的人民军队基层组织建设原则，在全国农村和城市的基层都建立了执政党的支部。
在城镇，主要在街道与企事业设立党支部，并以企事业单位党建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心，街道社区党建处于从属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事业单位控制并分配国家资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附属于某一企事业单位，执政党在城市通过单位基层党组织，管理城市绝大多数党员。在农村通过生产队党小组、大队党支部、人民公社党委会管理农村绝大多数党员。传统基层党建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较单一的社会结构相契合。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契合性面临新的挑战，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力也面临挑战。
在城市，单位制的转型改制，使单位对国家依附性大大减弱；同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分流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得个人对单位的依附性减弱。与此同时，城市社区治理新方式的发展，社会公民就业与迁徙自由度的增加，社会成员流动程度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单位党员关系转移到社区街道党组织，单位党建模式在城市外资、民企与社会中介组织中受到较大冲击，以单位为平台的基层党组织模式需要调整。在农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农村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明显。例如，2006年上海松江区叶榭镇14个建制村2000多名村级党员中，60岁以上老年党员已占43%。不少乡村党支部成员也外出寻求发展机会，不少乡村党基层组织难以正常开展组织活动，长期不能吐故纳新，出现瘫痪、半瘫痪状态，执政党在农村的战斗力与对农村群众的凝聚力出现弱化现象。此外，少数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存在异化现象，一些落后的宗族势力、流氓恶势力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势力渗透并掌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使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甚至丧失了先进性与战斗堡垒作用。
（三）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使党的思想建设面临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的党员数量和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现在全国基层党组织350万个，党员人数7000多万，其中年轻党员，尤其是有文化青年党员的比例增长迅速，给党的肌体注入了巨大活力。年轻党员干部在党员干部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说明执政党对于青年一代具有较大吸引力。然而，年轻党员及党员干部普遍缺乏老一辈党员所经受的磨炼，在理想信念、意志方面与老一辈党员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思想认识和价值观较易受外界影响，给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整合带来一定困难。
党员数量快速增加，党员之间差异性扩大，在就业、文化学历、专业技术水平与思想认识上的共性减少，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教育和管理上跟不上党员数量增长与组织发展步伐，结果出现党组织生活涣散，党员教育松懈，党的凝聚力弱化现象。少数入党动机不纯的成员入党后，保留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导致党员队伍思想动机复杂化与一定程度的思想认识混乱，造成党内思想认识整合与党员管理教育困难加大，现存党员教育管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四）党的组织模式受到冲击使党的权威面临问题和挑战
这里所谓的“组织模式”是指党依靠自身的组织架构或社会的组织模式实现对社会整合。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主导和控制，除了依赖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之外，如党委制和党组制，分口管理制、双重管理制，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完善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党的组织架构。道理很简单，党的领导地位和权威作用是需要组织载体和组织网络去贯彻实施的。1951年，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现在共有580万党员。……所有这些党员，在全国各方面建立了约25万个基层组织——支部。从这些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不只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者我们的国家和各种事业；而且在下层，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和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党除了依靠自身的广泛的组织网络来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主导以外，党还通过社会的单元化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即党通过党和政府—单位—个人这一垂直的控制链条实现对社会乃至个体的一种控制，这样单位“作为国家权威和党的权威的双重代表，把归附于多种组织的个人重新吸纳到新的政治体系之中，提供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活。”但在转型期，无论是党自身的组织架构，还是社会的组织形态，都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和挑战。由于新经济组织的出现，使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影响到党的覆盖面；由于社会流动资源和替代资源的增加、人员的老化，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和号召力；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单位体制受到冲击和影响，在有些地方党—单位—个人的控制模式变为党—个人的控制模式，党组织整合社会的中间链条出现了断裂，影响到党动员和组织社会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