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着投降派和主战派的辩论，听着大雨把树叶打得发出凄惨的叫声，这种叫声把他从恍恍惚惚的虚空中拉回现实。他看了看外面的雨，以一种奇异的声调说：“今天这么大雨，王阳明该不会有所行动吧？”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自从收到王阳明的招降书后，蓝天凤仿佛灵魂出窍，谁也不知道他每天坐在椅子里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的天空在想什么。用王阳明的话说，蓝天凤的心已经乱了。他没有能力应对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厉害的敌人——王阳明。
151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中午，他才脱卸了折磨他好多天的精神包袱：王阳明部队同时在锁匙龙、葫芦洞、荼坑、十八磊、新地发起进攻。他的传令兵把命令传给他时，这五处已经失守了三处。
蓝天凤连吃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自言自语：“王阳明真是用兵如神，这些兵怎么像是从天而降啊？”
他的卫队长大吼一声：“大王，风紧啊。”
蓝天凤叫了起来，灵魂终于附体，传令他的卫队集合，就在桶冈里凭借地势打阻击战。但是王阳明部队已经一拥而入，双方几乎是摩肩接踵，根本没有打阻击战的条件，只能肉搏。卢珂部队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重新做人，立下功勋，他和他的五百人和蓝天凤卫队玩起了命。蓝天凤和他的几个亲信在万人中冲出一条血路，奔向十八磊逃跑。十八磊尚未陷落，蓝天凤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命令他的守卫部队拼命抵抗。双方僵持了一夜，卢珂的部队赶到，一顿冲杀，十八磊陷落。蓝天凤又逃到桶冈后山，在这里死守数日，最终见大势已去，他就设想乘飞梯进入范阳大山。因为老话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老话还说了，“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王阳明早在范阳大山中布置了部队。蓝天凤在桶冈后山前无进路，后无退路，仰天长叹说：“谢志山害我。”说完，看着万丈悬崖，一个猛子栽了下去。
谢志山不如蓝天凤骨头硬，他主动放下武器投降了。
至此，横水、左溪、桶冈被全部平定，王阳明所耗费的时间不足一个月。据说，王阳明在打扫战场时，湖广部队才到达郴州，听说王阳明已经消灭了谢志山和蓝天凤后，部队指挥官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像是被人塞进个拳头：从前三省联合剿匪，打了一年也不见成效，而王巡抚朝去夕平，如扫秋叶，真乃天人也！
这位部队指挥官说王阳明是天人，恐怕未必可信。因为他是把王阳明和他们这群饭桶相比而言的。王阳明早就说过，无论是三省还是四省联合围剿，唯一的作用就是劳民伤财，助长土匪们的傲气。三省部队的长官都是平级，没有统一的指挥，而且距离剿匪地点路途远近不同，先到的部队如果等后到的部队，等于是把一大批军粮拉到南赣让士兵吃，这和旅游吃大餐没有区别。而当大家聚齐后又都不用力。比如剿横水、左溪，湖广部队和福建部队认为这是江西部队的事。如果剿龙川，江西部队又认为是广东部队的事。没有责任感的部队注定没有战斗力，多次剿匪失败后，南赣地区的部队已没有斗志，只是一群消耗粮食的吃货。
按王阳明的心学，一个人如果用心诚意，天下就没有难事。因为心外无事，一切事都是心上的事，就看是否用心。
王阳明可谓用心良苦。每一场战役之前，他都深思熟虑，尽量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他打詹师富，用兵五千人，打横水、左溪用兵一万人，打桶冈用兵一万人，所耗费的钱粮据他自己说不过几千金。而数省联合围剿时，每天都要耗费千金。
王阳明的目光不仅是在战场上，还在战场外。他曾仔细考察研究后写给中央政府一份报告。报告上说，南赣地区的匪徒数量在五六年前还是几千人，可最近这三五年，他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如谢志山、詹师富这样的山贼的确有过人之处，能在短时间内招兵买马。但最关键的因素是，当政者在某些方面的推波助澜。比如各种苛捐杂税，这是逼人为盗。再比如，政府军的围剿不是没有成效，但剿灭一股土匪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他们一走，该地马上又崛起另一股土匪。
王阳明所认识到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该地吏治清明，但这显然办不到。王阳明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三番五次地上书朱厚照，要朱厚照取消南赣地区的苛捐杂税，尤其是盐税，他说他在万安遇到的那群水盗就是这种不合理税收的直接后果。但是，朱厚照并没有回音。王阳明也并未唉声叹气，他只能尽最大心力让匪患不再如狗尿苔，见雨就起。
“平定”这两个字大有深意，“平”是剿匪成功，而“定”则是让该地区安定，不再有土匪。王阳明的“定”主要就是在关键地方设置行政建制，比如他在消灭詹师富后，就在象湖山附近设立平和县，平了横水、左溪、桶冈后，他又在附近设置崇义县。他用十家牌法牢牢地控制每一个固定村镇，用置县的办法把容易产生盗贼的地方割裂。同时，他还在各地宣言道德教育，让百姓知道做贼不值，做百姓挺好。
王阳明用心做的这一切，把南赣盗贼的毒瘤彻底清除，再未复发。作为剿匪司令，他对山贼们并非是切齿痛恨，有时候，他也为自己杀了那么多山贼而心上不安。在围剿蓝天凤大功告成后，王阳明面对桶冈漫山遍野的尸体，不由得心上流泪，他后来对弟子说：“如果我再等几天，蓝天凤可能会出来投降，也就不必死那么多人了。”
据说，谢志山在被处决前，王阳明特地去看了这位在南赣地区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谢志山虽然身在囚牢，但精神不错，一股英雄气直冲脑门。当王阳明告诉他即将被处决的消息时，谢志山神色平静，只是手指微微颤抖，他坐在王阳明对面，眼神黯淡，时不时用手掸掉肩膀上的灰尘。
王阳明说：“杀你的不是我，是国法。”谢志山看着王阳明，笑笑。他说：“无论是谁杀我，我都已不在乎。我第一天上山做贼时就曾预料到这样的结局。不过我还是荣幸能死在你手里，你用兵我佩服。”
谢志山轻声细语，和他在横水时判若两人。他见王阳明没有说话，就换了种口气说：“我看得出你和从前来打我们的人不同，你是真的为民着想，而不是打完就拍拍屁股走人。但我不明白，你这样智慧高超的人，为什么想不明白，百姓叛乱的病根不在我们身上而在政府身上呢？！”
王阳明沉默良久，转移了话题，也是他很感兴趣的话题：“你是用什么办法网罗了这么多同党？”
谢志山叹气道：“也不容易。”
王阳明问：“怎么不容易？”
谢志山回答：“平生见世上好汉，我绝不轻易放过。我会用尽各种办法和他接近，请他喝酒吃肉，为他解救急难，等到他和建立下真正的友谊，我就把真情告诉他，没有不答应入伙的。”
王阳明感慨万分，站起来对谢志山说：“上路吧。”
事后，王阳明对他的弟子们说：“我们交朋友，也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啊。”
现在，王阳明在南赣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广东浰（lì）头三寨的池仲容。
金龙霸王池仲容
池仲容造反是“官逼民反”的活例子。池仲容在广东浰头山区里长大，放眼望去千山万岭，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原生态环境中度过的。池家以打猎为生，因为靠近森林，本应该衣食无忧。但政府对当地猎户的税收相当严苛，池家很快发现，一旦获得猎物，除非不让政府知道，否则即使把猎物全部上缴也不够交税的。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池家人有着中国南方人典型的坚韧性格，他们坦然接受这样的残酷事实，到地主家当长工，勉强维持生存。不过当地的地主也不全是富得流油，当地多山，可耕种的土地稀少，一旦天公不作美，干旱和暴雨就会毁了一切。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像无数池家这样的人家就得失业。政府本来有责任在灾荒之年救济百姓，中央政府也有拨款。然而每次从中央出来的赈灾款到了灾区时，就如一车盐经过大江大河的淘洗，最后只剩下寡淡的盐水。
明帝国政府的官员贪污腐败已达极致，从处于权势巅峰的“立皇帝”刘瑾到居于体制底层的县长、村长，只要有贪污的机会从不放过。刘瑾被抄家时，金银珠宝堆积成山，全是他贪污所得。《明史纪事本末补编》说，刘瑾的巨额财产共有金子2987万两（约合人民币2837.2亿元），元宝五百万锭，银800余万两（约合人民币526.5亿元），仅此两项合计就高达3363.7亿元。另外还有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当时，明帝国10年财政收入也就这么多。刘瑾在高位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每天贪污的数额达到两亿元人民币。
在地方上，比如万历年间的山东昌邑令孙鸣凤脑子里只有两件事，一是贪墨，二是私自征税。一遇灾荒年，孙鸣凤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中央政府会发放赈灾款。而这些钱全都入了他的腰包，不但如此，他还和平时一样继续向百姓征税。
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像孙鸣凤这样的地方官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搜刮聚敛本应该属于老百姓的钱财，难道他们不怕百姓造反？
他们当然怕，但他们好像摸透了中国老百姓的性格。中国老百姓不被逼上绝路是不会去反抗的，把他们逼到“革命”的大路上，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有官员都相信，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是没有尽头的。即使真的到了尽头那天，他们已被调出这块是非之地，或者早就抱着财宝回家养老去了。正如池仲容造反多年之后所说的，我现在杀的贪官都不是我真正的仇人，我真正的仇人不知在哪里。
朱祐樘在位的最后几年，池仲容正在深山老林里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父亲屁股后面。他的父亲时刻如箭在弦上，机警地寻觅着倒霉的猎物。那一天，池仲容和父亲一直向森林深处摸去，他们寻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头野兽。越向森林深处走，池仲容就越感到压抑。他感觉如同走进一个没有尽头的地狱，而一旦看到尽头，就是死亡。他又联想到他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是这片史前森林，遮天蔽日，透不过气来。
他在森林中唯一感觉良好的就是，这片森林给了他锻炼体魄的机会。据说，池仲容能把一只刚吃饱的老虎摔倒在地，还能在树上和猿猴赛跑。他能钻进水里待半个时辰，可以捉住在水底歇息的老鳖。他后来成为广东浰头的霸主后，有人声称他能从当地森林里最高的树上腾跃而起，触摸到月亮。他靠着天赋和后天的努力，终于把自己锻造成了森林之王和山区之王。
池仲容还有一项天赋，和谢志山异曲同工。他善于交际，能和各色人等在最短的时间里结交下深厚的友谊。他尽最大能力仗义疏财，并且非常开心地为人解救危难。时光流逝，他渐渐地在广东浰头地区的广大平民中获得信赖和威望。人人有困难时都会去找他，人人都相信他能解决一切难题。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几乎是无意识地助人为乐，他们只看到别人的困难，却从来对自己的艰难处境视而不见。这种人被孔孟称为圣人，池仲容也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在为别人排忧解难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时刻都处在忧难中。
他的父亲租赁了地主家的土地，因为遇到灾荒，所以在地主来收租时，两手空空。地主很不高兴，就把他的父亲抓走，留下一句话给池仲容和他的两个兄弟：拿钱赎人。
池仲容和他的两位兄弟商议了一夜，没有任何结果。因为这种事根本不用商议，解决方式是一目了然的：拿钱赎老爹。问题就在于，这唯一的方式行不通，他们没有钱。
这件事让池家蒙上了一层阴影，池仲容那几天用他那有限的知识储备思考父亲被绑架是否合理合法。当他最后认定，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时，县衙的收税员来了。这是一群锤子，在锤子眼中，所有的百姓都是钉子，他们所做的事就是砸钉子。他们见门就踹，见人就打，池仲容家的大门也不能幸免，池仲容和他的家人更不能幸免。每家每户值钱的东西都被这群人强行夺走，装上数辆大车。他们又拉出身强力壮的百姓让他们帮助拉车。
民情沸腾起来，这些百姓的想法是，你们把我的东西抢走，还要让我们帮你拉车，你别欺人太甚！池仲容的想法是，这是什么世道啊！
池仲容只能咀嚼着无声的怨恨想到这里，即使是王阳明恐怕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地步：财产权是人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力之一。中国古代人没有财产权的概念，因为没有人权的概念。仅以明帝国为例，皇帝想杀谁就杀谁，不需要通过法律。一个人连生命权都没有，何谈别的权力。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一个特别令人作呕的现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这是政治家最不要脸的行为之一。仅以池仲容所在的广东浰头为例，浰头是自然形成的村镇，这里所有的百姓都是靠自力更生和互相尊重而维持村落的稳定和发展的，明帝国政府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相反，他们听说有这样一个地方后，立即派人到这里组建政府，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收税和没收无辜百姓的财产。
那天夜里，在家家户户的哭声中，池仲容对着昏黄的灯光和他的两个兄弟池仲安、池仲宁说：“你们把青壮年组织起来，我们必须要去打仗。”
他两个兄弟不以为然，说：“武器呢？所有的铁器都被他们收走了。”
“用拳头！”池仲容握紧了拳头，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