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本该一说话就能让大多数人相信的许多权威，包括像宣传部这么重要的说话部门，现在说话也没有人信了。挂庆生条幅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宣传部连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都无法说服民众，还怎么能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并真正说服他们呢？
说话者，一个人也好，一个部门也罢，是否值得信赖或相信，不只是一种印象，而且还往往是一种“合理”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人们一般不这么看，一旦他们形成了可靠或不可靠、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靠性或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个人、组织、政府都是一样。一个人、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一个政府如果有说谎的历史，自然也就被人们视为不可靠、不可信，即便在某个具体问题说的是真话，也还是会被人怀疑，难以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
12关于“信任”的智慧之言
《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的文章，该文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注意，被认为是大胆、诚实地面对中国当前社会整体信任丧失的问题。文章说，消极的怀疑主义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信、不信、还是不信——‘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
信任和怀疑是相互联系的一体两面，怀疑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信任”）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它们都有许多广为人们知晓的现成表述，沉淀着前人对“信任”和“怀疑”问题的思考。
第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是积极的，它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信，不人云亦云。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家蒙田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怀疑精神。他的怀疑精神并没有设下什么教条，规定什么不存在，什么不可知，他只是主张两件事情必须相结合，一是人要探索学问，二是人要过一种充分具有自觉意义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对自己（并由自己而及他人）有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从人的各种能力和所有能做的事中享受到乐趣。这是一种自我关照中的自我实现，它是在不断发问，而不是在盲从中实现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公共生活中最需要怀疑的不是食品里含不含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也不是专家是不是骗子“砖家”，而是对民主政治的暗中操纵和破坏。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名言是，“有一种大家都知道是很聪明的保险，它对每个人的发展和安全都有好处，对民主社会抵御专制尤其有效，那就是，保持怀疑。”美国人对政府抱有普遍的不信任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隔4年又重新选出一个新的政府来。
参加选举的人民，他们自己就那么值得信任吗？美国第三任总统，民主主义者杰弗逊说过，“只有当人们受到过很好的（民主）教育，才能把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没有人，包括人民，是天生正确的，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情，所以，为帮助减少人为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害，怀疑和不信任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心理机制。
但是，当怀疑走向了极端，变成了“不信、不信、死活不信”的时候，就会变成非常有害的消极怀疑，它常被称之为“怀疑主义”，一旦蔓延，甚至会形成一个犬儒社会。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漠不关心、麻木冷淡，更有极端者，甚至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在文化、政治思想中，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生，认为世间根本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任何人都可以按他自己的权力或物质利益随意行事，民主或独裁、法治或专制、宪政或极权都是“具有某国特征”的正当制度。
造成大面积犬儒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的上当受骗，以致变得死活不信。就是再有说真话的，也还是被怀疑是假的，说了也没有用。《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承认，“官方说法”、“官方澄清”都难以产生“说服”和“澄清”的作用。这便是社会犬儒化的一个标志，也应了加拿大政治家约翰·哈罗德（JohnHarold）的一句话，“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恶性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病毒，它在社会中弥散，感染每一个人，无人可以幸免。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在不信任别人，觉得自己与那些不可信任的人不同。但是，殊不知，正如美国作家布莱特勒（JeromeBlattner）所说，“不信任别人的人，自己就是不可信任的。”中国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必须时时、事事提防，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我们不能再安心地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最需要的人，不能把健康托付给医生，不能把子女的教育托付给老师，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公正待遇、幸福托付给政府官员。人们今天关注信任的普遍丧失，是不是也与忧虑这种可怕的生存状态有关？
13美国的公民社会运动
2011年底，我每次给在国内的母亲打电话，她都会问我和家人安全不安全，她说，“美国很乱，你们要小心。”她把当时美国多个城市里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当成了利比亚或叙利亚的“暴乱”了。我问母亲，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报纸上看来的。
一个公共事件的规模和严重性往往会反映在媒体对它的报道上（如果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例如，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非常受尊重的非商业性电台）的晨间新闻报道，头条是国会关于奥巴马提高年收入在百万美元以上者的税率提议的不同意见和表决程序。隔了两条其他新闻，然后是一前一后的两条新闻：发生在波士顿的“占领华尔街”示威中有一百多人被捕，中国敦促叙利亚加快落实改革承诺，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流血镇压。
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事件
“占领华尔街”在美国是重要新闻，但不是压倒性的重要新闻。它之所以成为重要新闻，是因为美国的公民抗议和示威都是重要新闻，它之所以不是最重要的新闻，是因为美国社会对这次行动尚未表现出普遍的支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以抗议企业贪婪为口号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进入第四周之际，10月6日在首都华盛顿大约有两千人占据了市中心的自由广场（FreedomPlaza）。奥巴马当日首次就“占领华尔街”抗议发表讲话。他表示，他从电视上看到民众对金融危机造成全国性伤害的抗议，他承认，“是的，我认为人民很无奈。”他认为抗议人士代表了各界对金融体系运作问题的反感。奥巴马本人提出给百万富翁增税的建议可以看出是对这些民众要求的象征性支持。
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制度性的痼疾，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经济低迷更是引发了许多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愤怒。但是，“占领华尔街”究竟要达到什么政治或社会目的，却一直并不明确。10月6日那场最为声势浩大的华盛顿示威名为“停止机器”（StoptheMachine），示威者抗议企业的贪婪引发了战争、就业、医疗等诸多问题，严重侵犯人权。运动的发起人弗劳尔斯（MargaretFlowers）表示，“机器”操控了国家的政策，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企业控制了一些政治进程。她说：“我们必须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阻止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指控虽然有动员作用，但“机器”在哪里却并不清楚。
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往往发生在那些看起来远离“华尔街机器”的地方。例如，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是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Bridgeport-Stamford）地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最新的数据，那里最富有的20%居民收入占整个地区收入的574%，而最贫穷的20%居民收入则只占整个地区收入的25%。这一差距是美国516个人口调查区中最大的。
美国的个人财富积累
美国许多民众关注“占领华尔街”行动，对参与者的社会公正诉求表示同情，对以华尔街为象征的贪婪和金融腐败感到愤怒。但是，在理性的公民社会里，人们对要求用政府的权力来解决经济问题却并不表示认同。在如何看待“占领华尔街”行动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它不是人们平时所说的“主义之争”，而是“自由”与“政府权力”之争。
在美国，人们把积聚财富看成是一种利己但不损人的个人自由行为。因此，富有并不自动等于不道德的贪婪和腐败。既然如此，政府就没有理由加以干涉或限制。财富的关键问题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政府不能因为你钱多了，就可以用某种高尚的理由把钱抢走。财富的关键问题是钱是怎么到你口袋里的。只要你的钱不是勾结政府权力或用其他不法手段赚来的，财富再多，政府也必须通过国会决策程序，才能提高你的税率。
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基尔德（GeorgeGilder）说，“相信所有的财富都是偷来的，这种想法在监牢里和在哈佛大学非常流行。”基尔德挖苦哈佛大学，是因为大学教授们擅长用马克思主义、后殖民和全球化的陈套理论把财富简单解释为阶级剥削的结果。而且，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又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对这次“占领华尔街”行动，民主党国会议员有不少表示认同。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她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释放的信息，不管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华盛顿，变革必须发生。
共和党人对“占领华尔街”行动普遍持反对的立场，他们反对奥巴马给百万富翁们增税的计划，理由是，富人把钱投资到市场里，要比让政府来花更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也更有利于穷人。政府强行提高富人的税率和提高最低工资，到头来最受其害的还是穷人。艾茵·兰德（AynRand）对此理论有过著名的表述：工人低工资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那里继承来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制造贫困，它继承了贫困这个问题。与‘前资本主义’数个世纪的饥饿相比，早期资本主义是第一次让贫困者能吃上饭的。19世纪欧洲人口增加了300%，而在这之前，每个世纪只增长3%。”
哲学教授波恩斯坦（AndrewBernstein）持与兰德相同的立场，他说，“在公元500至15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为零，从1500至1700年，按人口计算的GDP增长每年为01%。1500年欧洲平均年人口收入为215美元，1700年为265美元。”今天，美国失业救济金平均是每周200美元（各州之间的差距很大）。美国经济要发展，靠的不是政府用权力来劫富济贫，而是由富人来扩大资本投资。
自由市场与社会公正
不管自由市场和富人有利于资本扩充的辩护多么有理论根据，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美国的贫困和失业人口正在扩大和居高不下，即使是那些还保有工作的人们，许多也缺乏安全感，觉得朝不保夕，风雨飘摇。这是“占领华尔街”行动的经济和民众心理原因。
经济地位低下和没有保障，这不仅是生计问题，而且也是做人缺乏尊严的问题。贫困不仅是一种生存窘境，更是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所说的对人的“羞辱”。因此，“占领华尔街”所体现的不仅是痛恨华尔街的贪婪，而且更是一种关于社会公正的普遍要求——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贫困而遭受“羞辱”。“反贫困”的诉求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扩散，应该说是借助了这一具有普遍道义价值的感召力量。
美国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在对“羞辱”问题的不同看法上体现出来。在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沦落到贫困的境地，他们感觉受到伤害，是否有理由将这种感觉视为羞辱呢？自由市场论者会说没有，因为市场竞争机制是公平的，某些人在市场竞争中不成功，不是制度原因，而是个人原因（懒惰、无能、缺乏进取心等等）。但另外一方认为，自由市场中的许多贫困者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自由市场其实并不自由，而是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的制度。国家负有限制市场凭“自由意志”行事的责任，正如马格利特所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制度之所以合理，乃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羞辱的作用。这包括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的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险等等。”
贫困者是否有感觉羞辱的理由，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并不只是个人想法。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如此。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施舍（如以乞讨为业者），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决定一个社会贫困共识的不是最低收入标准或者物质满足方式（如社会救济、慈善帮助、乞讨等等），而是如何设想一个起码的做人条件。马格利特就此写道，“贫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来定义的，贫困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过上一种算是人的生活。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定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
社会运动的意义
“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意义，是局限于仇富情绪的宣泄呢，或是对华尔街贪婪的道德谴责？还是能够像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那样，提出一种新的民主价值，促使美国制度的改变和完善？无论是哪一种结果，这一行动的公民创制、积极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意义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占领华尔街”行动是一场由民众自发的“社会运动”，它的基本条件是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和保障公民自由言论和集会的政治制度。2011年10月6日的华盛顿行动的名称“停止机器”起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言论自由运动”（FreeSpeechMovement）。运动的7位发起人从当年4月开始筹划，组织人员很快扩大到45人，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上百位组织者，并且得到了全国163个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致力于促进和平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公平和福祉。除了参加声援的组织之外，大批民众通过Twitter、Facebook等渠道了解活动消息，成为热情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