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的观念孕育着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观念，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公民最重要的觉醒，公民的一切聪明与精明皆以此为基础。开启民智必须从开启自由和权利意识开始，而自由与权利中又包括了责任与义务。陈天华在《国民必读》（约1905）中写道：“何谓权利？人民在此一国之内，那一国的权柄，必能参与，一国家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夺，也不可任人家侵夺，但各有界限。比如做皇帝的，做官长的，有特别的权利，那正当的，人民不可侵他；不正当的，人民不可许他。各依权限做事，求于彼此有权，彼此有利，两不侵犯。……何谓义务？……犹言各人本分内所当做的事，所当负的责，通皇帝、官长、国民都是有的。盖国家既是国民公共的，那皇帝、官长也不过国民中一个人。国民举他出来，替公上办事，不过他们的义务略重一些，非是国民遂全没有义务了，皇帝、官长没有办得好，做国民的理当监督他们。”陈天华还把国民的权利归结为政治参与权、租税承诺权、预算决算权、外交参与权、生命与财产权、地方自治权、言论自由权、结会自由权等。这些国民权利早已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成为公民常识，但在中国还必须辛苦地予以传播。
新闻报纸对传播公民常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早期传播共和思想的许多都是小册子（这令人想起托马斯·潘恩影响了美国革命的小册子《常识》）。新闻报纸传播的民众面更广，而办报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实践，政治对于普通人的重要性也是在办报、读报、讨论时事中表现得最经常、最明显。陈天华在《国民必读》中说，“人若没有政治思想，不晓得争权利的，即算不得一个人，虽然没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中国人应“把政治思想切实发达起来，拼死拼命，争这个政治参与权，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长的胡做乱为，把中国弄得稀糟。”办报就是把“政治思想切实发达起来”的智民之举，办报的和读报的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越变越聪明的公共人际关系。
在当时的中国，这一直是受统治权力阻挠的，也充满了难以预测的危险，报纸越是受民众欢迎，就越可能遭遇不测。例如《京话日报》1904年8月16日创刊于北京，1906年9月28日停刊，共出753天，是一份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时事性政治报纸。《京话日报》的开民智、办学堂、兴女学、反迷信等主张都是为了要让民众聪明起来，得到了热心读者的大力支持，仅在北京就有20余家阅报处和讲报处。每一处，都有不少读者自愿捐贴报纸，供众阅览，或自愿充当义务讲报人，为识字不多的读者朗读和讲解报纸。其中，仅读者刘瀛东一个人，就捐贴了30份报纸。一家开办说书馆的小业主，不但自愿把该馆提供给《京话日报》充当讲报处，并且还“外送茶水，不取分文”。有一个名叫郭瑞，字云五，外号醉郭的读者，就是以长期充当该报的义务讲报员而远近闻名。1906年，《京话日报》被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罪名查封，创办人彭翼仲于1907年被押往新疆服刑时，“由大佛寺启程，市民送者好千，赠送程仪者无算。”那位外号“醉郭”的义务讲报人，自愿陪同彭翼仲一同去新疆。这样的热血民众，在今天恐怕是难得见到了。（见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
后圣人时代需要精明的公民
外部的环境制约着民众能否有条件成为有民主知识和能力的精明公民。但是，单单依靠外在条件，没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公民。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重点。本书收录的是我在过去两年中陆陆续续写成的一些与公民自我教育及公共政治有关的短文。它们可以说是一些“时文”，但提出的也是一些有关公民社会的长久问题，希望能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公民启蒙有所助益。这样的助益不是从民主和公民政治的不变“真理”推理出来的，而是因为有实际需要才作出的一些思考与判断。
第一篇涉及的主要是公民美德与民主制度的一些问题。现代民主共和的公民教育不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它吸纳了古典共和的一些价值观，但对古典共和的国家主义和专制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这种民主教育不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或是经由宣传教育来灌输的。它发生在公民社会之中，是一种公民的自我教育。它同时也是一种来自民主宪政的制度教育，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曾这么写道：“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共和，以前也有过；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德是完善的宪法所造成的（教育）效果，而不是造就宪法（和宪政）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让坏蛋们相互看管（不做坏事），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强盗们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强盗们，也能从他们相互争斗的经验学会诚实。”民主宪政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政体对权力的限制和平衡来间接地发生作用。人并不是天使，只有让人与人相互监督和平衡，以权力制衡权力，以利益制衡利益，才有望形成合乎人性的秩序。这也就是精明的公民们所能在现实中期待的那种制度性秩序。
第二篇虽然讨论的是不同的具体事情，但都涉及民主价值与民主政治对民众的实践启蒙作用。美国思想家阿兰·布鲁姆（AllenBloom）说，“真正的价值是那些可以用来指引人生，凝聚人民，让他们有高尚行为和思想的价值。”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民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一个没有价值观的群体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也不可能有共同认可的幸福生活。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价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没有的价值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由于不同的机遇而诞生出来。另一方面，任何价值都不是凭空创造的，指向未来的价值往往可以在对过去的回顾中找到。只要是好的价值，只要能提升群体存在的意义，价值起先来自什么地方并不重要。精明的公民在意和看重的应当是价值本身，而不是它们是否具有所谓的本土性。如果像自由、平等、尊严和公正这样的价值不适合某国国情的话，那么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这些价值。
第三篇的内容主要是人民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国家不应该是特殊利益集团为自己经营的公司，政府也不应该是施惠人民百姓的老板。虽然民主未必是尽善尽美的政体，但却是最能让人民自由、理性地处理自己与国家和政府关系的制度。当然会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此，正如政治学家伯恩斯（JamesM.Burns）所说，“与任何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政体更需要某种信念——以及某种怀疑主义。”民主要求人们保持对共同事业的信念和乐观态度，相信人民如果了解和关心世事，便可以依赖他们，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相信当事情发生差错时，可以依靠人民予以纠正。民主并不要求人民太信任他们的领导人，相反，抱有合理的怀疑会更好一些。民主政体需要人民不要过于信任任何集团或给予它过多的权力。民主要求人们奉行多数人说了算的原则，但同时也要充分怀疑多数人是否就一定正确，因此需要容忍少数人并保护他们的权利。可以说，“民主信念是以相信人民和人民的怀疑态度……的混合为基础的。”
第四篇要提出的问题是，公民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及吸取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人类就已经知道历史的重要，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中最基本的两项科目是“修辞”和“历史”，对君主和对绅士都适用。重视修辞和历史是因为修辞能帮助学生获得政治和外交的话语能力，而历史则能教导年青人如何从先人那里学会谨慎行事。修辞是说理的科学，历史是行动的科学。不仅如此，历史还被看作为一种哲学，一种以事例和警示来教诲世人的哲学，而哲学探究的是关于人自己的真实知识。历史不能给人们一个未来的方案，但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人类普遍、恒久的共同特性，更好地面对未来。然而，对经历过20世纪种种极权灾难的人类来说，历史有了一些古人从未料想过的内容和重要性。
历史以前只是对高贵人士有用，对他们持衡拥璇，安邦定国，含有微言大义、殷鉴不远的教益。今天，历史对所有可能被专制权力奴役的平常人都有用，为他们反省通往奴役之路的失忆、沉默、顺从提供教训。现代专制权力如果强行压制公民了解和学习灾难历史的权利，严格控制有关的公共信息管道，那么，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忆便成为争取人的自由和自然权利的象征。记忆的不自由和无权利本身就是20世纪特有的人道灾难的延续，本身就是这个教训的一部分。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学习如何把对以往灾难的记忆作为通往未来公义的大门，首先需要的便是了解历史的真相。
民众因为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信息而愚昧，他们因为缺乏启蒙而麻木，因为价值不明而迷茫，因为信仰匮乏而迷信。这些都不是公民社会的特征，而是在丧失了圣人领袖后的群众社会特征。在有圣人领袖的群众社会时代，群众曾经觉得自己很幸福，能安安稳稳地在幸福的幻觉中过日子。他们有圣人领袖为他们安排肉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圣人领袖的智慧就是他们的智慧，圣人领袖的精明就是他们的精明。圣人领袖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与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都能够认同他的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曾经觉得能够和领袖一起做伟大的事情，甚至有野心去创造匪夷所思的奇迹。今天，由于丧失了圣人领袖，有的人觉得不安全、不幸福、无所信仰，于是要把前圣人重新当“佛菩萨”来怀念、感谢和祈祷。在对“佛菩萨”的奉承、崇拜和忠诚告白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自己命运完全无从掌控，无可选择，却期待出现奇迹的卑微个体。
后圣人的群众社会中并不全是这种卑微而可怜的个体，不是没有清醒或精明的个人。但是，精明的个人还不是精明的公民，“精明”对于孤立的个体和对于共同体中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于个体来说，精于盘算他自己的利益，不过问政治，一心经营好自己的“小日子”，便可以说是精明。但是，对于公民共同体的成员来说，要算得上精明，就必须知道公共事务与个人切身利益的关系就是政治，知道只有民主的清明政治和公民权利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了解民主的价值观是什么，了解什么是政府、为什么政府是必须的、为什么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是必须的、如何才能限制政府的权力、如何区分有限政府（社会中的每一成员，包括行使权威的政府官员本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政府）和无限政府（对掌握权力的官员没有有效约束和控制的政府），等等。这样的知识，对于每一个人愿意把政治当作自己的副业，学着做公民，做精明的公民，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社会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能成为这样的公民，那么，这个社会就无须乞灵于圣人领袖和他化灵的佛菩萨，也就越有信心和能力为自己建立起好的公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