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拒绝在《延安协定》上签字？——罗斯福派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经过
1944年9月，罗斯福派自己的好友赫尔利少将到中国，初时是为了调解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很快赫尔利就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为调解国共关系。为此，赫尔利经过蒋介石批准，亲赴延安和毛泽东直接谈判，达成五项协议，通称《延安协定》。毛泽东、赫尔利二人同时在这份协定上签字，留下空格等待蒋介石动笔。然而，赫尔利返回重庆之后，却未能如愿，蒋介石拒绝签字。
赫尔利（Hurley，Patrick Jay，1883-1963），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1929年至1933年任美国陆军部长。1942年至1943年，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到过苏联、中近东和印度。1944年晋升少将，9月来华，10月继高斯为驻华大使。1945年11月27日宣布辞职。
一、罗斯福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中，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团结抗日，减少摩擦和内耗。还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即告诉蒋介石，你们的国民政府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民主政府，建议蒋介石能通过谈判，消解和中共的分歧，建立联合政府。不过，蒋介石对这段话没有十分留意。
1944年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对他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罗斯福本人愿意出面协调。同月21日至23日，蒋介石与华莱士会谈。蒋对中共“展开了一片冗长的埋怨”，如“不服从纪律”，“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人民和军队的士气之所以低沉是由于共产党的宣传”等等。蒋甚至说：“共产党希望看见中国的抗日垮台”，“祈祷国民党将先于战争结束而崩溃，因为这个崩溃将使他们取得政权”。当时，中共代表林祖涵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正在西安谈判，在询及谈判进展情况时，蒋介石回答：国民党的条件很简单，第一服从命令，将共军并入中国军队；第二，把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变为中国行政区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他表示：假如共产党表示诚意，解决是可能的。假如问题得到解决，他将比现在所预料的更早实行其民主方案。蒋批评美军“不了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的威胁”，“过高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声称中共善于利用美国来强迫国民党答应其要求，建议美国采取“超然”，或“冷淡”态度。华莱士问蒋，有无可能达成一个“较低水平”的谅解？蒋答以“欲速则不达”，并说：“请你们不要逼吧！请你们认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里并没有什么多大用处。”在6月23日的会谈中，蒋介石批评美国“已经使用了不少压力要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取得协议，但是，对共产党却没有使用压力”。他要求美国政府发表一个声明，要求中共“听从中国政府的条件”。
6月24日，当华莱士飞返美国时，蒋介石请华莱士传达口信十二条，其中第六条表示，尽管“中国共产党问题是国内问题”，但他还是“愿意取得总统的帮助。”7月14日，罗斯福复函蒋介石，对蒋“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表态表示“特别高兴”，称赞蒋可能将“民主改革方案”更早付诸实现的诺言是“令人兴奋的见解”。此后，美国政府即训令高斯大使，促成中国建立联合政府。
8月20日，高斯和蒋介石谈话，蒋认为，美国的态度只能加强中共的“顽固”，“要中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就等于要中国无条件地投降给一个众所周知的外国（苏联）影响下的政党”。他甚至说：“一切共产党人都不能相信”。高斯表示：“我们乐于见到中国内部问题及时解决”，“使其他党派中有资格的代表们来参加并分担政府的责任”，“使若干特殊的集团或政党中干练的代表参加政府”，或者“参加某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这样才可以“克服现存的批评和猜忌”，使大家共同为中国的统一而努力。9月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函高斯，建议向蒋说明，由高斯出面，与中共代表在重庆会谈，说明中国亟需团结，友善、容忍与互相让步的精神，具有各种政治思想的中国人应该为打败日本而合作。赫尔赞赏高斯关于“联合委员会”的设想，“希望在一个坚强而能容忍的代表性政府的领导下”，“去进行抗战和建立持久的民主与和平”。15日，高斯会见蒋介石，委婉地向蒋请示，是否会见中共代表及所取态度，蒋介石仅答以须慎重，但事后听说美国政府训令国民党非与中共妥协不可，极为反感，在反省录中指责美国“徒恃强权与绝无情理”。
二、蒋介石批准赫尔利赴延安与中共谈判
自史迪威到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一职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8月10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提出派以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中国，调节蒋史关系。蒋介石复电欢迎。9月6日，赫尔利抵达重庆。7日，蒋介石与赫尔利谈话。赫尔利传达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拥护”之意，声言此来并非要求蒋做什么，而是听取蒋要求其做什么，才做什么，这种说法和蒋以前所见的美国官员颇不相同，蒋的感觉是“其语甚蜜，而其行与表现者，仍见其多疑而不能以诚相见也”。这以后，蒋介石与赫尔利接触频繁。在蒋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过程中，赫尔利曾给予支持，蒋、赫关系日益密切。9月12日，赫尔利提出十条建议，其中第三条提出，在委员长指挥下统一一切军事力量。第五条提出，支持委员长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10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称赞赫尔利“异常谙达人情”，“似亦能与共产党领袖相周旋”，要求罗斯福委派赫尔利为“长时期之个人代表，并授以广泛之职权”，以便配合自己，与中共谈判，将共产党军队编为正规国军，对日作战。
华莱士访华之后，美军观察组于7月22日抵达延安，打开了中共与美国联系的通道。9月8日，周恩来为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电，请时在重庆的董代表中共及军队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并在适当时候向他们正式提出说帖。11日，赫尔利接到朱德以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延安，到中共地区作私人访问，同时访问中共领导人。
赫尔利将中共邀请他访问延安一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反对此行，但要求他推迟。其后，赫尔利与受蒋介石委派和中共谈判的王世杰和张治中商量，赫尔利发现，二人认为：中国还未达到建立两党或多党政府的阶段。根据孙中山的思想，中国必须坚持一党统治，直到在训政时期为建立民主政府做好准备。9月19日，王世杰、何应钦、张治中在重庆黄山与赫尔利聚会。赫尔利传达了他在莫斯科和莫洛托夫的谈话，声称苏联不支持中共，他表示愿以“协助之资格”陪王世杰等赴延安一行。王世杰表示：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唯一能做主之人，赴延安商谈一次或有裨益，赫尔利参加谈判也可能有益，但何时，以何种方式参加尚须详细考虑。如赫氏参加，应设法使中共不认为得到美国的奥援，因而对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10月17日，赫尔利和林伯渠、董必武会谈，林、董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赫尔利赞扬中共武装的组织和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因素，批评国民党政权不民主。他告诉二人，他和中共代表谈话，蒋介石是允许的，不仅如此，蒋还允许他去延安。18日，三人继续会谈。
10月20日，蒋介石审核对共条件，转示赫尔利。21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与赫尔利谈对共方针，声称“应以对君子之心理对之，不可预存成见”。22日、23日，宋子文与赫尔利、蒋介石多次辩论、讨论。23日，林、董与赫尔利第三次会谈。赫称“蒋态度已变好”。他向林、董描绘自己设想的美妙途径：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将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董会谈，有初步结果后再与蒋谈，蒋如同意，他将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寻求双方合作基点。然后，蒋、毛见面，发出合作宣言。
10月27日，蒋介石再次与赫尔利商谈，确定的对共方针为“健全本身”，“积极准备”、“预防其阻碍反攻”等三方面。在“积极准备”方面又分：1.无形清剿（不用“剿共”名义），肃清当地“共匪”之不听命令者。2.召开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公意，成立决议案，取消共党之军政与边区，实行统一。
次日，赫尔利在和宋子文商量之后，拟就和中共谈判的五个条件：
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
2.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
3.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
4.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
5.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官兵，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将根据其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的待遇，其各单位军火和军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待遇。
11月3日，王世杰、张治中与赫尔利谈话，赫称：中共不愿与腐败的国民政府妥协，美国军官或外交官都劝他不必调解国共关系，但他还决意一试，拟于日内赴延安，与毛泽东面谈，偕同毛到重庆与蒋先生晤见。王、张都劝赫前往延安一行。赫则表示将晋见蒋先生，做最后决定。当晚，蒋介石与王、张研究赫赴延安的“利害问题”。11月4日，王世杰对蒋介石说，赫此项计划，一定事先征得罗斯福的同意。倘此举终归无效，则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疑惑当可稍减。蒋介石听了王世杰的陈述后，决定批准赫尔利赴延“调停”。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论成败，均有益无害，日记云：“如其果能照其所言方针进行成功，则于我有益；若其调停失败，则于我无损，而匪之拖延诡计可以暴露矣。”6日晚，蒋介石告知赫尔利谈判条件与注意各点，赫尔利向蒋介石提交其10月28日草拟的《协议之基本条件》五点，蒋则提醒赫：一、不可提供共党宣传资料；二、不可使其延宕时间，务必速决；三、各种谈话必须记录核对，勿使其将来反噬。赫尔利一一表示同意。
11月7日晨，王世杰、张治中赶到蒋介石处商议，又从蒋处赶到赫尔利住处，详细讨论，对赫尔利提出的五条略加修改。其内容为：
1.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期能迅速击败日本，并建设中国。
2.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接受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3.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及发展民主政治。
4.中国仅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之官兵经中央政府编定后将依其职阶，享受与国军相同之待遇，其各单位对于军火及军需品之分配，亦将享受相等之待遇。
5.中央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使之为合法之政党，所有在国内之各政党将予以合法之地位。
这一方案与赫尔利10月28日的方案，除四、五两条位置互换外，其他不同之点在于：第一条的“解放中国”改为“建设中国”。第二条原来强调中国政府与中共双方均承认蒋介石的“主席”与“统帅”地位，现在则仅要求中共接受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第四条，赫原案强调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新案删去“平等、自由”，仅保留“合法”二字。因此，新案较赫原案略有退步。
当天，赫尔利带着新方案，偕同林祖涵秘密飞赴延安。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知能否见效？”
三、毛泽东、赫尔利的第一、第二次会谈
毛泽东得知赫尔利要来延安谈判的消息，于11月6日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当时，日军正猛烈进攻广西桂林，重庆形势危急，因此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他给以小的东西，加以限制，而得救命的大益。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会。”7日，当赫尔利的飞机还在空中飞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接到美国军事视察团巴勒上校的电话通知，就挤到一辆用救护车改装的汽车里，越过崎岖的山路向机场疾驶。飞机降落，毛泽东等人上前迎接，临时乐队号角齐鸣。赫尔利在检阅军队后，坐上毛的改装汽车，越过草地，越过延河，到达延安。
当晚，延安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来宾，以及在延安的国际友人百余人，赫尔利成为主客。第二天的会议从上午10点10分开始，到11点30分结束。出席会议的中共人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等。美方人员有赫尔利、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