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五点，均就中德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言。荣祖教授责问我，“惊天秘密”在哪里？其实，我的题目已经作了明确回答：自然，这个“秘密”要从“中德关系”中去找。二战前，中德关系本来良好，蒋介石也曾对希特勒相当崇拜，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德关系剧变，蒋介石不仅宣布对德处于战争状态，而且派特使联络德国内部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士，支持他们推翻希特勒。请问，以前中外学界知道这些事情吗？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叙述过这些事情吗？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不是“秘密”是什么？至于说“惊天秘密”，这本是一种比喻，形容其出人意表、超出常情的程度，可以见仁见智。荣祖教授觉得此词“夸张”，但总不能否认它是“中德关系”中的一项“秘密”，是一件出人意表、超出常情的事件吧！
学术辩论的基本要求是双方所论必须是同一命题。假如双方命题不一，这种争论也许很热闹，但实际上各说各话，并无多大意义。我在《蒋介石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的史实应该得到承认》一文曾经指出：“汪文与拙文，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关，但实际的主题各不相同，企图回答的问题也相差很大。汪文讨论蒋是否事件发生之由，是否有重大作用，拙文讨论蒋与事件有无关系，是否做过某些努力。”假定荣祖教授要针锋相对地反驳我，那就应该证明：1.蒋介石不曾派齐焌赴欧，其目的也非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2.蒋介石根本不曾发电宋美龄，指示她向美国政府转达德国反纳粹人士的要求。3.蒋介石也不曾通过宋子文，给德国反纳粹力量提供资助或其它帮助。然而，荣祖教授对这三件事都无法否认，却洋洋洒洒大谈特谈德国反纳粹力量是自发的、自觉的、完全不需要外力策动云云。读者这里不难发现，荣祖教授已经转移了命题，做的是另外一篇文章，即德国反纳粹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荣祖教授的文章虽然做得很长，很理直气壮，然而，却无法推翻拙文提出的几条证据，更无法回答：德国反纳粹运动虽然自发、自觉，但是，别人就不可以从旁或从外加以鼓励、支持、协助、促进吗？难道自发、自觉和外力的鼓励、支持、协助、促进是绝对排斥的吗？还有，远在亚洲、忙于抗日的蒋介石派人赴欧，支持德国反纳粹人士推翻希特勒，这自然出人意表，令人惊异，但是，它和蒋介石在反纳粹运动中的实际作用大小并不是一件事。荣祖教授力图证明，蒋介石的作为“毫无成效”，“连边都摸不到”，从而论证此事毫无出人意表，令人惊异之处。这种论证方法，荣祖教授难道不觉得是在偷换命题吗？
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于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因此，评定其意义也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领域。蒋介石派人赴欧，支持德国内部人士推翻希特勒，在中德关系这一领域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在德国的反纳粹运动中，就不一定重要。打一个比方。中国某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大事，甚或是特大喜事；但是，某一美国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可能就让人感到平平常常了。
德国反纳粹运动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前后涉及许多人。据统计，1944年7月的未遂政变后，被希特勒政权处决者近五千人，逮捕者七千人。虽然其中可能有滥杀、滥捕的情况但实际涉案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反纳粹运动也曾经有过不少小集团，如拙文提到的贝尔-戈台勒-哈塞尔集团，以及未提到的克莱骚集团等，但可以肯定，它们绝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并且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统一的、秘密组织，自然，在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荣祖教授批评我杜撰“三人组合”这一名词，其实，贝尔-戈台勒-哈塞尔集团、克莱骚集团等何尝不是历史学家的命名！关键不在于是否“杜撰”，而在于是否反映实际。“三人组合”是由于中方资料发现而提出的新问题，需要仔细地核查、开掘克兰、沙赫特、托马斯三人及其他相关资料，才能对他们的作用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与之相联系的齐焌、蒋介石等人的作用也才会比较明晰。不去深入研究，匆匆忙忙地做结论、下判断是轻率的。
荣祖教授在文章中说：“后人读史有其后见之明，（蒋介石日记）说要运动德国军队倒戈，就不要随之起舞，去找寻惊天秘密，而其思路宜从根本不切实际的空想展开。”原来，荣祖教授也不否认蒋介石确有“运动德国军队倒戈”的念头，只不过应斥之为“根本不切实际的空想”罢了。然而，荣祖教授这样写，问题就接着来了：德国的“三人组合”准备推翻希特勒，希望得到蒋的支持。蒋介石应该怎么办？他是置之不理呢？还是予以支持？假如蒋置之不理，荣祖教授肯定要大张挞伐。幸好，蒋介石采取行动，予以支持，得以免受荣祖教授的挞伐，但终究还是逃不过荣祖教授的抨击：“根本不切实际的空想。”蒋介石真是怎么做都无法讨好，难呀！
荣祖教授热衷于分辨“倒戈”与“政变”二者在语义上的区别，强调“二战期间德国军队从来没有倒过戈，也没有被推动倒了戈”。荣祖教授似乎没有想过，1942年1月，当蒋介石从齐焌处得知“三人组合”的计划时，他有可能像荣祖教授这样咬文嚼字地斟酌，是“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还是“运动德国军队政变”吗？克兰等已经将德国内部反纳粹运动的情况和计划说得清清楚楚，事实上后来德国反纳粹力量确曾多次策划暗杀希特勒，推翻希特勒，何以一到蒋介石想插手，就成了“根本不切实际的空想”呢？再说，1944年7月，当同盟国与德国交战之际，德国的元帅、将军们计划在暗杀希特勒之后，立即出动军队，接管首都，占领广播电台，宣布成立新政府，不可以视为对原国家元首、军队统帅的一种“倒戈”行为吗？
二、三分证据只能说三分话，但是，设有证据也能“说话”吗？
荣祖教授教导我：三分证据只说三分话，而我却说了十分话。谢天谢地，荣祖教授还承认我有三分证据，至于是否说了十分话，则拙文俱在。除了标题受到荣祖教授指摘外，其正文，荣祖教授能举出“三分证据说了十分话”的例子吗？
以“三分证据只说三分话”这一原则来反求于荣祖教授，则似乎没有证据也在“说话”，其假设的“大胆”令人震惊。例如，克兰、沙赫特、托马斯都说了些恭维蒋介石的话。本来嘛，求人帮助，说些恭维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荣祖教授却一口断定，这是齐焌的“加料”，是奴才对主子的阿谀之词。在荣祖教授看来，“西洋人”、“德国军人”不可能说“歌颂蒋氏的话”，这里，倒使我想起罗斯福“炉边谈话”中对蒋氏的称赞：“在与蒋介石总司令的会晤当中，我看出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和英勇无畏精神的人，他对眼前及将来的诸多问题见解独到。”也使我想起，早在1938年，德国中国研究学会的汉斯·席普尔（HansSchippel）就曾发表过长诗，赞颂蒋介石为“中国的伟大元帅”。后来，法肯豪森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赞扬蒋介石“的的确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具有超凡的人格，以伟人称之，洵非虚语”。并且说：“我是最崇敬他的人，也是最忠于他的部下。”既然罗斯福、席普尔、法肯豪森都可以“歌颂”蒋氏，为什么和中国友好，有求于蒋的“三人组合”不会说几句“歌颂”的话呢？荣祖教授责问说：“阿谀奉承之词，白纸黑字俱在，如果不是齐焌的加料，何不拿出原文来看。机密文件只有译文而无原文，并不寻常。”这里，荣祖兄似乎很严谨，很机警，然而克兰等人恭维蒋氏的话，都是在柏林与齐焌会晤时的口头表述，事后才由齐焌写入给蒋氏的《机密报告》，怎么可能有德文原文？荣祖兄要我“拿出原文来看”，岂非不通事理的苛求！当然，荣祖教授也还可以大胆假设：那个写长诗的德国人一定接受了国民党的贿赂，这自然也是一种“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不会很大吧！荣祖教授还特别提到福肯豪森，似乎这样典型的“德国军人”不可能向蒋介石“输诚”，然而，1942年2月，当中德已成敌国，法肯豪森却特别派人到瑞士向中方驻欧人员表示“忠诚”，这说明什么呢？
荣祖教授这种类似的苛求还表现在对宋子文资助的三万美金的“下落”的追问上。拙文已经指出，这是秘密工作，不可能留下单据，当然也不可能留下哪怕是很笼统的钱款用途表。荣祖教授批评我“忘了齐焌的报告是《机密报告》”，难道“在机密报告里也要保密”！荣祖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齐焌的《机密报告》写于1941年7月，而宋子文的资助则在1943年，其用途怎么可能写入其《机密报告》？而且克兰已经表示“收据自当遵照来电，签妥交齐君”，何可再要求其立即报告具体用途？近代以来，共产国际和苏共曾多次以美元或卢布大量资助中共，似乎也从未要求中共汇报使用情况。荣祖教授又责问说：“那三万美金下落不明，不可以质疑吗？”自然，可以质疑，但是，质疑必须在情理之中，不能一质疑就想到克兰或齐焌会将美元装到自己的口袋中去。
荣祖教授对拙文提出的几个关键证据的态度大都如此。他没有可能否定证据本身，就以假设性的问题加以否定。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可以引人思考，但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据，也就没有什么说服力。用台湾的一句流行语来说，“听听就可以了”。
三、时间错乱的质疑与答辩
历史事件除处于特定空间中外，还处于特定的时间中。时间观念，对于历史家尤其重要、否则，只能制造思维混乱。
拙文论述，“三人组合”向蒋介石求助的内容是通过蒋建立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联系。荣祖教授为了证明此事不可能，声称，自1942年年底至二战结束，德国反纳粹组织已经和艾伦·杜勒斯建立了联系，“何必要由一个军火商通过齐焌经由蒋介石转达”？然而，当我指出，“三人组合”提出相关要求，其时在1941年7月。至此，荣祖教授已经没有可能坚持原论，就将拙见接过去，转而论述齐焌-蒋介石-罗斯福此线“无效”，他说：“发生在后的事情正可否定发生在前的有效性。如果蒋介石已经为反希特勒将领与美国取得联系于一年以前，而且行之有效，又何必要重启炉灶呢？”接着，荣祖教授就振振有词地陈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德国人竟如此昧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即使不知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同盟关系受尽屈辱，也应知道这关系是很不平等的。蒋自己都无法争取到平等地位，如何为新德国争取平等？”须知，1941年12月，是罗斯福提议，建立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指挥中国、安南、泰国境内的联合国部队，给了蒋介石以很高的地位和荣誉；也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前后，力主中国应为四强之一。在“三人组合”企图通过蒋介石与美国建立联系的1941年，蒋介石何尝“受尽”罗斯福的“屈辱”？中国何尝与美国处于“很不平等”的地位？显然，荣祖教授把后来发生的事情移前了。这种时间错乱的质疑或答辩有多大意义呢！
四、憎而应知其善
对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态度与感情。荣祖教授长期不喜欢蒋介石，多年来一贯批蒋。这一点为我所深知。我不想、也不可能改变荣祖教授对蒋的态度，然而，一个客观的、公正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跳出个人好恶的小天地，力争做到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过；敬之不增其功，厌之不益其恶。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准确、全面、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历史着作来。
蒋介石派特使赴欧，支持德国内部的反纳粹运动，本来是件好事，不管其实际效果如何，总应该多少加以肯定吧？然而，在荣祖教授笔下，似乎一无可取。无论如何，这总不是一种郑重的、科学的态度吧？
荣祖兄问我：二战胜利后，“蒋之丰功伟业有哪一件不巨细靡遗地公诸于世？为什么不提这一件惊天的伟业呢”？这里，我想提醒荣祖教授的是，仅以中德关系言，还有一些事，蒋介石不曾公开讲过，国民党也不曾宣传过。例如，1940年，当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孙科、白崇禧在国民党高层提议联德，为蒋所拒绝。又如，1942年，德方曾派人与中国有关人员谈判，企图拉拢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合攻印度”，亦为蒋介石严令拒绝。这些事，拙着香港三联版及大陆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辑均有叙述，欢迎荣祖教授核查、质疑。
荣祖教授的文章还提到：“杨兄说克兰无官职，却又登了他全副戎装，挂满勋章的照片，令人错愕。”我要说明的是，此照为编者所加，事前我不知道。至于拙文原题以及改题的情况，我前已说明。其副题，原为《蒋介石派人赴欧，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意在说明蒋派人赴欧的目的，即我的答辩文章所谓“企图”也。题中“策动”二字，应是语法中的“未然形”，而非“已然形”，只是汉语中无法表达。刊出前，“派人赴欧”四字被删。我看过小样，认为副题可能过长，就没有改回去。如果因此而引起荣祖教授的“误读”，责任在我。
原载《传记文学》2010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