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起至1941年，蒋介石领导中国军民单独对日抗战已经四年，在此情况下，德国反纳粹运动中有部分人士亲华、亲蒋并不奇怪（例如，福肯豪森将军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选择蒋介石作为求助对象，在和齐焌交谈时，说过部分歌颂蒋氏的话，这并不奇怪，然而，荣祖教授却毅然断定，这是齐焌的“加料”，目的是为了“阿谀奉承，讨好主子”，请问，荣祖教授作这样的判断有什么根据？是不是武断了一点？
三、宋美龄是否向美国政府转达了反纳粹人士的要求和条件？
1942年1月，蒋介石在决定派齐焌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人士之后的第四日，曾经在日记中写道：“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从常理上讲，“运动德国军队倒戈”十分重要，德国反纳粹人士又要求蒋介石充当他们与罗斯福之间的沟通人，自然，蒋介石应该会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罗斯福通报。然而，有关资料至今尚未发现。所幸的是，笔者发现了蒋介石在1943年4月致宋美龄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是蒋介石支持德国内部反纳粹人士推翻希特勒，建立德国“新政权”的铁证。为什么？第一，当时，宋美龄正在白宫访问，和罗斯福关系密切，联系也很方便，她是代替蒋介石向罗斯福通报有关信息的最合适的人选。第二，蒋介石在电报中表示，“为促成德国内部运动起见”，可见，蒋介石十分明确地支持德国内部的反纳粹运动，希望“促成”。第三，此电现存于美国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档案中，它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古兆鹏在奉命发电时偷偷地给宋子文发送的一份副本。这一情况，排斥了包括齐焌在内的任何人伪造的可能。
我很高兴，荣祖教授没有怀疑这通电报的“真实性”，但是，他批评此电“实不知所云”，而且大胆假设，宋美龄并未向罗斯福通报此电，这就又值得讨论了。
蒋介石此电系根据齐焌1943年4月8日电而发。齐焌在该电中阐述了德国反纳粹人士“仍盼推翻希特拉，彻底消灭纳粹党及主义以后，德国获国际平等地位”，但是，他们担心“新政权”成立后，英美仍将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长期解除军队，监视教育，改革德国民精神”，派员掌握德国行政，长期占据德国，使德国等同于殖民地，因此希望英、美降低条件，善待德国，否则，将与苏联合作。蒋介石收到此电后，认为反纳粹人士的要求有其合理性，为了解除这批人士的顾虑，早日将其推翻希特勒，建立“新政权”的计划付诸实施，于是，决定向罗斯福通报。由于英美两国领导人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对处理纳粹已有严厉规定，因此，蒋介石要求宋美龄向美方“委婉说明”，请其“注意”。
《大西洋宪章》签署于1941年8月，共八条，其基本精神是：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各国人民主权，各国在贸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合作，重建和平等等。不错，《宪章》第八条确实规定：在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建立之前，必须解除纳粹国家的武装。但是，解除武装不等于“无条件投降”，德国反纳粹运动成功以后所建立的“新政权”自然也不等于被盟军击败希特勒政权之后的德国，假如对“新政权”之下的德国实行“殖民地待遇”，长期占领，自然与《大西洋宪章》的基本精神“歧异”。
蒋电提到：“倘英美坚持此种苛求，则未来德国新政权，宁愿与苏联合作，不愿沦为英美之殖民地。”荣祖教授批评此为“不明国际情势”，是“不切实际，不明底细之言”。汪文称：“德军将领多反共，更怕赤化，虽有些反共亲俄者一方认为，与苏联议和或较容易，史大林也乘机宣传反希特勒而不反对德人民，比英美无条件投降中听，但最晚在1943年10月亦放弃了此一幻想。”可见，汪祖教授也承认德国反纳粹人士中确实有“反共亲俄”，企图走俄国路线者在，只不过到了1943年年底，这部分人已经“放弃此一幻想”。然而，荣祖教授忘记了考证蒋介石上引致宋美龄电的时间，那是在1943年4月，“反共亲俄”者还没有“放弃”幻想呢！
荣祖教授又大胆假设，宋美龄根本没有向罗斯福通报此电。他说：“宋美龄是否转达，也没有下文，也未见罗斯福回应的纪录，只能说不了了之，毫无影响。”又说：“宋美龄如没转达给罗斯福或事出有因。”其实，德国内部反纳粹人士的地下运动事属绝密，当时的许多资料都没有留下，或者根本就没有记录，也可能虽有记录，但是我们尚未发现。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就更加如此。即以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的函电来往论，数量很多，然而，今天能看到的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上引蒋介石致宋美龄电就不见于台北“国史馆”的现存档案中，齐焌致宋子文的许多电报也不见于今之“蒋档”。未见“记录”，不等于不曾发生过，也不等于没有。所以历史家的唯一办法，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去找，实在找不到就存疑，不能既不去找，就匆匆忙忙做出有利于己，却违背常情的结论。当然，荣祖教授会辩解说：我这是推测呀，我不是加了“如”，加了“或”字吗？是的，荣祖教授这里没有下武断式的结论，然而，人们会问，宋美龄是否遵蒋之命向罗斯福通报，本来有两种可能：从常理看，推翻希特勒是大事，宋是蒋的代表，蒋要她向罗斯福通报，宋没有理由不通报，因此，通报的可能性大，而不通报的可能性小。荣祖教授为何乐于倾向未曾通报这种较小的可能呢？要说“不了了之”，荣祖教授所承认的反纳粹人士和丘吉尔、艾登、杜勒斯的联系也都可以说是“不了了之”，因为，同盟国最终采取的是武装摧毁希特勒政权，并未采纳地下运动人士的暗杀或政变建议。
历史学是实证科学。历史家的一切判断、结论都只能建筑于可靠的史实之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决不可在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说三说四，更不可将想像、假设和推断作为事实。正因为如此，在宋美龄是否向罗斯福转达蒋电这一问题上，尽管我倾向于可能性较大的一种状况（宋不转达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拙文并未做出明确结论。至于罗斯福的回应，就更缺少资料了。因此，拙文特别写了一句：“由于文献缺乏，我们也还难以了解蒋介石和宋子文向美方转达有关信息的后续情况。”笔者没有也不可能查阅中美档案中与此相关的全部文献，所以，只能这样说，非不愿也，实未能也。难道荣祖教授彻底查过吗？
四、宋子文提供的三万美金是否被齐焌或克兰“吞设”了？
拙文提到，早在1941年12月，克兰就曾致电齐俊，希望蒋介石电汇两万美元，用于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但是，同样由于文献缺乏，敝人难以得知，蒋介石是否当时即如数汇款。到了1943年4月，宋子文通知齐俊，已汇出美金三万元，计合瑞士法郎十二万九千元，要求齐俊收到后，设法分次秘密交给克兰，这样，宋子文汇款资助一事就可以肯定了。同时，敝人也查到了克兰通过齐俊发给宋子文的感谢电，郑重表示，“自当遵照来电”，签妥收据交给齐俊。电末，齐俊并有按语称：“此次又劳清神。克君感仰至深。”可见，宋子文汇款或援助之举，并非第一次。至此，克兰妥收宋款也应该可以确定了。然而，荣祖教授却接连提出疑问。第一，参加地下运动的“将领之多，层次之高，根本不需要外来的金援”；第二，三万美金“下落不明”，“如何用在反希特勒的活动上，全无交待”。“不知齐俊是否吞没了这笔钱？也不知道那位在反希特勒运动中名不见经传的军火商是否收入自己的口袋？”这些地方表明，荣祖教授思虑周密，能于常人不疑之处有疑，很值得学习。然而，敝人觉得，荣祖教授的这些疑问，应属过虑。第一，参加地下运动的德国人士确实层级很高，元帅、将军、司令多的是，但是，这些人有钱，不等于他们愿意自己掏钱推翻希特勒，也不等于参加地下运动的人士个个有钱。克兰原是军火商，自然家财殷实，但是，他当时流亡瑞士，缺少活动经费完全可能。第二，地下工作需严格保密，尽可能不留或销毁任何可能导致事件暴露的痕迹，特别是不能留下文字依据。荣祖教授要求知道三万美金的去向及使用细节，是否对地下工作的特点有欠考虑？要求是否过苛？他们能像今天的出差人员一样拿出详细的报销单据来吗？怀疑齐俊或克兰贪污，是否过于敏感？法律上讲究无罪推定，荣祖教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却轻易地作有罪推定，恐怕不很合适吧？
五、蒋介石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的事实应该得到承认
对荣祖教授的《质疑》文章提出了许多“反质疑”，现在应该回到拙文原来的主题上来了。
第一，1942年1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等三句话，说明他确实有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的企图。日记在蒋身前和去世后都没有发表过，不会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有意编造的吧！
第二，蒋介石确实派了齐焌这样一个人赴欧。齐焌是“德国通”，多年在德国学习、工作，和德国军界、经济界广有联系，蒋介石派出齐焌这样一个人物是合适的。尽管我们不知道齐焌到了瑞士之后如何与反纳粹人士联系，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但是，他发回了大量关于德军和反纳粹运动的机密情报（拙文只引用了一部分），说明他的工作是努力的，有成效的。
第三，克兰、沙赫特、托马斯三人在1941年就向齐焌提出，要求蒋介石联系罗斯福、丘吉尔，以便得到国际保证，在推翻希特勒之后，盟军能善待“新政权”。照道理，1942年，齐焌到瑞士之后，是要对克兰等人当年的要求做出回答的，但是，这方面的资料现在还没有发现。所幸，敝人找到了1943年4月蒋介石致宋美龄的电报，该电表明，他没有辜负“三人组合”的希望，也表明，他有意“促成”德军推翻希特勒，建立德国“新政权”。
第四，蒋介石向德国反纳粹运动提供的资助总数现尚不明，但是，他至少通过宋子文提供过三万美金。
以上四点，恐怕都无法否认，事实上荣祖教授的洋洋洒洒的大文也并未否认。只要以上四点可以成立，那么蒋介石曾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推翻希特勒的事实就可以成立。拙文的基本目的也就达到了。退一万步讲，即使荣祖教授能用充足的资料证明，他的大文中所有的判断和假设都能够成立：甚至于能够证明，克兰和齐焌等通同作弊，目的是骗取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美金，我觉得，拙文的基本观点似乎也不受影响。关于此点，荣祖教授稍加思索，当不难明白。
关于中德关系，学术界研究已多，但是关于抗战期间的中德关系，有关成果还很薄弱，其实，这一领域还有何大开辟和发展的余地。衷心希望荣祖教授和敝人的这次辩论能引起更多学人和相关人士的关注，推进这一研究继续向前发展。
憎而应知其善——再答汪荣祖教授
《传记文学》2010年7月号发表了汪荣祖教授的《请问惊天秘密在哪里》，是对于拙文《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和《蒋介石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的史实应该得到承认》二文的再质疑，荣祖教授的文章写得比较长，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一一辩论，似无必要，也会使读者生厌，因择其要，再作此文以答之。过此以往，倘无新资料、新证据，仅作文字争论，将不再作复。
一、学术辩论的大忌是转移命题
拙文《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惊天秘密》提出了下列事实：
1.二战期间，德国内部存在着反纳粹力量，他们企图推翻希特勒，建立没有希特勒的新德国。自1941年6月起，其中的克兰、沙赫特、托马斯“三人组合”曾多次联系中国当时的驻德武官齐焌，希望齐向蒋汇报，得到蒋的支持，为之联络罗斯福、丘吉尔等西方领袖，保证在推翻希特勒之后，西方国家能平等对待新德国。
2.蒋介石得到齐焌的汇报后，于1942年1月做出决策，派齐作为特使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其日记自记云，其目的在“运动德国军队倒戈”。
3.1943年4月，蒋介石致电时在白宫访问的宋美龄，转达德国反纳粹人士的要求，要她与美国政府协商，善待推翻希特勒以后成立的新德国。
4.1943年4月，宋子文应流亡在瑞士的克兰的要求，向反纳粹力量提供三万美元的经济资助。
5.1944年7月20日，德国反纳粹力量计划刺杀希特勒，同时在柏林等地起义。事变失败后，沙赫特、托马斯被捕，被囚于集中营。在将被处决前夕，盟军赶到。为了便于盟军甄别，蒋介石迅速致电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说明，沙赫特、托马斯等均系德国“推翻希特拉运动之重要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