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赫特、托马斯和“狼窝”事件有无关系？据旅德学者万惊雷先生研究，沙赫特于1943年初被希特勒解除职务，处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中。沙赫特感到危险，切断和反纳粹领袖格德勒的来往。他是“狼窝事件”的知情者，但不是核心策划者，也不在政变后准备成立的新政府成员的名单中。战后，沙赫特在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被起诉，1946年被宣布无罪释放。1970年去世。时已九十三岁。托马斯则反对暗杀希特勒，主张由陆军举行合法政变，将希特勒及其政府成员逮捕后交国家法庭审判。自1943年之后逐渐脱离反纳粹力量，因此，对“狼窝”计划全然不知。1946年12月29日，在被美军关押期间因重病去世。克兰，在“狼窝”事件前避居瑞士，逃过劫难，1943年曾因“进行要事，需款孔殷”，从宋子文处秘密得到三万美元资助。战后，他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财产赔偿，1957年3月13日被驳回，其理由是：“并不是因为其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他与蒋介石大元帅的私人关系而卷入到与希特勒的冲突之中。如果不是希特勒不认同其经商理念，则其完全有可能与纳粹进行合作，所以他不是直接受害者，没有资格要求赔偿。”同年，克兰去世。
反纳粹的“三人组合”中，人们对沙赫特、托马斯二人了解较多，关于克兰，则了解甚少。几年前，我曾经给两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德国学者写信求教，均无答复。我也曾请我的助手乘赴德短期进修之便，收集相关资料，但她因不能阅读德文，所得甚少。进一步研究克兰，也许是深入推进、扩展本课题的重要途径。
附蒋介石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的史实应该得到承认——敬答汪荣祖教授
最近读到汪荣祖教授发表在《传记文学》2010年4月号上面的大文《蒋介石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质疑》，深受教益。汪文系针对发表在同刊3月号上的拙文《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而发，我很感谢他的指教，其中的许多观点，如，“德国将领为阻止侵略战争而反对希特勒”，“为免战争扩大而推翻希特勒”，“为挽救德国而推翻希特勒”等，和拙文并无矛盾，我都同意。不过，我也感到遗憾，荣祖教授误读拙文，板子打错了地方。此外，文章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观点或为武断，或是假设，都缺乏必要的证明，主观成分似嫌太重，因此，不足以服人。好在荣祖教授是我多年老友，学术上的切磋问难是朋友之道的重要表现。有话就直说了！倘有冒犯或言重之处，望荣祖教授谅之。
一、误读拙文，板子打错了地方
汪文一开始就写道：“凡是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人，对于战争期间部分德军将领试图推翻希特勒及其纳粹统治，应该耳熟能详，绝非什么秘密，但若说此事由蒋策动，确是惊天秘密，不仅应该作为《传记文学》的封面故事，全世界的媒体都应该报道这个新闻。”可见，汪文主旨在于讨论：此事是否“由蒋发动”？汪文由此展开，从实际发生、发展过程论证德军部分将领从事推翻希特勒活动的原因，“绝非外国策动”，与“蒋”无关，蒋介石不可能策动德军将领。他不是事件发生之“由”。
而拙文呢：一开始是这样写的：“1942年，正是对日作战的艰难时期，中国的事情已经让蒋介石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怎么可能会派人赴欧，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然而，蒋介石日记明明写着：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派齐焌赴瑞士。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又写道：“也许有人会说：蒋介石日记不可信。甚至会说：蒋介石在骗人。然而，太平洋波岸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文件和太平洋此岸台北的国史馆中，都保存着不少相关档案。将这些文献加以综合考察，你就不得不承认，本文所述，千真万确。”可见，本文主旨在于讨论蒋介石日记所述是否可信，他是否有过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的企图，是否为此做过部分努力？文章由此展开，论证蒋介石确曾派人与德国反纳粹人士有联系，他确有策动企图，并为此做过某些努力。
人所周知，文章的首段所起的作用是破题。比较汪文与拙文的破题，人们不难看出，汪文与拙文，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关，但实际的主题各不相同，企图回答的问题也相差很大。汪文讨论蒋是否事件发生之“由”，是否有重大作用，拙文讨论蒋与事件有无关系，是否做过某些努力。至于蒋的这种努力是否发生过作用，或有多大作用，由于材料不足，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本文并未回答。荣祖教授用他设定的主题来检查我的文章，将我推到极为无知，十分荒唐的位置上，然后加以批评，自然“满拧”，对不上口径了。
二战期间德国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是该国部分将领和其他反纳粹人士自发、自主地发动起来的。酝酿多年，参加人数众多，行动多次。据不完全统计，仅仅付之实施而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的主要暗杀计划就有六七个之多。我在拙文第三段中就指出：“早在1938年至1939年之间，德国国内、军内就逐渐形成反对希特勒的派别。”在第六段中，我概略地叙述了德国军队中的反对希特勒地下运动的发展过程，包括“密谋集团”的形成以及几次谋杀希特勒未遂的简况。我提到了贝克大将、哈塞尔、维茨勒本元帅、福肯豪森司令，以及戈台勒等人的作用，其中许多事件都发生在1942年1月之前，那时，蒋介石尚未派齐焌赴欧“运动德军”，不言自喻，和蒋介石毫无关系，我的相关行文中也完全没有提到蒋介石，然而，荣祖教授却理直气壮地责问我：“那些德国将领早于1942年之前就要推翻希特勒，原因为了与英、法等同盟国议和，避免全面战争，出于爱国心，何待蒋介石策动倒戈？”不错，荣祖教授讲得完全正确，但是，拙文有这样的意思吗？荣祖教授是不是有点无的放矢了呢？
荣祖教授还在“倒戈”一词上做文章，认为“倒戈是投向敌方，绝对与事实不符。”这就使我很不解了，被希特勒派到前方的将领不按照军令去与敌方作战，却反过来企图推翻作为主帅的希特勒，不是“倒戈”是什么？
齐焌留学德国，1940年7月被蒋介石派任驻德武官。何以在1942年1月，又被蒋介石派往瑞士，付以“运动德国军队倒戈”的重任呢？原因在于德国内部人士“三人组合”的要求。关于此点，拙文第一段有充分的表述。齐焌从克兰、沙赫特、托马斯那里了解到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力量已经相当“雄厚”，“实力甚巨”，“筹划已非一日”，只是想通过蒋介石“寻觅国际路线”，取得罗斯福、丘吉尔的“国际保证”，因此才要求回国，向蒋介石汇报，而蒋介石也正因为得知德国的反纳粹力量已经力量庞大，蓄势待发，觉得事有可为，才决定派齐焌赴欧“运动”。拙文何曾说过，德国内部本来风平浪静，将领们全无反对希特勒的愿望，其所以发展为规模巨大、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反纳粹运动，全由蒋介石的“策动”呢！
1944年7月20日的未遂政变是齐焌受命到欧洲之后的事情。荣祖教授应该注意到，我在叙述这一事变时，也仍然只字未提齐焌，未提蒋介石。只是在叙述政变失败之后的情况时，我极为谨慎地写了几句话：“蒋介石在7月22日就确知德国发生政变。”又写道：“由于文献缺乏，我们还难于确指克兰、托马斯、沙赫特在上述政变中的具体作用，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托马斯将军、沙赫特博士这两位和齐焌联系的人在狼窝事件后都被逮捕了，在1942年2月派人向蒋介石表示忠诚的法肯豪森将军也被逮捕了。”这似乎是在有意牵扯蒋介石了。然而，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有资料根据。我并没有因此作出齐焌或蒋介石曾经策动或参与此次密谋的任何表述。在法肯豪森将军派人向蒋介石表示“忠诚”这一点上，我特别写明，其事发生于1942年2月，自然，和1944年7月的未遂政变没有任何关系。文章最后，我在叙述蒋介石出面担保，福肯豪森、托马斯、沙赫特等三人都是“推翻希特拉运动之重要分子”之后，只说了一句话：“这说明，蒋介石对于有关情况是十分清楚的。”如此而已。我何曾说过，1944年的未遂政变是“由蒋策动”之类的话语呢？为什么？因为我懂得，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历史学家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不能根据推想去下判断。
这里，荣祖教授也许会问，你的文章的副题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吗？不错，确实如此。然而，拙文仅限于论证蒋有无这一企图，是否为此作过某些努力，不是在论证德国反纳粹运动的发生与发展的缘由及其过程，也不曾论证蒋的努力对于地下运动的实际作用，更不曾论证这种作用有多么重要。因此，拙文的正题是《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仅就中德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言，并未采用《德国反纳粹政变的惊天秘密》一类题目，其原因在此。
荣祖教授当然不了解，拙文文题有过几次变迁。就正题言，原来的题目是《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即将出版的拙着《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所收该文用的仍是这一标题），后来才改为现题。就副题言，最初是《蒋介石日记解读》，后来改为，《蒋介石派人赴欧，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意在说明蒋“派人赴欧”及其目的。在排校过程中，“派人赴欧”四字被删，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字数太多了，就没有改回去。不知道荣祖教授的误读是否与此相关？但我以为，荣祖教授如果比较仔细地阅读拙文，特别是破题，是应该不致发生这样的“误读”的。
二、关于德国反纳粹人士的向外求助对象和对蒋介石的“阿谀”之词
拙文指出：当时反纳粹将领向外求助有几个方面：一部分人曾通过几条渠道和英国人，包括丘吉尔、艾登联系，也有人和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艾伦·杜勒斯联系。另一部分人则亲华，希望通过蒋介石与美国、英国建立联系，得到美国、英国的保证。克兰、沙赫特、托马斯的“三人组合”就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荣祖教授承认，德国反纳粹将领和英国方面“早有渠道”，从1942年底开始到二战结束，与盟军在瑞士的接触主要通过美国战略服务处主任杜勒斯，这与拙文的观点一致，但是，荣祖教授由此断言：拙文认为德国反纳粹人士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这就可以讨论了。
拙文的观点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齐焌写给蒋介石的《机密报告》作为根据的。有关引证，具见拙文，不再抄录。根据《机密报告》，克兰、沙赫特、托马斯的“三人组合”和齐焌曾多次共同研究反对希特勒的有关问题，要求蒋介石代为联系罗斯福等人，其时在1941年4月至7月期间。而汪文所述，德国“地下运动”和艾伦·杜勒斯建立联系是在1942年底，已在“三人组合”与齐焌谈话一年多之后。怎么能用发生在后的事情否定发生在前的事情呢？
德国反希特勒的地下运动是缓慢地、逐渐发生、发展、壮大的，其参加人员逐渐增多，并没有形成高度严密、互通声气的组织，也没有形成如臂使指、上令下行的领导系统。其中有一部分人和英国有联系，会和英国方面联系；另一部分人和美国人有渠道，自然会和美国人交往。鉴于这种联系的极端机密性（否则是要掉脑袋的！），他们自然不会向其他地下运动的成员通报，更不会下令：我这里已经和西方挂钩了，你们就不要再找寻别的门路了，自然，更不会也不可能禁止其他人士找寻其他门路。其情况，可以说是各自为政，各显神通。早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德国政府、德国军队之间就建立了相当紧密的联系，大批德国将领到中国工作，其间，中德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日益密切，中国向德国购买军火，德国从中国取得钨砂等战略物资。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社会、德国政府和军队内部都形成了一股亲华力量，克兰、沙赫特、托马斯就是他们的代表。在希特勒悍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他们因反对这一战争，而企图推翻希特勒，建立一个没有纳粹的德国。但是，他们又担心，新的德国可能受到英美的不平等待遇，因此，希望找到渠道，联系英美领袖，得到国际保证。蒋介石在当时是中国抗战领袖，而且已经和英美，特别是和罗斯福建立了同盟关系，宋子文已经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派往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通过长期相熟的齐焌求助于蒋介石，有什么奇怪的呢？荣祖教授要批评拙文“有违常识”，首先就应该否定齐焌《机密报告》等资料的真实性，证明《报告》所云“三人组合”向蒋介石求助一事子虚乌有，他的批评才能成立。然而，荣祖教授文中又明确表示：“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这样，荣祖教授的批评岂不是失去立足之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