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兵力薄弱。7月31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指出日本的对华传统战略、政略“为蚕食，为局部”，“其最近目的在绥而不在晋”，督促阎锡山从速向绥远增兵五师。电称：“否则至下月中旬，绥远必非我有，山西亦将不保矣。”8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倭寇扰乱绥远。”8月3日、4日、5日，他三次致电阎锡山，督促其“增援绥远”。4日，又致电傅作义，告以德王及李守信等部活动情况及侵绥计划，要傅“察核防范”。此后，蒋介石不断致电阎锡山，要他“火速增援”。6日，蒋介石再次电阎，强调援绥对于保卫华北的重要性，再次提出增兵五师要求，电称：“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兵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8月9日，则进一步催促阎锡山“向绥东出击”。他在第二天的电报中解释说：弟意欲使匪伪不敢再来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守御不能达我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麇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与其一大打击后即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此为必操胜算与一劳永逸之计。
从这一段电文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不满于增兵固守，而是要求主动进攻，击溃伪军主力，永绝后患，保卫国土安宁。
傅作义的晋绥军有战斗力，但装备落后，没有打过现代化的战争。为了加强傅军，蒋介石特命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鳞徵，将该师二公分小高射炮，连同器材、官兵，掩护部队全部调往绥远。他并以长电告诉阎锡山，要他转告傅作义，该炮用于打飞机不如用于平射“唐克车”（坦克车），可将该炮置于敌方坦克前进的必经之途，四周挖掘深长壕沟，使敌军坦克无法进入我军阵地。他并要求我军“多加演习，尤应熟练夜战与训练出击、突击等技术及胆量”，“多设独立战斗群，互相策应，形成广正面之纵深犄角配备，使其进入我阵地之内，受我重重包围，四面制射，不能脱离我掌握之中”。
绥远邻近山西，绥远不保则山西危殆。陈诚于1936年3月到太原就任“第一路剿匪军总指挥”，曾对阎锡山说明保卫绥远对保卫山西的意义，“与其守于内，不如战于外”，因此阎对增援绥远，保卫山西有积极性，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给予财政拨款，以便修建工事。南京国民政府随即拨款六百万元，以三百万修筑绥远永久工事，三百万元增强山西雁门关一带工事，并留下原到山西“剿共”的汤恩伯部，协助晋军兴修汽车路。但是，阎锡山深知，德王和李守信等伪军的后盾是日本关东军，因此对增兵和出击都有顾虑。为了解除阎锡山的顾虑，蒋介石曾两次转告日方态度。8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称：川越茂间接表示，绥远即使发生冲突，但日本中央军部决无令日军参加作战或入侵绥远之意。蒋介石将这一消息转告阎锡山，目的在解除其顾虑，促其出击。但是，阎仍然顾虑重重，行动迟缓。9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阎锡山对绥远工事，今始着手，难怪倭寇之轻侮也。然今犹可补救。余应如何使国内犯有阎氏之病者，能及早觉悟耶！”
三、两广事变解决，安内有成，蒋介石重点对日，准备抗战
对于新桂系，蒋介石采取两手策略。一面调集顾祝同、陈诚、何键及原陈济棠原属余汉谋部紧逼，做出四面围攻的姿态，一面则派程潜、居正、朱培德、刘斐等人来往说和。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宣称“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16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分别就任广西省绥靖主任及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17日，李宗仁等飞抵广州，会见蒋介石。至此，两广事变最后解决。
还在两广事变有望和平解决之际，蒋介石就决定取消原定的对广西的作战计划，专力对日。9月12日，他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从新计划以飞机轰炸军舰的特种训练，电称：“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两广事变解决后，他的这一决策更加明确。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与日本驻华使节就四川成都和广西北海发生的日人被殴、被杀事件进行谈判。9月1日，谈判一开始，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就对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表示：“问题在贵方是否有调整国交之决心，若贵方无调整国交之决心，一切自听尊便，否则须及时努力。”川越的态度表明，日本并不想讨论具体事件，而要上升到两国关系的大原则，达到更大的侵略目的。
9月8日至10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兼驻华大使馆一秘须磨弥吉郎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提出多项要求，如：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在华北设立特种制度。3.彻底禁止“排日”。4.政治、军事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5.与日本缔结关税协定，降低关税。6.福冈与上海之间建立航空联系。7.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等。日方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在22日以前对上述各项要求给予明确答复。15日，张群与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开始会谈。张群主张先谈成都事件，川越则提出修改排日教科书、解散一切抗日团体等三项要求。张群表示，中国的排日行为乃日本侵略行为所引起，中国方面可以自动办理，日本方面不能作为要求。川越旋又提出，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才可商谈成都事件。他提出的“政治问题”共七条，与须磨总领事提出的大体相同。9月23日，川越又向张群进一步提出五项要求：1.日本在长江各地有驻兵保护日侨的权利。2.扩大华北缓冲区域，华北五省自治。3.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关税。4.开通中日航空。5.修改中国学校教科书，取缔排日宣传与活动。在谈判中，张群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独立、半独立之政权”，“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之余地”。他针锋相对，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五项条件：1.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4.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5.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川越拒绝讨论，要求张群撤回。同时，日本海军命令在汉口、宜昌等地的日侨撤离中国，做出不惜一战的姿态。
日方的苛刻要求和横暴态度使蒋介石极为愤怒。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倭态横暴，实难久忍。”24日，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倭使川越与我外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而波只有片面要求，不许我提条件也，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些日记表明，蒋介石虽然以“忍耐”见长，但是，他已经忍无可忍了。26日，他决定召何应钦与高宗武到庐山，讨论对日谈判：第一步向日方提出：“解决满洲问题，取消塘沽、上海协定”，然后再言其他。
还在9月17日，蒋介石就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命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24日，再电何应钦称：“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其后，他转令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等人，拟具抗战方案，同时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等，积极戒备，以防不测。这一时期，蒋介石所做与日本开战的准备还有：要求财政部长孔祥熙，将上海现银、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要求在武汉的陈诚，拨支汉口巷战材料费三万余元，加紧修筑工事；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河南省主席刘峙、空军周至柔等人，告以外交谈判濒于破裂的情况，要他们“准备一切”。“准备”什么？自然是应对日军全面入侵。其24日日记云：“以倭寇之横逆，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未料及启衅以后，决无谈和之时，非我亡即波亡也。”25日，他与王世杰、吴鼎昌讨论对日外交，认为日本此时虽还不敢和中国进行正式战争，但中国必须早日准备“整个之计划”，“如战争一开，决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耳”。
和日本开战是大事，蒋介石一时还难以下定决心。9月25日，他反复思考，觉得非万不得已，还不可放弃“忍痛一时”的决心，对日外交，可以“和缓”，但不能“屈辱”。
10月8日，蒋介石与川越见面。川越声称：中日两国关系深切，应该“互维互助”，谋求东亚局势安定。蒋介石则表示：“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间的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对于近期发生的成都、北海等事件，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惯例解决。与川越分别时，蒋介石郑重表明：华北的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10月9日，蒋介石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了一份计划，由张治中、黄绍竑率领四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
四、主动进击，蒋介石决定收复百灵庙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确定的方针是：“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这就是说，既要准备抵御敌人的进攻，又要争取主动，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10月中旬，蒋介石得到情报，日军拟进犯绥远，即派陈诚飞太原，与阎锡山商定，中央派兵十五万人，与晋绥军合成三十万人，抵抗日伪军进攻。同时相度时机，收复百灵庙及察北的商都、张北等日伪根据地，粉碎其吞并西北的梦想。10月21日，蒋介石命令阎锡山，抢在敌人之前，在一星期内由绥远东进，攻击察西伪军，彻底粉碎其占领绥远的企图。电称：“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我军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他提醒阎：“若此时徘徊莫定，坐令匪势庞大，交通完成，则我处被动地位，终陷不利也。”10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电询阎锡山，进攻察西伪军计划能否实行。28日，他决定在绥远增加中央部队，以形成对华北日军的胁制之势。30日，蒋介石确定首先进攻绥北重镇百灵庙。
百灵庙是当时绥远北部的政治、经济和佛教喇嘛活动的中心，也是通往甘肃、新疆和蒙古等地的交通要道，处于万山环抱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企图在此建立“大元国”，设有特务机关，修建有飞机场，德王在此驻有重兵，进攻红格尔图失败后的王英残部也退守此地。11月1日，蒋介石下定对日作战决心。日记云：“波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波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不宣备之。”11月2日，蒋介石将进攻百灵庙的计划电告阎锡山，要求阎精研轻重之势，斟酌利害得失，然后秘密报告。
为了解除进攻百灵庙的中国军队的威胁，蒋介石于11月2日派陈诚先期赴宁夏，拔除日军在当地的据点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定远营是蒙古族王公达理札雅的驻在地，位于宁夏西北，为绥远的侧背。日军企图利用达王在当地建立“大夏国”，经营多年，设有特务机关，建有大型空军根据地，并且囤积了大量军用物资。陈诚到达宁夏后，即召见达王，晓以大义，喻以利害，要求他毅然、决然，为国效忠。达王表示：“年来备受日人的气，只怕因局部的纠纷，遗国家以大患，所以隐忍未发。现在只要中央有整个的计划，我可以马上把定远营日人解决。”陈诚当即保证中央的抗日决心，并满足他的接济款项及弹械的要求，同时派遣中央军队协助。达王回到定远营后，即不动声色，将当地日人完全驱逐。11月8日，陈诚携带达王函件飞返洛阳，向蒋介石汇报。同日，致电达王，加以鼓励，电称：“现值我国内部统一之后，一切均有基础。敌人对我边陲之压迫，虽日觉嚣张，但我已有种种之准备与牺牲之决心，最后胜利终属于我，此正我辈青年立功报国之时也。诚虽愚鲁，甚愿与兄共勉之。”16日，关鳞徵师进驻定远营，蒋介石致电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要他派蒙藏会人员会同关师所派人员前往额济纳旗，慰问该旗王公及民众。同时致电关鳞徵，指示他对该旗王公，“应特别敬重联络”，馈赠手枪、步枪、子弹与食物。
收复定远营，解除中国军队的侧面威胁，蒋介石觉得时机成熟，于16日致电阎锡山，要他命令傅作义积极占领百灵庙，相机进取商都，电称：“对外交决无顾虑，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他指示张群，可发表正式声明或间接宣传：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军以保护主权与领土之职责所在，决不容蒙伪匪部存在于察省之内，自当不顾一切，对蒙伪匪部抱定彻底消灭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积极布置，准备收复百灵庙之际，日军指挥王英匪部于11月14日向红格尔图推进。15日，伪军在飞机、山炮掩护下猛攻红格尔图，被傅作义部击溃。16日，伪军三千人再犯红格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