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也与蒋介石无关。当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十九人联署的《时局通电》即称：绥东抗战，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结论是：蒋介石“误国咎深”。同日，张学良致孔祥熙电云：“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这些地方，张学良都在含蓄地说明，蒋介石对绥远抗战态度消极，继续实行对日妥协政策。1985年，薄一波在为《傅作义生平》一书作序时更进一步声称：1935年开始，日军嗾使满蒙伪军进犯绥远。傅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在全国人民要求抵抗侵略的鼓舞下，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于1936年毅然进行了“绥远抗战”。
薄一波的这一段话，比张学良说得更显豁，意在说明，傅作义发动绥远抗战，其动力来源于中共“团结抗日的号召”和全国人民抵抗侵略的要求，是“不顾”蒋介石“反动主张”的结果。
关于绥远抗战的真相，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大陆学者杨奎松均有很好的揭示。我本人也曾指出：绥远抗战，“实由蒋介石、陈诚等所部署”。限于当时有其他写作计划，未能畅论，现撰此文，以补前憾。
一、日本关东军扶植傀儡军侵扰绥远，企图拉拢傅作义成为新傀儡
日本在制造“满洲国”之后，又进一步推行“分离中国大陆”的蚕食政策，企图侵略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在华北，日本侵略者从推行“华北自治”发展为推行“华北分治”。早在1933年10月，日本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即提出《关于蒙古国建设之意见》，主张三年内在长城以北的西部内蒙古建立“蒙古国”，以利于未来对苏作战。1936年7月底，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确定《帝国外交方针》，规定“首先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以便取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8月11日，在《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规定，要“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主的分治政治”，意即加紧培育、支持华北地区的亲日地方分裂势力。在此前后，“绥远工作”即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的重要谋略。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为此起草了《绥远工作实施要领》。9月底，关东军司令官正式批准了这一《要领》。该文件规定，由日本特务部队组成“谋略部队”进犯绥远，伪蒙军随后发动进攻，一举占领绥远。
当时，在绥远地区的亲日地方分裂势力的主要代表是德王。德王（1902-1966），全名德墨楚克栋鲁普，察哈尔正白旗人。父亲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郡王。他于六岁时继承王位。曾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1931年冬，日本关东军林铣十郎、松井石根等致函德王，介绍日本特务世目到德王处担任联络员，得到德王掩护，冒充喇嘛，长期埋伏。1932年，德王打出“团结蒙古各阶层，复兴民族”的旗号，在北平联络各盟旗王公，要求“内蒙高度自治”。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掌握实权。同年夏，日特盛岛角芳到百灵庙，代表关东军向德王赠送步枪两千支。不久，又赠送飞机一架。次年9月，德王向来访的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提出，建立“蒙古国”，要求日本帮助。11月，德王到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等会谈，策划“日蒙合作”。德王提出，希望日本帮助，先在内蒙搞出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实现蒙古统一建国。板垣答应，先在内蒙西部搞“独立”，然后再建立“蒙古国”。德王返旗后，即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于1936年2月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当年4月24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蒙古建国会议”，企图在未来建立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的“蒙古国”（大元国）。5月12日，在化德（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德王自任总裁。
绥远地区亲日地方分裂主义势力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李守信（1892-1970），蒙古族，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原为“拉杆子”的土匪。1933年，被关东军任命为“热河游击师司令”，同年李部被改编为察东警备军，李仍任司令。1935年12月，李守信的伪军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迅速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八县，同时完全控制察哈尔东部的正蓝、厢白、正白、厢黄、商都等八旗，并在张北建立伪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1938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县城，完全控制察北。1936年2月，德王建立伪“蒙军总司令部”时，李守信被推为副总司令，兼军务部长。在其后的“蒙古建国会议”上，李是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伪“蒙古军政府”成立时，李任军政府参谋部长，兼总裁帮办。他积极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编为两个军，号称“蒙古军”。李兼任第一军军长。所需军费、武器多由日本关东军提供。上至军部，下至连队，多配备日本顾问或指导官、教官，称为“监军团”。
除支持德王等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培植、豢养傀儡军队外，日本军方也企图拉拢当时的中国绥远省省长、阎锡山晋绥军的重要将领傅作义，使之成为亲日派。
傅作义出生于山西荣河。1918年自保定军校毕业后，即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历任师长、军长，与阎锡山关系深厚，是阎系晋绥军的能攻善守的大将。1936年春，日本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会见傅作义，劝傅脱离阎锡山独立。同年7月，羽山再次会见傅的代表，声称绥远处于“满洲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威胁下，“事态紧急，绥兵力如此单薄”，“请问中央帮助为何，山西帮助又为何，恐傅个人结果，徒供牺牲利用而已”。羽山称：我之意见，并不要傅签订任何协定，亦不必有所表现，只要傅自主，不受山西支配，自编军队，自管财政，我可以死保证，日本协助械款，彻底携手。否则我们免不了借解决外蒙力量先拿来对付绥远，到那时不但地位完全牺牲，且以此少数军队不值一打，结果与汤玉麟相等，连国内虚名，亦未必得到，岂不贻笑大方！此系最后忠告，希望特加考量。
羽山保证，此事将严守秘密，只有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羽山及傅作义知道。傅作义派人回答说：“绥省防共、睦日，系遵照阎主任意旨，在此两原则下，永久努力为东亚和平及两国国家前途着想，谈不到个人之得失利害。羽山专为个人打算，似不知如为两国家整个设计，尤为切要。”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8月6日，日本特务盛岛角芳利诱大喇嘛曼头伊喜登等人，进攻西公旗石王王府，企图占领当地，储械匿兵，修筑飞机场，以备在绥西发动扰乱。19日，日本驻德王府特务长田中隆吉会见傅作义，声称在西公旗事件中，有日人五名被监禁，关东军翻译被枪杀，并有污毁日本国旗，掳去许多财物等事。田中表示：关东军方面“认为问题严重，如不适当解决，恐将引起战争”。次日，田中再来，要求将大青山以北，归绥县治以外的草地划归蒙人治理，如不允，即爆发战争。25日晨，羽山喜郎会见傅作义，提出五项要求：1.向板垣面述歉意。2.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类事。3.抚恤李姓被戕翻译。4.放还所扣汽车。5.约定双方对此事均不发表。傅作义表示：如关东军正式向我提出，我不但加以拒绝，并要提出反质问，为何蒙旗事件会有贵国人参加。他要求此后日方保证，蒙古土匪事件，日人不再参加。当日下午，板垣征四郎来见傅作义，在傅表示，某旗事，不无误会，余甚抱歉之后，板垣说了一通大道理：中日两国必须亲善，殆为一致之认识。如中国政府能整个作到甚好。否则日本为维持本身国防，不能不使内蒙古及华北五省作到亲善安全地步，才能安心。否则我们前对俄，后防尚有顾虑，那是决不容许的，所以在此有关利害之地带，不分何地，不论厚薄，凡与此目的相同而合作的，我们绝对帮助，否则我们绝不放弃责任。但是我可特别声明，日本对华北蒙古，绝无领土野心，亦无助甲倒乙，助长中国内乱的意思。
傅作义答称：“中日亲善，为两国家应共同勉力问题，但余之主张，必须两个国家互相去作，方能发生力量，否如一部分来作，不但不能发生力量，且势必会引起种种纠纷，于事无益。”据后人回忆，此次会谈中，板垣曾要求傅作义出面领导“华北独立”，被傅严词拒绝。
10月中旬，田中隆吉转托留日学生、前东北军师长郭殿屏会晤傅作义，说明日军用兵在即，再次动员傅与日本合作。
郭称：日本国策，对绥远、内蒙，必须取得绝对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断中苏联络。惟绥省对此种种作梗，日为贯彻国策计，不惜以正式国军占领绥远，但傅之环境困难，日人素所同情。在日本用兵前，傅如毅然与日合作，日可补助大批款项军械，一扫阴霾疑忌之空气。
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为其有所成就。惟德才能不够，年来已弥有感觉。傅如肯合作，则内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酿成战争。惟时机迫不及待，此时傅之决心如何，实关系绥远之存亡，切盼注意。
与此同时，关东军也直接派西峙会晤傅作义，所言与郭殿屏大体相同，西峙称：“日本取绥，决不用蒙、满军队。绥省工事，只相当于欧战末期，恐不足当日利器之一击。”傅作义答称：“绥省立场，向遵中央意旨，睦日、防共，始终一贯。余所希望，为两国国交进步，共负东亚和平，谈不到个人，而个人尤无款械之需要。绥方此时不排日，更不愿惹事，但对侵害，则决自卫。”
关东军一再拉拢、策反傅作义，傅作义报之以各种软钉子和硬钉子。在此状况下，关东军决定利用德王及李守信等傀儡军队。
11月5日，德王致函傅作义，声称自蒙政会成立以来，“锡、察两盟及白灵庙一带之无辜蒙民，具感生活之重大压迫，似此情形，是贵省必欲将全体蒙古置之死地而后快也。总之，蒙古愈退让，贵省愈压迫。现在蒙古已退无可退，群欲诉诸武力，以争最后之生存”。他要求绥远省改正“以前种种压迫蒙古之错误”，“如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不能不作最后之挣扎，设由此而演成任何事变，其责任皆当由贵省负之也”。11月8日，傅作义复电德王，批评其“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询问其“是否以国家为前提”。电报声称：“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执事如翻然摆脱现状，不作傀儡，翻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兄前，并立辞职，以谢国人，否则不但四万万胞众对兄怀疑，即执事左右，亦难保不作爱国之事。刻所馨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使执事有负于国。时迫事急，执事熟思而利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傅作义的复电承担此前蒙汉矛盾的责任，口气极为谦和，但是，德王的回电却蛮横粗暴，指责傅电“仍不改正其欺侮蒙古之态度”，声称“和平绝望”，“当令适在此间之各蒙旗长官及代表，妥筹蒙古所以自处之道，则谓绥远省既始终妨害蒙古之生存发展，蒙古只有以全力打倒该省之一途”。电报表示：“鄙人等身为蒙人，义不容辞，用特简率蒙古健儿，即日动员义师”，“只求铲除久为蒙患之贵省”，“倘有顽强抵抗者，则必根本扑灭之”。
11月14日，在日本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率领下，王英部两千余人向绥东战略要地红格尔图推进，企图进一步夺取兴和、陶林等地。王英部号称“大汉义军”。是关东军长期培植的“谋略部队”，以“铲除”蒋介石为首的“恶势力”，“融中日于一炉，化两国为一国”相标榜。15日，王英部在飞机掩护、山炮配合下猛攻红格尔图。绥远战争由此爆发。
二、安内与攘外并进，蒋介石一面处理两广事变，一面指示阎锡山进击日本傀儡军
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广地方实力派长期保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半独立状态。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结合，以抗日为号召，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进军湖南，反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史称两广事变，或六一事变。同月中旬，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以武力打击陈济棠的粤系和李、白二人的新桂系，统一两广。7月，陈济棠因所部陆军、空军先后投顺南京，心灰意懒，于18日离穗赴港，淡出政坛，李、白二人则扩军备战，坚持反蒋。7月底，蒋介石得到情报，日本军方于29日在天津开会，决定于8月8日在中国南北同时动员。南方，以桂军进攻广州；北方，以察北伪军进攻绥远；这一情报使蒋介石提高警觉。他一面调集兵力，准备进攻广西，一面则加强对华北日军的戒备，指示阎锡山出击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