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晋室余蘖南渡复国
西晋和东晋都是司马氏王朝。西晋灭亡之后，南渡的晋室皇族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复国。建康，吴国时称建业，西晋灭吴后改名建邺，后来因避西晋末代皇帝晋愍帝司马邺之名讳，改名建康。
读《晋书》，读王羲之字帖，知道东晋有一个流行词：丧乱。东晋王朝诞生于兵荒马乱之中，它虽然存在了一百多年，但没有安定过一天。
西晋皇室余蘖南渡，始于八王之乱后、永嘉之乱前。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位控制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眼看北方形势日益恶化，预感到了西晋王朝的末日气息，便把江南作为西晋王室的最后退路。他任命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睿（司马懿、司马伷、司马谨、司马睿四代世袭琅邪王）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永嘉之乱起，司马睿的首席谋士、琅邪大族王导，为司马睿出谋划策，南渡长江，进驻建康，开始经营江东（古人把安徽以东、长江以南地区称为江东、江左）。
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押往刘汉政权都城平阳，两年后被杀。西晋失主，司空荀藩等人推举司马睿为盟主。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继位后，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统领扬、江、湘、交、广各州军事，成为江南最高军事首领。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西晋灭亡。
这时，退避江南的司马睿成为西晋王室的当然继承者，但司马睿软弱，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西晋旧臣宋哲来到建康，对司马睿说，晋愍帝司马邺向刘汉政权投降前有诏，“令左丞相琅邪王睿统摄万机”（《资治通鉴·晋纪十二》）。司马睿“素服出次”，为西晋灭亡“举哀三日”。西阳王司马羕（司马亮之子）等人“共上尊号”，力挺司马睿称帝继承帝位，司马睿竟“不许”。司马羕等“固请”，司马睿“慨然流涕”说自己是罪人，没有能力保护朝廷，有何面目称帝，如果再逼他，他就回琅邪去，并且“呼私奴，命驾将归国”，装出真的要走的样子。司马羕等又劝他“依魏、晋故事，称晋王”，司马睿这才“许之”。建兴五年（公元317年）三月，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立宗庙，建社稷”，这是东晋的起点。
江东草创，不堪丧乱。征南军司戴邈及时向司马睿上了一道很有见地的奏折，他说“丧乱以来，庠序隳废”，有人认为“平世尚文，遭乱尚武”，似乎有道理，其实不然。一则，“儒道深奥，不可仓促而成”，如若等到天下太平之后再去办这件事，“则废坠已久矣”。二则，没有文化底蕴，也不可能造就“斩将搴旗之才”。因此，鉴于“世道久丧，礼俗日弊”，应该“笃道崇儒，以励风化”。司马睿采纳了他的建议，“始立太学”（《资治通鉴·晋纪十二》）。
这时，当了俘虏的晋愍帝司马邺还在刘汉都城平阳，刘汉皇帝刘聪给了他两个头衔：光禄大夫、怀安侯。似乎很宽待他，其实不然。刘聪要出去打猎，他让晋愍帝“戎服执戟前导”，在路上被老百姓认出来，都指着愍帝说：“他就是原来的长安天子！”人们都来围观，许多老人看了落泪。刘汉太子刘粲见此情景，对父亲刘聪说，留着晋愍帝，早晚要成祸患，“不如早除之”。刘聪回答说：“吾前杀庾珉辈，而民心犹如是，吾未忍复杀也，且小观之。”刘聪要留着晋愍帝，有意羞辱他，以此来鉴别一下晋朝的旧臣们，他们心里对刘汉朝廷谁是真服，谁是假服。年底，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他让晋愍帝着青衣“行酒洗爵”。敬完酒，洗完杯，又命晋愍帝更衣，“使之执盖”（为刘聪撑华盖），晋愍帝成了被刘聪呼来喝去随意使唤的奴仆。这样一试就试出来了，“晋臣多涕泣，有失声者”。有位西晋旧臣尚书郎辛宾，站起来抱住晋愍帝大哭。刘聪下令：“拉出去，斩了！”辛宾当场被杀。
曾投降过西晋的刘汉旧将赵固与河内太守郭默举兵起义，向刘汉政权发动进攻。赵固放言说，他们要“生缚刘粲以赎天子”。刘粲对父亲刘聪说，杀了愍帝，“民无所望”，赵固之流便“不攻自灭”。刘聪说：“那就杀了吧。”晋愍帝司马邺终于被杀，才十八岁。
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斩缞居庐”，为晋愍帝服大丧礼。“百官请上尊号”，司马睿仍然“不许”。扬威将军、京口督军纪瞻，力劝司马睿立即称帝。他说，晋朝皇统已经中断两年，只有你当了皇帝，天下才有所依附。现在“宗庙无主”，刘聪“窃号”于西北，这件事急如救火，你再推让下去，便是“逆天时、违人事”！纪瞻把皇帝御座都准备好了，司马睿还在犹豫，让殿中将军韩绩把御座搬走。纪瞻火了，怒目斥责韩绩：“敢动者斩！”司马睿这才“软”了下来，答应称帝。司马睿这个人很会“演戏”，他非要把“戏”演足，让人觉得是别人硬逼他当的皇帝，他自己并无“野心”。其实他是用这样的手法邀买人心，博得同情。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三月，晋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是为晋元帝。也就是说，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没有一步到位，分两步走，先称王，后称帝。
司马睿如此扭扭捏捏，除了他主观上很会“演戏”之外，也有客观原因。其一，西晋经过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连续折腾，司马氏皇族已经羸弱不堪。北方大族和流民大量南渡避乱，东晋王朝不得不依靠南渡的北方大族来支撑。司马睿祖辈为琅邪王，琅邪大族王氏成了司马睿的主要靠山，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导、王敦（王敦是王导堂兄）。东晋王朝是“王与马，共天下”，王氏被排在司马氏前面，实际权力比皇帝还大。司马睿底气不足，怎敢张扬？其二，江南大族根本瞧不起司马睿和北方大族，认为他们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北方逃难到江南来的，称他们为“伧夫”（粗鄙之人），对他们侧目而视，避之不及。司马睿南渡后，虽然握有统领江南的显赫权势，但他到了建康一个多月，江南名门望族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拜访他。司马睿为了在江南立足，并不缺少心眼儿，深知必须放低姿态笼络人心。
在南渡的北方大族代表人物王导、王敦兄弟的策划下，司马睿渐渐争取到了南方大族的支持。后来，北方南渡大族（侨姓大族）和南方土著大族（吴姓大族）共同构成了东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北方大族掌实权，南方大族挂虚名，双方矛盾很大，这就决定了东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同样不稳固。
30.东晋前期的几次北伐
东晋偏安江南，北方有“五胡十六国”与之对抗。东晋作为中国历史传承的正统王朝，只占有东南沿海小小一角。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种奇特景观：一个对一群。北方众多割据政权之间频繁开战，打得你死我活，但他们的共同敌人只有一个：东晋王朝。可是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几乎成了躲在一旁“观战”的角色。
正如《资治通鉴·晋纪十》中所说，司马睿“素无北伐之志”。西晋灭亡前夕，司马睿心里已经十分清楚，北方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偏安江南是唯一的求存之道。因此，西晋王朝灭亡前夕，朝廷曾下诏要他领兵北伐抗敌救驾，他拒诏不救。西晋末代皇帝晋愍帝司马邺在丧乱中继位，回到长安城内，眼前的战败景象惨不忍睹，天真地给司马睿下了一道诏令，请他领兵三十万直造平阳，扫平叛逆！并派殿中都尉刘蜀，拿了诏书到建康来催促司马睿出兵，与晋愍帝“会于中原”。司马睿却推辞说，江东刚刚平定，“未暇北伐”，拒绝出兵。
但是，为西晋灭亡哭鼻子抹泪这些表面文章，他做得点滴不漏。当晋愍帝在平阳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假惺惺地为晋愍帝服大丧礼。这又一次证明，由于司马懿传下的家德家风不良，司马氏家族的子孙后代也多奸诈而少厚道，司马睿亦然。
司马睿称帝，东晋王朝建立，东晋立国的基本方针就是偏安江南，司马睿对此从来没有犹豫过、动摇过，他对北方大片河山再没有存过半点“非分之想”。在这种情况下，想再指望东晋王朝全力北伐，消灭北方那些割据政权，重新统一中国，已经完全没有指望。
不过，东晋王朝也有过几次北伐，概况如下：
祖逖北伐：
祖逖北伐发动于西晋灭亡前夕，失败于东晋内乱骤起。祖逖原籍范阳遵县（今河北涞水县），少孤，轻财好侠，慷慨有志。“闻鸡起舞”说的就是祖逖的故事。西晋末，时势大乱，祖逖率亲党几百户南下泗口（泗水入淮处，今江苏淮阴）。琅邪王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后为军咨祭酒，徙居京口。祖逖“常怀振复之志”，多次向司马睿请求北伐。司马睿无法阻挡，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发给他一千人给养、三千匹布，什么兵员、刀枪、剑戟、弓箭、战马，统统都要他自己去想办法。表面上支持他北伐，实际上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祖逖无所畏惧，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毅然率众渡江北上，中流击楫，慷慨发誓收复中原。祖逖北渡后屯驻淮阴，打造兵器，招募兵员，组织起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向谯国（今安徽亳州）进军。谯国境内的流民坞壁[19]主樊雅抗拒祖逖。祖逖联合蓬陂（今河南开封）坞主陈川击败樊雅，攻克谯国。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与后赵石虎（石勒养子）战于浚仪（今河南开封），兵败，退屯淮南。翌年，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与后赵隔黄河对峙。“练兵积谷，图取河北，致勒（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祖逖一心安民建功，团结各种地方势力，经过三年多艰苦奋斗，基本上收复了黄河以南失地，居功至伟。可是，正当祖逖准备北渡黄河攻打冀、朔胡族势力时，东晋政权的内部矛盾开始激化。当时王导、王敦兄弟操纵东晋朝廷。王导为丞相，执掌朝廷内政大权；王敦为大将军，统领荆、江两州军事，驻军武昌，从上游俯瞰下游的建康，心存不轨，篡国迹象日益明显。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出镇合肥，以防王敦；祖逖同受戴渊节制，被捆住了手脚。祖逖怨愤成疾，病死于雍丘。他死后，黄河以南地区被石勒重新占领，祖逖的北伐成果毁于一旦。
庾亮、庾翼兄弟北伐：
来自北方的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是东晋政权的支柱。王氏衰，庾氏继。从东晋咸和八年至建元二年（公元333—344年），庾亮、庾翼兄弟先后执掌兵权，兄弟俩都曾力主北伐。庾亮的妹妹是晋明帝司马绍的皇后，他以国舅身份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驻武昌（今湖北鄂州）。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后赵君主石勒死，庾亮开始为北伐进行筹划，对辖区内的官员进行调动，以适应北伐形势要求。然后，他准备亲率十万大军移师襄阳。临行前，上疏朝廷表奏北伐之举，朝廷大臣都持反对意见。当年九月，后赵新帝石虎派兵向南进攻，庾亮部队受损，北伐计划被迫中止。翌年，庾亮病死。其弟庾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州诸军事，兼领荆州刺史，代庾亮镇守武昌。庾翼军事才能胜过其兄，常以灭胡平蜀为己任。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上疏朝廷举兵北伐。但除其兄庾冰和桓温等人支持外，多数大臣仍持反对意见。庾翼违诏而行，率军四万进驻襄阳。朝廷只得顺水推舟，任命庾冰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诸军事，兼领江州刺史，镇武昌，为庾翼后援。但庾翼还没来得及大举进兵，晋康帝司马岳和庾冰相继死去。庾翼只得还镇夏口。第二年七月，庾翼本人也死去。庾氏兄弟踌躇满志的北伐之事，就此偃旗息鼓。
此后，又有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的褚裒北伐、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的殷浩北伐，均以兵败告终。
桓温北伐：
谯国桓氏是支撑东晋政权的北方“四大家族”之一。桓温是晋明帝驸马，初任徐州刺史。庾氏兄弟死后，桓温都督荆、梁等四州军事。他第一次建功，是在永和三年（公元347年）领兵平定了四川，消灭了成汉政权，使他威望大增。后来，他曾领兵搞过三次北伐。桓温第一次北伐是永和十年（公元354年），进攻前秦苻健。桓温的军队曾攻到长安东郊霸上，长安周围郡县纷纷来降。桓温本想乘关中麦熟时抢割以筹得军粮，但前秦苻健“芟苗清野”，使桓温这一计划落空，军粮断供。在白鹿原、子午谷二地与前秦军队交战时失利，桓温无功而返。
桓温第二次北伐是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讨伐羌族人姚襄。姚襄是羌族首领姚弋仲之子，原属后赵。姚弋仲死后，姚襄率众投归东晋，驻谯城（今河南夏邑北）。不久叛晋，招纳流民，入许昌、攻洛阳。桓温讨伐姚襄，攻克洛阳，姚襄败走，西逃长安，被苻坚所杀。桓温攻占洛阳后，居心叵测，上表朝廷“还都洛阳”。扬州刺史王述看穿桓温用心，他说桓温的用意是想加威朝廷。朝廷可以把迁都之事交给他去操办，看他能否办成。朝廷采纳王述计谋，下诏由桓温筹办迁都事宜。桓温果然跌入圈套，洛阳根本不具备迁都条件，结果不了了之。桓温从洛阳退兵，北方重新落入割据政权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