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路：镇南大将军杜预，率荆州诸军，自襄阳向江陵方向出击；
第六路：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统领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自成都浮江东下，直指吴都。
晋武帝明令规定：浮江东下的王濬军下至建平（今四川巫山县）后受荆州督军杜预节度；至秣陵[16]（今江苏南京，西晋称吴都为秣陵，吴国自称为建业）受扬州督军王浑节度。这表明，西晋组织大兵团作战已有很强的计划性，已经重视在战前就明确指挥关系和协同关系，既确保战役进程中的集中统一指挥，又使各部队的交叉作战行动有序不乱。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晋军各路大军呈“五竖一横”的进攻态势，向吴国发起全面进攻。所谓“五竖”是指：长江以北，同时有五个箭头在向南挺进，由东往西依次为：司马伷、王浑、王戎、胡奋、杜预。所谓“一横”是指：王濬率领的水军从巴蜀顺江东下，直指吴都。战场空间西起巴蜀，东至东海。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战役规模如此宏大、作战地域如此广阔，都堪称罕见。
战役进程：
一、吴军慌乱抵抗
自从孙权和名将陆抗死后，东吴国无明君，军无良将，不堪一击。晋军全面出动后，吴末帝孙皓鉴于江西[17]方向军情危急，派丞相张悌统领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三万精兵开往今江苏南京以西北渡长江迎战。吴军开到牛渚（今安徽长江南岸当涂县西北二十里），沈莹建议说，晋治水军已久，吴国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必不能御，晋军必至。不如就地组织防御，若能“幸而胜之，江西自清”；如果渡江决战，一旦败绩，则大势去矣。丞相张悌说，“吴之将亡，贤愚皆知”，如不渡江，蜀地晋军顺流而下，只怕众心骇惧，士兵逃尽，无一人为国死难，“不亦辱乎”？渡江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云云。这时的吴国上下，已经毫无斗志可言。
二、吴军板桥之败
吴军三月北渡长江，至杨荷（今江苏南京以西马鞍山对岸，即安徽和县东南二十里杨和桥），与晋军第二路王浑军前锋张乔遭遇，张悌下令围攻张乔。张乔因主力未到，孤军突出，向吴军诈降，闭营不出。诸葛靓识破其诈，主张进去屠杀。张悌制止说，杀降不好，强敌在前，下令继续前进。吴军越过杨荷，进至板桥，晋军王浑主力已到，双方对峙。沈莹与丹阳太守率领吴军发起冲击，三冲不胜，反被斩杀二将，沈莹下令撤退。王浑主力乘势出击，原先诈降的张乔突然从后面杀来，吴军瞬即溃散，将帅根本无法制止。诸葛靓领几十人上前接应丞相张悌撤退，张悌哭着宁死不退，诸葛靓只得挥泪而去。走出不远，回头一看，张悌已被晋兵所杀。沈莹、孙震也都战死，吴军全军覆没，吴国大乱。王浑大军南进至长江岸边，有人劝他立刻过江围攻吴都，定能攻克。王浑作战思想保守，不敢贸然过江，在江边等待王濬统领的巴蜀水军顺江而下。
三、西晋王濬冲出西陵峡
顺江东下的王濬水军于二月初一攻破丹阳（今湖北秭归东），杜预从荆州派出部分兵力西上，配合王濬军攻克了荆门、夷道二城（均在今湖北宜昌附近），王濬水军冲出了长江最为险要的江段。吴军都督孙歆自长江南岸的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东）出兵西上，阻击王濬水军。杜预派出另一部分兵力，在夜间偷渡至长江南岸，在山上插旗放火，从背后袭击孙歆。孙歆大惊，发书信给吴军江陵都督伍延说：“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孙歆惊慌撤退时，杜预军乘乱混进孙歆营帐，一举将他擒获，乐乡被攻克。王濬水军在江中击败吴国水军，斩杀吴军水军都督陆景。
王濬水军顺江东下时，吴军建平太守吾彦顽强坚守，在江中设置了水下铁锥、锁江铁索等障碍物。王濬以预先制作的几十个大木筏，上面立有披铠带甲的假人，挑选水性好、能力强的士兵驾驭，冲在前面，水下的尖利铁锥都刺中木筏被拖走。又赶制出长十余丈、粗数十围的大炬，灌满油脂，挑选若干铁匠，把锁江铁索烧红、砸断。王濬水军终于冲破障碍，在荆州杜预陆军的配合下，势不可当，一连攻克了丹阳、西陵、乐乡、荆门、夷陵等沿江战略要点。
四、杜预攻克江陵，鼓励王濬顺江直下
二月十七日，杜预攻克江陵，斩吴军江陵都督伍延。
王濬水军攻克西陵（今湖北宜昌）后，负责分段节度的杜预致书王濬说：“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亦旷世一事也。”他指示并鼓励王濬水军顺江直下，直取吴都。王濬见书大喜，立即上报晋武帝。
五、王濬扬帆直下取金陵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晋武帝司马炎给王濬发来诏令，决心果断，思路清晰，文采亦佳，照录如下：“濬、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濬，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濬。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晋书·武帝纪》。诏令中有关人名：濬，王濬；彬，唐彬；奋，胡奋；戎，王戎；预，杜预；充，贾充。）
二月十八日，王濬接到晋武帝第二道诏令，受命为平东将军，都督益、梁诸军。王濬、唐彬按原计划在荆州得到杜预万余人增援后，二月下旬会同胡奋、王戎军共八万余人攻夏口、武昌。吴国江夏太守刘郎、武昌督军虞昞向晋军投降。
三月，王濬统率水陆联军，仍以唐彬为前锋，自武昌东下，直指吴都。当王濬统率的大军抵达秣陵西南约五十里的三达山时，吴帝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余水军迎击王濬，但吴国水军不战而降。
西晋发动灭吴之战前，吴国交趾又发生郭马之乱，吴将陶濬领兵南下平定。他的军队刚开到武昌，就得到晋军大举东下的消息，便引兵东返。他回到建业（秣陵），吴帝孙皓召见他，问他如何抵御晋国水军东下。他回答说，晋国水军船只都小，给他两万兵，乘大船与晋水军战，可以战胜。孙皓授予他持军节钺，明日出发御敌，谁知吴国水军当夜全部逃散。
这时，吴帝孙皓眼看晋国王濬统率的水军马上就要攻进吴都，王浑、司马伷两路大军也在吴都对岸准备过江，他知道大势已去，只得采纳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建议，同时派出三批使者，分送投降书给王濬、王浑、司马伷，请求投降。
三月十五日，王濬水军过三山（今南京西南约五十里），负责分段节度的王浑请王濬靠岸议事，王濬派使者乘小船到北岸去告诉王浑说：“风利，不得泊也。”胜利就在眼前，他哪里还肯停留半刻？扬帆直下取吴都！
六、吴国灭亡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十五日，王濬统率的水陆军八万余人，方舟百里，鼓声大作，浩浩荡荡，开进吴都秣陵（建业）。吴帝孙皓“面缚舆榇”[18]，来到王濬军门投降。王濬为他解缚焚榇，以礼接见这位亡国之君，接受他投降。王濬代表晋国接收吴国图籍，计四州（荆州、扬州、交州、广州）、四十三郡、五十二万三千户，军队二十三万。
吴国自孙策开国，至孙皓亡国，共历五十七年。
晋武帝对孙皓以“侯”的待遇做了安置，吴国州郡以下的官员也都留任，吴国原有的苛政予以取消，老百姓得到安抚。司马炎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错。
自从东汉末年董卓作乱、群雄割据、三国鼎立，到西晋重新统一，经历了九十年分裂混战时期（公元190—280年）。这九十年间（其间三国鼎立局面维持六十年），群雄纷争，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全国人口损失达五分之四还多。据史料记载，东汉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西晋重新统一时，全国人口只剩一千六百多万。
西晋统一的时间十分短暂，更大的混战与战争灾难还在后面。
27.八王之乱
西晋灭吴之战打得如此漂亮，但西晋政权却是个短命政权，这是耐人寻味的。由于它本身诞生于乱中篡权，所以虽然统一了全国，却没有通过政权更迭挖掉社会动乱的根子。相反，西晋政权的产生，制造出了更多的内外动乱与战争因素。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帝君昏、大封王、削州兵、内乱起。
帝君昏。晋武帝司马炎消灭吴国，不但没有从吴帝孙皓身上吸取教训，却照搬孙皓的办法，大选天下美女入宫，很快陷入了荒淫无度的生活。全国州郡文武官员和士族大家的女儿，统统都要由他任意挑选，他看不上的才能嫁人。吴国后宫的五千美女也统统没入晋宫。这样，晋宫后妃宫女达到近万人。晋武帝每天下朝后，乘着羊拉的小车到后宫游荡。羊车在哪里停下，他就进哪个宫室去宴饮作乐。嫔妃宫女们争风吃醋，为了吸引皇上幸临，争相在门口泼洒羊喜欢舔食的盐水，在门旁插上羊爱吃的竹叶。晋武帝如此穷奢极欲，大臣们则互相比富斗阔。太傅何曾，一日三餐花万钱；他儿子散骑常侍何劭，一日三餐花两万；尚书任恺，一日三餐花三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更是荒唐至极。如此这般，这个小王朝怎能不迅速腐朽？
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上一些大朝代与小王朝的本质区别。大朝代，例如秦汉，凡开国之帝，生活上虽然也有荒淫的一面，但他们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开边拓疆、巩固基业上。小王朝的开国之君就完全不同，一旦政权到手，抓紧时间拼命地掠夺、享受，很快就完蛋了。
大封王。西晋开国后，晋武帝司马炎没有吸取西汉初年刘邦大封同姓王，导致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先后封了五十多位司马氏同姓王。每一位王的封地都是一个“国”，遍地都是司马王。司马氏家族以外的功臣和异姓世家大族，一共封了五百多位公侯。这些王、公、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集团，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被他们占有。“云多暗，王多乱”，内乱的根子就这样密密麻麻地种下了。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分封制是产生内乱的重要根源，这一点秦始皇早就看清楚了。但是，秦始皇开创的“废分封，置郡县”这项根本制度，却一直未能推开。在这一点上，秦以后的所有封建帝王都不及秦始皇明智。他们一次次改朝换代，但改朝改不掉贪欲，换代换不掉腐朽。政权到手，同族同宗，鸡犬升天，瓜分天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很快争斗复起，天下复乱，政权速亡，哀莫大于此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