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正题。
庞涓统领八万大军到达卫国的茬丘（地名不详）。
此时，孙膑正着手实施他的卖拐计划，一步一步将庞涓拐到他的圈子里。
围棋里有一个手法叫送子，故意露出破绽，送一个子给对方吃，目的当然是为了吃对方更多的子。
送子，正是孙膑卖拐计划的核心思想。
魏国有一个地方叫平陵，此地现在哪里，已无法考证，但据史书记载，平陵南面是宋国，北面是卫国，平陵城池虽小，但管辖的地区很大，人口众多，是魏国东部地区的战略要地，驻有重兵把守。
孙膑打算分一部兵力从齐城（地名不详）、高唐（山东高唐、禹城之间）两路进击平陵。而齐军进攻途中，必要经过魏国的市丘（地名不详），这样就很容易被魏军切断后勤被给线。然而，孙膑要的就是这个破绽，好引诱庞涓上钩。
于是，二路齐军按计划进兵平陵，但齐军主力却按兵不动。果不其然，庞涓成功切断齐军的后勤线，从平陵与市丘方向两路夹击，齐军大败。庞涓乘胜攻占齐城和高唐。
此时，庞涓应当是得意的，他自认为打败了孙膑。然而庞涓决计想不到，这竟是孙膑布下的局。孙膑正是借此来消磨魏国的战斗力。
魏军围攻邯郸一年多，体力本来就消耗得差不多了，眼下又被孙膑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显然疲惫不堪。
孙膑见庞涓中计，紧接着，他还有一招更大胆的棋，继续调动魏军在路上玩命。此时，战场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孙膑的手里，孙膑处处抢得“先手”，胜败之分已定。
孙膑派出轻骑兵突然袭击大梁，这才是真正的“攻其所必救”。庞涓果然丢掉辎重，昼夜兼程回救大梁。
当庞涓风尘仆仆赶到桂陵（山东荷泽东北，属魏）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孙膑带领吃饱喝足的齐军主力，正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双方就此展开激战，魏军溃败，庞涓被俘。
然而对于魏国来说，这只是恶梦的开始。
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352），大良造商鞅迫不急待地在西线发动进攻。同年，以楚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在东线，兵围魏国之襄陵（河南雎县），与齐国作了很好的战术配合。
周显王十八年（公元前351），商鞅继续向北推进，占领魏国之固阳（内蒙古包头附近）。
果然不出景舍所料，魏国的穷折腾，换来的是三面夹击，在战场上完全陷入被动。列国在打压魏国上，步调出奇地一致。
一向自认为很淡定的魏惠王，此时除了六神无主，别无良策，不得已，将辛苦占领来的邯郸拱手送还赵国。两国在漳水缔结条约，重新和好。
就这样，庞涓、孙膑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以庞涓的全面败北而告终，其郁闷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庞涓一定很后悔当初一念之差，没有杀了孙膑，以至搞成如今这个局面。然而，庞涓决计没有想到，更大的郁闷还在后头等着他。
因为孙膑虽然放了心高气傲的庞涓，但多年之后，昔日的同窗好友孙膑，还将给他送来最后的礼物，为他们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作个了结。
这个最后的礼物就是死神。
附：围魏救赵
商鞅的“二次革命”
在庞涓和孙膑作出最后的了结之前，秦国在这几年当中是相当顺风顺水的，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到底显现出应有的威力来。
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商鞅将秦国首都从栎阳回迁至关中沃野的咸阳，自此，秦国一直定都于此，直到灭亡。
同年，商鞅的改革进入扫尾阶段，将全国重新划分为三十一个县，每一县只设县令或县长一名，县丞一名，行政机构大为精简。初步在全国统一度、量、衡。
商鞅的这二项工作后来成为秦始皇建立秦帝国的范本。
二年后（公元前348），商鞅完成了他的最后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全盘新式的赋税制度。
由此可见，商鞅的改革并不是急于一时，而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由政治而后经济，终于全面完成对秦国的改造。
商鞅在经济上的这个举措意义非凡，其对后世的影响不亚于政治改革。也就是说，商鞅彻底颠覆了周王朝的朝贡制度。
我们知道，周王朝实行八家农户共养一家王田，这就是井田制。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弊端之一，春秋以后土地大部分为贵族所掠夺，农民实际上已成为宗室贵族的农奴；弊端之二，为了将原本连成一片的田地分割成井字形，二纵二横的田梗虽然占地不多，但举国加起来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商鞅彻底改革之，土地收归国家，在多年前重新登记户籍的基础上，按户授田，以亩起科，向国家缴纳租赋。这样不但可以使农田联成一片，易于耕作，也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农户的积极，多收三五斗都是咱的，谁不卖力气。
商鞅严禁侵犯土地权，不管是谁，胆敢私自移动田界，都被看作是“盗”的行为，要处以“剃去鬓发”的处罚。偷盗耕牛的，一律处死。
商鞅甚至规定，无故弃灰于道的，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现在人谁还用灰，等于废物。但在当年，相当于肥料。
商鞅这是在保护最大的国本－－农业。
往后的事实会证明，商鞅的这一手是相当历害的。秦国在关中沃野的基础上，后来又相继占领四川盆地及汉中平原，为支应连年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秦孝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可以在祖庙中很自豪地对祖先们说：我，嬴渠梁，没有辜负你们的厚望，我，嬴渠梁，配做你们的子孙。
因为就在这一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部诸国的盟长，这是秦孝公心中的英雄祖先－－秦穆公做到的事：称霸西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努力，秦孝公也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回报，秦孝公命儿子前往朝谨周显王，算是皆大欢喜，大家都得了面子。
不过在这几年中，赵国的情况比较糟－－赵国一直以来都很糟。眼下他又遇到了一个阴魂不散的坎：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赵成侯死了，有两个儿子为争夺国君之位大打出手，结果是太子赵语取得胜利，是为赵肃侯。
三年后（公元前347），贵族赵范发动判乱，袭击邯郸不克，被杀。
周显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46），卫国很知趣，见打不过他就投降，自动降为三晋的附庸国。这样也好，虽然没了面子，倒也省得兵戈迭起。
值得一提的是，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不甘寂寞的韩国，也推行了一场改革，只是这场改革不怎么彻底而矣。
因为推行这场改革的人，他虽是法家出身，但法家之上，他崇尚黄老之学。
什么是黄老之学？在政治形态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得罪人。因此，韩国的这场改革注定不会彻底。
推行这场不彻底改革的人就是申不害。
申不害的改革
申不害，郑国平民出身的低级官员，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韩昭侯任命他为国相。
申不害在后世非常有名，我们常说的“申韩之学”，“申”即是指申不害，“韩”是法家另一巨子－－韩非子，地道的韩国贵族。由此可见，申不害可以看作是法家一系的人物。
不过我认为，申不害因为黄老的思想，他应该代表法家的折中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并不如吴起或者商鞅那样的正宗（严刻），这就是法家在传播过程之中的流变，正如卜子夏是儒家的流变一样。
当年魏国包围赵之邯郸时，国际上除了楚、齐、秦作出激烈反应之外，韩国也作出了他的反应。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韩国的反应很不厚道。
而促使韩昭侯作出如此不厚道反应的人，就是申不害。
赵、魏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申不害本想瞧准了赌一把，联合其中一方，混水摸一点鱼。可是又不知道韩昭侯是怎么一个意思，便不敢开口，怕忤逆了韩昭侯的意思。
韩昭侯见群臣都不开口，不得已，只得自个开口。他问申不害：“我帮哪一方好呢？”
申不害说：“此事关系重大，请允许我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你。”实质是申不害还摸不清韩昭侯的底牌，不敢冒然开口。
不能不开口，又不能随便开口，那怎么办？不急，鬼精的申不害早已想好了招数。他要先找二个愣头青去试探一下韩昭侯的火力，试出名堂了他顺着说，要试出火药味，挨骂的自然是那二个愣头青，他正好偷着改弦易辙。
这就是著名的炮灰理论。
于是，申不害煞有介事地对赵卓和韩晁说：“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辨士，相当于政策顾问），当此非常时期，你们得拿出态度来，大王用不用在其次，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做为臣子的，要做到尽忠的本份。”
说得赵卓和韩晁情绪亢奋，于是这二个炮灰就屁颠屁颠地去了。韩昭侯的意见果然出来了，申不害顺势巧舌如簧一番，韩昭侯也果然益发看重申不害。
正史虽然没有交待韩国到底是联合赵国还是魏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实，却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楚、齐出兵援赵的同一年（公元前353年），韩国派兵攻占东周政府（周王室下面的一个小封国）的陵观（地名不详）和廪丘（山东范县东南）。
这就是申不害迎合韩昭侯的馊主意，后来韩国被庞涓打得鼻青脸肿，赵国袖手旁观，齐国借机坑一把，也是活该。
申不害担任韩国的国相，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他的主要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八面玲珑，献媚取宠。
有一次，申不害想推荐他的堂兄出来做官，遭到韩昭侯的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
韩昭侯说：“你曾经教导我，要严格地执行赏罚制度，用人要按一定的程序，可是你却带头破坏你自己所制定的原则。我是接受你的请托而破坏你的原则呢，还是遵守你的原则而拒绝你的请托？”
申不害吓得不轻，但到底学过“黄老”，遂冒出一句：“您果然是英明之主。”
从这件事情来看，韩昭侯还算不糊涂，但申不害有点糊涂。
《史记》和《通鉴》这样评价申不害这些年的政绩。《史记》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通鉴》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显然，《史记》有溢美之嫌，申不害在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去世之前，韩国至少被狠狠地揍过一次，焉能说“无侵韩者”。倒是《通鉴》的评价多少还算中肯，韩国毕竟有过一些变动。当然，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得益于韩昭侯的不糊涂。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到目前为止，战国之世的五大改革－－李克、吴起、商鞅、邹忌和申不害，其中四次明明白白都是法家牵头引起的（李克、吴起、商鞅、申不害）。
虽然我不敢肯定邹忌的学术思想来源，史料也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齐威王在齐国励精图志，奉行的便是“修法督奸”，也与法家脱不开干系。再加上稷下学派兼收并蓄的学风特点，我想，邹忌理应受到过法家思想的影响。
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当年的巨大势力，其对政治干预之深，不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