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手笨脚的军人甲导致了一场火灾，一旁的军人乙惊叫：“失火啦！”不远处，隶属于另一防区的军人丙闻声前来救火。禽滑厘听到汇报，确信军人甲并非故意纵火，松了口气，传令：军人甲、乙、丙，皆斩。——因为乙不该惊叫，丙不该多事。正确的应对，应该是军人甲、乙静静救火，军人丙原地不动。这样，救完火后，只要砍军人甲一颗脑袋就可以了。但如果甲是有意放火的，则应处以车裂之刑，乙则要连坐处死。
师弟曹公子慌慌张张地来向禽滑厘禀报，宋城的局势有点失控。有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人在大街上奔跑；还有百姓企图爬上城楼，观望敌情……禽滑厘不耐烦听他说完，重重一挥手：一律处斩！
一个企图给楚军传递情报的间谍被抓住，理所当然的，这个人将被车裂。禽滑厘却发现，间谍所在地的街坊里正、负责守护街巷的居民和相关部吏对此事竟一无所知，为了提醒城中其他地区提高警惕，这些人也一律死刑……
上述场景，是我根据《墨子·号令篇》推想的。这是篇专讲危急关头怎么布置城防工作的文章，或者干脆点说，它就是墨家一份军法性质的文件。
毫无疑问，在按照这份法令打造防御体系的过程里，宋国人被深深地折腾了。而最终结果是，墨子的游说成功了，楚国人并没有来。
我们知道，平民百姓也不是好伺候的。你加大国防投入而侵略并没有发生，他们往往就会相信侵略本来就不会发生。宋国的带路党会说，楚国已经不是当年的野蛮国家了，现在它是友好的，是华夏文明圈的一员，根本不会侵略我们。宋国的爱国愤青会说，楚国是混蛋，但楚国已经没落了，被自己国内那点破事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力出击，宋楚之间必有一战，但应该是我们灭他们！总之，这些人一致认为，牺牲和平生活大力搞防御系统，纯属毛病。
所以，他们不让墨子避雨，也许是对墨子有怨气。
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当年读了《号令》之后，因为打游戏而对墨家产生的浪漫想象也就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说要拿今天的标准谴责墨家残忍不人道，而是必须记住，战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墨家作为一个人数不多，背后也没有强有力支持的军事团队，这样高度的警惕和铁一般的纪律，是他们生存的唯一选择。
记住这一点，再理解墨家的其他很多主张，应该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墨家的招牌观点“兼爱”，强调爱无需血缘纽带，爱别人的生命就要像爱自己一样。一同经历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友袍泽，大概是最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一点的。
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
墨子把自己的书给楚惠王看，后来别人转告墨子，楚王对此书的看法是：“贱人之所为也。”
也就是说，墨子这书，是在为社会底层的人说话。
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捧墨子是“平民思想家”。对墨子的定位其实和楚王是一致的，只是贬义变成了褒义而已。
墨子确实关心广大人民，他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
仁德之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这话当然很动听，但有一个怎样定义“利”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孩子，你听我的，我这是为你好。”“求求你，不要为我好了！”这就是对“利”理解不同造成的尴尬。
好在墨子也说了他对利的界定。紧接上面引的那句：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而不注重个人享受。为了个人享受而“亏夺民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结合《墨子》里的其他论述，可以相信，这句话墨子不是随口说的，他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超出这个范围，他就觉得是多余的。读墨子的书，有时候会想叫他“墨非子”（“非”是批判的意思），因为多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老是非来非去：非攻、非乐、非儒、非命……还有节用、节葬也可以叫非侈，天志、明鬼也可以叫非唯物主义。
各种奢侈品是不必要的。衣服能保暖就行，好看多余；食物能填饱肚子就行，好吃多余；房子能遮风挡雨防盗就行，豪华多余；手机能用就行，苹果都多余……其余一切东西，皆可以此类推。再比如说，人，健康就行，长得好看多余——墨子跟帅哥多少是有点仇的——批判社会上不当得利者的时候，他多次把“面目佼好”者拿出来说事。
墨子还反对国君纳妾太多。因为这会让人民群众娶不到老婆，也就没法多生孩子（墨子非常关心生孩子的问题）。这本来是个很平常的见解，但有学者借此说，墨子是主张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这就未免太夸张。墨子肯定是比较鄙视女人的，“疼老婆”他都觉得不合理。墨家拍儒家的砖，其中有一条就是：父母去世，儒生服丧三年；老婆和大儿子死，儒生也主张服丧三年。这是把老婆、儿子放到和爸妈同等的地位上，为了自己偏爱的人而搞乱了尊卑秩序，真是岂有此理。
墨子又主张薄葬：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葬》）
衣服三件，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时候，不要挖出地下水来，不至使尸体腐烂的味道散发到空气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地服丧哀悼。
这个主张，是今天的人最能理解的。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墨子提倡的这种葬法，也已经不薄。这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当时墨家招致各家痛批，首先就是因为这点。略带贵族气的，都觉得只有自虐狂才会这么干。《节葬》写得特别长，因为墨子需要反驳的质疑实在太多。后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在提到墨子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反对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打仗这事实在开销太大了。《非攻中》一开篇就详谈的是钱的问题，而不是人道问题，而且当时的趋势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久者经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也就没法生小孩了。
一切艺术是不必要的。因为文艺活动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收益，成本却很高。
墨子还对科学探索不感兴趣。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关于墨子和公输般斗法，除了攻宋那次，还有个着名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谈中国科技史，有所谓“李约瑟难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了三条答案，第二条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这话作为整体判断对不对尚有争议，但上引墨子的言论，确实算是为这一点现身说法了。科学研究，多少总要有一种非功利的钻研热情，墨子却比谁都着急要效益。他无疑是古代一位十分伟大的工程师，但科学家这个称号，还是夸大了些。
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简单小结一下。墨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需求。同样是关心底层，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悲天悯人的贵族，自己过得好好的，因为见不得穷人这么惨，所以站出来帮穷人说几句话，但思维方式还是贵族的，对穷人究竟怎么想，他们其实未必很了解；另一类是自己就是草根，但脑子和嘴巴比较好使，加上心雄胆壮，于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
我觉得，孔孟比较偏于前一种，墨子则属于后一种。墨子出身社会中下层，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他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很有力；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他反映得也更真实；要让底层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休息时间，这些诉求绝对合理而且是当务之急。墨子显然比孔子熟悉民间，所以他更能说出民间的心声；甚至他那一副劳动人民的形象，也比讲究贵族派头的孔老师有亲和力。战国初期的这一段，墨子的感召力尤其是在中下层社会中，应该要大于孔子。
但是墨子的视野其实比较有限，所以对整个贵族传统不但排斥而且隔阂（作为比较，我们可以说，老子、庄子、韩非子对贵族传统也排斥，但不隔阂），因此不大能理解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毫不介意将之彻底否定。
但是，视野大不大是一回事儿；墨子的胸怀，无疑是很大的，大到想让普天下的人彼此相爱。
爱是一种手段
兼爱是治疗乱世的药方。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
圣人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那就不可不考察乱世出现的原因。乱世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彼此不相爱。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那么自然就父子相爱，君臣相亲，小三爱原配，贾环爱宝玉，城管爱小贩，拆迁队爱钉子户，带路爱五毛，中国人爱美国（咳，这个好像很多人确实做到了）……让世界充满爱，岂不就天下太平了？
当然，任何还没有纯洁到不可救药的人，对这个美妙的提法，心里都多少会有一点保留。
兼爱能做到吗？能够爱人如己当然好，但这不符合人的本性。我就是爱自己的父亲胜过别人的父亲；爱自己的儿子胜过别人的儿子；我倒是想更爱别人的老婆，但也得别人愿意啊？
墨子确实面临了这样的质疑，他没有用墨家的团队体验来应对，而是这样答复的：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法仪》）
咱不鼓吹美好的人性，事实上咱基本上算性恶论者。①咱家认为，普天下的父母、君主、专家基本都是坏东西。但是“人性趋利”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吧？爱不是目的，爱是追求利益的一种手段。墨子假设了两个例子。
一个士人主张“兼”（爱所有人），所以助人为乐；一个士人主张“别”（只爱自己），所以损人利己。让你选朋友的话，你选哪个？
一个国君主张“兼”，所以爱民如子；一个国君主张“别”，所以大灾大难面前，任人民自生自灭。让你选国籍的话，你选哪个？
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赤裸裸的自私者会被别人抛弃，所以为了更大限度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就应该全心全意爱别人。这就叫“兼相爱，交相利”。根据这个解释，我想，把墨子的主张表达为“情感投资”可以说相当忠实准确。
但问题是，既然承认爱是一种投资，你就得允许投资者精打细算。给路人搭个便车容易，把车送给他难；给穷人几块钱容易，把他接家里供起来难；爱别人一点点容易，但你要我爱人如己，这个做不到，投入太大，成本太高。
而且，还有个投资风险的问题。墨子假设的例子只是忽略了所有变量的理想模型。理想很丰满，现实要骨感得多。
我们不妨也假设一下，把伟大的墨子放到着名的“囚徒困境”之中，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墨子和区区在下，是两个囚徒。面对指控，我们两人都不招，则各判一年徒刑；一人先招供，则其可立功释放，另一人十五年徒刑；二人皆招，则各判十年徒刑。
墨子是伟大人物，爱我就像爱他自己一样，可以肯定，任何时候他都是不会招的。
我这个平庸之辈呢？
如果我完全不认得墨子，那他招与不招，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了防备他先招，我多半会赶紧招。
如果我认得墨子，听说过他的高尚原则，那么我已经可以确定，我不会面对可怕的十五年徒刑。选择仅剩两个：是招了立刻走人，还是在大牢里待一年？因为我还不是彻底没有道德感的人，所以我会很纠结。
如果我不但认得墨子，而且跟禽滑厘他们也很熟，出狱后要与他们朝夕相处，并且很多事情还要指望他们帮忙，那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招。
可见，墨子那样伟大的爱能否获得回报，是要取决于很多外部条件的。第一，它比较容易发生在熟人之间，因为了解了才能建立起信任感；第二，我们之间的合作要有长期性，这样我才会担心我的恶劣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如果今生再也不相见，可就别怪我做人没底线了。用艾克斯罗德的互惠理论说，要保持合作关系，靠的是“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
而墨子所处的时代，特点恰恰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人相信付出爱就可以确保获利，难！
尽管墨子并没有引用此类反驳，但这样的反驳显然是存在。更重要的是，墨子自己的经历更是兼爱行为不能获得足够回报的活生生例子。他的论敌嘲笑他说，我不行义，也没什么坏处，你行义，又何尝见有什么好处？你就是一神经病。他的朋友则劝他说，天下人都不行义，你又何必独自承担？
墨子对此的回答是，正因为天下人都不行义，我更要坚决奉行。这就像大家都偷懒的时候，工作者更要加倍辛勤地劳作。（参见《墨子·贵义》）这句话里流露出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情怀令人感佩，但也恰恰证明了兼爱理论要推广不能光靠利益驱动。
墨子相信，另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兼爱成为现实。
尚贤：平民政治的实践之路
墨子并没有直接提倡过平等，但在节用、兼爱、天志等主张中确实可以推出平等观念。节用到极致，君父的吃饭、穿衣、棺材板都和臣民一样，至少彼此看起来是平等了；兼爱到极致，君父像爱自己一样爱臣子，臣子像爱自己一样爱君父，当然也就不再有君臣父子之别，那是真平等了；强调天至高无上，那么在天面前，人自然都是平等的——据说，虽然天主教会等级森严，虽然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到今天贵族传统的尾巴都没割干净，但基督教就是从来都是包孕着“平等”之信念的，用的就是这个逻辑。
孟子、荀子还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喜欢等级制的他们，都致力于批判墨子。孟子骂墨子是“无父”的“禽兽”；荀子说听信墨子的主张会导致“号令不施”；司马谈也说，墨家之法的结果，是“尊卑无别”。
我猜想，这里面虽然孟子骂得最激烈，但墨子对此大概最无所谓，因为他确实不太信任父子血缘的作用，他说：“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又说：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仪》）
普天之下当父母的多了，但没几个是好东西，所以学习爸妈就是学习坏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