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高斯有关早期记忆的问题，得到的回答会是：这样的东西不存在。记忆，它跟铜版印刷的图画，或者邮局快递不同，是不标明日期的。人们在自己记忆当中发现的，有时通过思考才能给它们排出正确的顺序。
他觉得，自己那天下午纠正父亲数错工资的那段记忆，死板又乏味。或许是他已经听别人讲过太多次了；对他而言，仿佛是被修订过了一般，已不真实了。其他的回忆，都跟他的母亲紧密相关。他摔倒的时候，是她在安慰他；他哭泣的时候，是她给他抹去泪水；他睡不着觉，是她在他的面前为他唱歌；邻家的男孩想要揍他的时候，是她撵着那孩子跑，逮住他，夹在膝盖之间，用力甩他耳光，直到打得他浑身是血，傻愣愣的，才放他一步三晃地溜走。他爱她，爱到无法言说。如果她出了什么事，他宁愿去死。这可不是随便说说。他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无法独自存活-三岁的时候是那样，三十年后，也没什么区别。他的父亲是个园丁，一双手什么时候都是脏的，钱挣得也少，一开口便是抱怨或者下达命令。晚餐桌上他总在疲惫万分地喝着土豆汤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坐的时候永远都要挺直了腰杆。有次高斯反问，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成为德国人吗？父亲考虑了很久，久到让人几乎开始怀疑这句话的时候，点了点头。
体态丰满的母亲生性忧郁，除了做饭、洗衣、做梦和哭泣，他没见她再做过其他什么事。写字和阅读，她全不会。很早时，他就发现她在不断衰老，皮肤丧失弹性，身材走样，眼中逐渐丧失光华，每一年她的脸上都会增添新的皱纹。他知道所有人都这样；但她这样就令他难以忍受。她在他的面前容华逝去，他却无能为力。
除此之外的记忆，大多和人类的迟钝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认为人们是在演戏，或者是在义务遵循某种仪式的要求-总是停顿片刻才说话做事。他有时能适应，有时无法忍受。慢慢地，他才明白他们确实需要这片刻的停顿。思考对他们而言，为什么那么慢那么难那么费劲？在他们那儿，思考好像一台机器-需要预热才能运作的机器。好像他们并不是能自行运动、思考的生命。他留意到，他不停顿，反而会让人们生气。他为不惹人生气而竭尽全力，却常常力不从心。
同样让他烦恼的，还有书本里那些黑色的符号。大部分成人都懂，母亲和他却不懂。一个星期天下午，他请父亲稍微讲解一下。你琢磨那些做什么呢，孩子啊！父亲一个个解释，你看，那儿有一个大横杠，下面是弧形的半圆和整圆。然后，他便自己琢磨这几页书，那些本还陌生的内容突然就自行补充完整，词语也霎时浮现成形。他又翻了翻页，这次进展快了很多，几个小时过后，他就能够自由阅读了。当天晚上他便读完了那本书，并且顺带给出评价：无聊乏味，总在谈基督的眼泪，还有罪人因爱而生的悔恨，完毕。他把这本书拿给母亲，想让她也明白那些符号的意思，可她苦笑着摇摆头。在那一刻，他意识到没有人想要真正使用自己的大脑-他们想要的是安宁。他们希望自己吃饱，睡足，得到别人的善待。思考则免谈。
高斯在学校里的老师叫毕特纳，爱好揍人。他力图在揍人时体现他的严格施教和苦行僧风范，可惜他的面部表情时不时地出卖了他，让众人知道揍人其实令他开心愉悦。他热衷于给学生们布置得花很久才能完成而且不可能完全做对的家庭作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找到理由抽出教鞭。身处不伦瑞克市最为贫穷的街区，周围的孩子都不会继续升学了，他们需要凭借自己的双手生活。高斯知道，毕特纳不喜欢他。他很沉默，并且竭尽全力，以便跟其他所有孩子一样，极慢地回答问题，可即使这样，他还是能够感觉到毕特纳对他的不信任-这位老师，不过是在等一个由头好揍他一顿，比揍其他同学都更狠。
很快，他就给了他一个理由。毕特纳让学生们将从一到一百的所有自然数相加。这可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相加时出错的情况似乎怎样都无法避免-只要一出错，就得受罚。现在开始，毕特纳喊了一声，别发呆啊，开始了，快算！很多年之后，高斯已经记不清楚他那天究竟是太累还是一时之间恍了神。不管怎样，他没控制住自己，三分钟之后，他就站起身来，拿着自己那个简单写了几行内容的小石板，走到讲台前。
那么，毕特纳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拿教鞭。目光落在计算结果上时，他的手定住了。他问，这怎么来的？
五千零五十。怎么来的？
高斯失了声，他清清嗓子，汗如雨下。他希望自己还坐在座位上，跟那些假装没听见他们的对话、正埋头苦算的同学们在一起。算出来的，算完了，把从一到一百的所有自然数相加，一百加一等于一百零一。九十九加二等于一百零一。九十八加三等于一百零一。都是一百零一。这样加五十次，就是五十乘以一百零一。
毕特纳沉默无语。五千零五十，高斯重复了一遍，希望毕特纳能够破例理解这一切。五十乘以一百零一，等于五千零五十。他揉着鼻子，快要哭出来了。
上帝呀，毕特纳说道，然后他沉默良久。他的脸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是吸了一口气，收紧脸颊，下巴显得很长，接着揉揉额头，敲打着鼻子。最后，他让高斯回座位上坐好，闭上嘴什么也别说，放学后留下来。
高斯松了口气。真是奇怪，毕特纳说着放下了教鞭。
因此，最后一节课上完之后，高斯低着头走到讲台前。毕特纳命他发誓，并且是向见证一切的上帝发誓，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高斯发了誓，他还想解释，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只要不先入为主、依凭习惯去考察问题，结果就会自然浮现，毕特纳却打断他，递给他一本厚厚的书。《高等数学》-他的爱好。他说高斯可以把书带回家去看。但是必须十分小心。哪怕有一页纸弄折了，哪怕被什么甩上了一处斑点，哪怕是按上了一个手指印，他就得挨教鞭，只愿上帝保佑他了。
第二天，高斯把这本书还给了他的老师。毕特纳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书当然很难，但不能这么快就放弃呀！
高斯摇摇头想解释，但他的鼻子塞住了，正在流鼻涕。必须得先擤鼻子。
好了吧，现在快说！他吞吞吐吐地说他读完了，书很有趣，谢谢。之后他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毕特纳，祈祷说完这些就结束了。不能撒谎，毕特纳说，这是德国人公认最难的教科书。没有人能在一天之内学完它。流着鼻涕的八岁小孩-更不可能。高斯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毕特纳拿起那本书，双手止不住颤抖。或许他预感到了什么。
现在，他可要提问了！半个小时后，他失神地望着高斯。他十分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好老师，既不称职，也没有专长。然而，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倘若高斯不能进入高级文理中学学习，那他这辈子就算是白活了。他表情复杂地看着高斯，然后，大概是为了抑制自己的激动，他扬起教鞭-高斯挨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顿痛打。
当天下午，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高斯的父母。他十七岁，名叫马丁·巴特尔斯，数学专业的大学生，同时也是毕特纳的助手。他希望能跟这个家里的儿子聊几句。
父亲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八岁大。就是他，巴特尔斯说。他请求得到男孩父亲的允许，让男孩每周跟他畅聊三次数学。他不愿意说“辅导”，这个词也许不太合适。他紧张地微笑。也许在他们的交流中，他学到的，比他能付出的更多。
男孩的父亲要他挺直腰杆。简直荒谬透顶！做父亲的这样想。不过，仔细思量一番之后，他没有反对。
两人在数学上的交流持续了整整一年。一开始，高斯很为那些下午时光感到高兴，毕竟打破了他固定的时间安排，虽然他并不热衷于学数学，他更喜爱拉丁语。后来一切都变得乏善可陈。巴特尔斯的思考能力虽然比其他人要强，但和高斯坐在一起，也显得艰难且吃力。
巴特尔斯说，他已经同一所高级文理中学的校长谈过了，如果高斯的父亲同意，高斯可以获得免费入学名额。
高斯长叹一声。小孩子不应该总这样愁眉苦脸的！巴特尔斯责备地说。他在考虑，这建议的确有趣。但他为什么会感到烦忧呢？也许是因为他正看着自己的母亲老去。也许是因为这世界表现得太令他失望，它的整体架构如此脆弱，编织的人间万象如此简陋；它的背面如此粗糙。也许因为只有秘密和遗忘，才能够让他勉强忍耐这一切。如果没有每天将人拖离现实的睡眠，一切将不堪忍受。见不到来路是一种悲伤。清醒是一种悲伤。可怜的巴特尔斯啊，彻底的认知即绝望。你知道为什么吗，巴特尔斯？因为时间流逝不停。
巴特尔斯和毕特纳一同游说高斯的父亲，说高斯日后不该在纺纱车间里做苦工，应该继续上学。父亲不情愿地应允了，给了他儿子一个忠告：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挺直腰杆。高斯很早以前就观察过园丁的工作，他知道父亲担心的并非人类道德的沦丧，而是自己职业带来的慢性背痛。他得到了两件新衬衫，一位牧师会解决他的膳宿问题。
那所高等学校让他失望。根本学不到多少：一点点拉丁文、修辞学、希腊语、水平低到让人想笑的数学，还有一些神学知识。新同学不比以前的聪明多少，老师教训人的频率也不比以前的低，还好，只是轻罚。第一次吃午饭时，牧师问他，在学校里感觉如何。
还过得去，高斯答道。牧师接着问，是不是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他抬起头，直晃脑袋，表示否认。要当心！牧师这样说。高斯吃惊地抬起头来看着他。牧师目光严厉地说：傲慢，乃是七宗罪之首！
高斯点了点头。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牧师说，要一生铭记。不管有多聪明，都应该保持谦逊。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