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不正不诚不信的人，无法“视人如己”，不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不仁的人，其行为往往是不合理的，即使晓之以义（理）施以教化，也很不容易促其自觉。如果遇到实在不讲理的人，我们不得已也要绳之以法，用法来约束这些不讲道理的人。中国人心目中，法是手段，讲理才是目的。法是用来帮助大家讲理的。
“情”实应当有，因为纯真之情，是“理”的认同基础，有助于真理的沟通和确立；“法”是手段，积极的以礼为规范，消极的用刑施压力，目的都在叫人遵循道理。中国人的“情、理、法”，原来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中国人应该是最讲道理的。
不随便说“随便”
中国人嘴巴上常常喜欢说：“随便，随便！”其实，心里头并不是真的那么随便。
朋友来访，问他喝些什么？他顺口说：随便。当真随便倒一杯白开水给他，必然引起他的不满。表面不说什么，甚至还堆满了笑容，依旧客气地“谢谢”，腹中却嘀咕着：“如果只有白开水，何必问我喝什么？”
请客人吃饭，我们总是说：没有什么菜，随便吃吃。实际上菜肴十分丰盛，否则客人也会不高兴的。反过来说，客人真的随便吃喝，丝毫都不客气，即使宾主交情甚深，看在眼里，也就不太舒服：又不是只有你我两人，当着我的妻儿，你也未免太随便了！
“随便”的意思有两种：一是“随意、任意”；一是“不拘束、不认真”。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起来却有下述三种含义：
员援“随便”代表“看看你的诚意”。人家问我要什么？我答以随便，意思就是说：衡量你自己的能力，可以提供什么最好的。张三的经济环境比较差，只能够请我上普通馆子；李四手头宽裕，豪华酒楼也请得起。我希望知道对方的诚意，究竟有几分？所以说随便。结果张三、李四都请我吃快餐，我便觉察张三够诚意，李四则未免不够意思。
李四问我：到哪里用餐？我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议上豪华酒店，万一他认为那样并不值得，岂非自讨没趣？不过我也不愿意自贬身价，一开口就选择普通餐厅，非但显得土气，对方也未必领情。最好的办法，还是说“随便”。至少可以了解李四“所愿意给我的最合适的”是什么？因而知道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以便调整自己所应表现的态度。李四的经济能力，足够请我吃大餐，事实上他只愿意请我吃快餐，表示在他的立场，快餐对我是最合适的。
张三、李四问我：喝什么饮料？我照旧说：“随便”，因为我希望了解“谁最有诚意，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张三居然叫了我最喜爱的种类和牌子，我便十分高兴；李四点了我最厌恶的饮料，我把它摆在面前，一口都不喝，他就应该体会到有什么差错，否则哪里谈得上有诚意？
圆援“随便”表示“我对你的敬意”。主人准备很多佳肴，仍然说：“随便吃吃”，意思是这些菜虽然够好，但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才足以表达主人对贵宾的敬意。王五在百货公司买了一件名贵大衣，送给邱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在路上买的，您随便穿穿。”邱七如果觉得名贵，可以说：“太名贵了，我不敢穿！”假若认为还不够好，也不会责怪王五的失敬，因为王五说得很清楚，随便穿穿嘛！
主人说“随便”，在东西实在好的情况下，具有“单凭物质不足以表达全部的敬意，必须拿精神来补助”的用意。中国传统以人为主宰的不重物观念，使得物质的地位和精神相比较，往往居于次要。我们不采取西方人的方式，强调送人的东西是最好的，来表示赠与者的敬意。中国人以不同的语气，用“随便种的”、“随便做的”、“随便买的”，盼望对方“随便吃吃”、“随便穿穿”、“随便用用”以提升精神的重要性。
如果东西并不很好，而主人说“随便”，那就代表“我已经尽力，希望你能够谅解”。有朋自远方来，而家里没有什么好食物，一时又难以张罗，只好抱歉地说：“事先不知道大驾光临，家里没有准备，请随便吃吃，真不好意思！”做儿子的，买回来一套普通的茶具，向母亲说：“爸爸喜欢喝茶，这一套茶具先随便用用，将来再换一套比较好的。”中国人讲究“尽心”，不是绝对的成果论者（不以胜败论英雄），只要诚心诚意，确已尽力而为，对方多半是会谅解的。即使对方还是不高兴，我也问心无愧，图个心安理得了。
猿援“随便”暗示“我有我的选择，只是我不便说出来”。哥哥征求弟弟的意见，假若弟弟确实无从选择，他会说：“请哥哥做主。”绝不能轻易说“随便”，因为对兄长说“随便”，往往含有“我有意见，不过为了尊敬兄长，暂时不便表达”的意思，希望哥哥听懂之后，进一步要他表示，这时才委婉地吐露浅见。
晚辈对长辈，部属对上司，答话时最好不说“随便”，否则就显得太随便（不拘束、不认真）。必要说随便时，务必要笑容可掬，让对方在欢愉的气氛中觉察自己有话要说而乐意给予表达的机会。
同辈之间，当然可以说“随便”。一方面尊重对方，一方面也比较客观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名分。主人先尊重我，请教我喝些什么？我按照中国人“互相互相”的对待原理，不敢马上表示意见（万一我要喝的，他正好没有，或舍不得让我喝，或认为我太苛求，或？？那岂不成了不敬），所以用“随便”来尊重他的选择；他端给我一杯我最喜爱的饮料，使我觉得“活在他的心里”，有一种“知心”的欣喜；他给我一杯热度合适的茶，我知道他很有诚意，喝下去十分解渴；他叫工友端来一杯滚烫的茶，茶叶轻飘飘地浮着，坚持和开水划清界限，恐怕一直到我将告别离去还碰它不得，那我也明白，他纯粹是公事公办，根本没有我的存在；如果他给我一杯白开水，我当然不高兴，因为他应该说：“现在流行喝白开水，据说对健康更有帮助，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来？”哪里有资格问我喝什么？我说“随便”，他就真的随便给我最普通的，这不是不敬吗？最起码也是没有诚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只是大多数人心里会有如此感受。
上对下说“随便”比较简单，但却添增了一份谦虚和更深的关怀。爸爸对儿子说“随便”，除了“我自有选择”之外，包含着“不愿意增加你的负担”、“宁愿自己用较差的，使儿子能够有能力使用较上等的”、“我老了，用不着讲究也可以”等等情意，好让儿子量力而为，还能够心安理得，这“随便”之中，寓有“父慈子孝”的大道理在，做儿子的实在应该好好加以体会。
主管要部属代表他出席会议，客气地请部属随便说几句。部属如果听得懂主管的话意，他就会充满喜悦（而不是在压力下无可奈何）地更加努力去准备，届时好好地把该讲的话，说得更清楚，更有效。部属希望主管尊重他，现在主管不但不施加压力，而且更谦虚、更关怀，要他“随便”（随意、任意），他当然更不敢“随便”（不拘束、不认真）。
西方人常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一大堆谚语。这话不完全对，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锐利的观察力，因为我国先哲，早已巧妙地把哲学从象牙塔里放出来，让哲学流传在每一个人的嘴巴上，化为不着形迹的谚语及口头语，竟然也被西方人察觉出来，实在了不起。
我们口头上说的“随便”，正是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哲学。儒家谈“经权”，要我们“执两用中”，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持经达权”。人与人间，各自都在变迁，时时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如果丝毫不加考虑，马上凭自己的意愿，说出个人的意见，万一对方觉得为难，岂但“不敬”简直就有“不仁”的可能。不如将心比心，先说“随便”，好让彼此有个商量。
既然“无可无不可”，“随便”就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地都通用”的，有许多地方，中国人并不说“随便”。例如：
朋友请客，问我到哪里吃饭？我了解他的情况不佳，但又不能伤害他的“面子”，这时不敢说“随便”，只能说：“我最近肠胃不好，很怕油腻，就在附近这家饭馆吃吃，下次再到远处去，好不好？”
有人托我帮忙，要请我吃饭。我暗自盘算，这一餐吃下去，背负人情太重，哪里敢说“随便”，赶忙借故推辞，心领为止。
弟弟想请哥哥全家人到东京去玩，哥哥如果不想去或不能去，就不能说“随便”。因为兹事体大，一说“随便”，弟弟就开始筹划，费尽苦心，哥哥才说不便或不愿领情，岂不伤了感情？反过来，长辈对晚辈有重大的事商量，晚辈也不可以胡乱说“随便”，大事不随便（随意、任意），无关紧要的小事才随便（不拘束、不认真），这是我们的“经”（常道）。
孔子说：“一个君子对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好恶的偏心，只以义为归。”“随便”并不是“差不多”，却是“义之与比”。我们要“合理的随便”，不要“不合理的随便”。中国人会说：“应该说‘随便’的时候，才可以说‘随便’；不应该说‘随便’的时候，就不可以说‘随便’。”这种话说了几乎等于没有说，许多人听不惯也听不懂。老子当年大概也常说这一类的话，有太多的经验，使他不得不指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人，在大笑过后，不妨仔细地体会一番，便了悟中国先哲的话，多半不偏不倚，再过一千年、一万年，还是正确不误的。
再说，我们听到“随便”的时候，更应该想到“义之与比”的道理。任何人说“随便”，如果他不是随便说的，那就等于说：“你自己想想，怎样才合理；只要合理，我当然就随你的便！”
“随便”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们将心比心，既不希望人家“马马虎虎”待我，当然也就不可以“马马虎虎”对待别人。孔子希望我们断绝四种毛病：不任意测度、不期必于人、不固执、也不自私自利。要绝四，即从“随便”开始，但是务必要记住：该“随便”才随便；不该“随便”绝对不可以随便。
以不随便的态度来随便，才能执两用中，权变得宜。我们一方面不可以随便说“随便”，一方面也不能够随便理会或处置别人的“随便”，因为一个有修养、有分寸的中国人，是不随便说“随便”的。
将信又将疑
朋友李君，自行经营企业，去年业绩甚佳，盈余超出预估目标。他认为年轻人应有新作风，决定财务公开，并且给予同仁远较同业为高的红利。不料同仁不肯相信，纷纷猜测他事先动了手脚，隐瞒着一部分，然后才故意公开，想骗取同仁的向心，更加为他卖力。
主管如果告诫员工，现在竞争十分剧烈，不努力提高生产力，公司说不定难逃倒闭的命运。员工听着，当面没有什么话说，等待主管走开，他就会用拳头轻敲墙壁，说：“钢骨混凝土造的，哪里会倒？又在骗我们！”假若是美商公司，那就更加理直气壮：“美国人投资的公司也会倒？骗人。”
员工说这种话，并不表示他全然不相信，当然更不代表他相信，因为中国人的基本态度是：将信又将疑。任何事情，我们不会不信，万一是真的，不信岂不倒霉？我们也不会信，如果是假的，信了反惹人笑话！世间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也料不定，所以最保险的态度，实在就是：将信将疑。
中国人的一切学问，说起来不外一个“道”字。孔子说：这是道。墨子说：这是道。老子也说：这才是道。说来说去，中国人最不容易信道，常听人说：“你讲你的，我听我的，我才不信道。”
从表面上看，西方人比较守信，其实不然。美国人生活在美国社会，他深知一辈子只有一次骗人的机会，一旦失去信用，以后便没有信用，无法再骗人。因此他非常小心，不敢不守信。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社会，他当然也知道有许多骗人的机会，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便重视“反求诸己”，社会上不太轻视那些骗人的人，反而内心相当羡慕他们，怎么这样有办法，一下子骗走那么多钱？我们只顾嘲笑那些受骗的人，“你看，又上当了！告诉你要小心，这下子惨了，对不对？”
美国社会重视“外力”，极力设法制裁“骗人的人”，使大家不得不讲求信用。中国社会既重视“外力”也重视“内力”，尽情嘲笑“受骗的人”，只要大家都不受骗，别人想骗，也就无从得手了。论结果彼此并无差异，谈方法中西各有巧妙。往昔我们经商，相当诚实地在店口写明“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便是要“买者”自己留心，不要上当。后来我们过分强调马上就要“现代化”，硬是把那块牌子拿下来，形成骗者自骗，买者却不当心的局面，委实不知是爱之，还是适足以害之？
我国先哲并不是不知道“外力”的作用，但是比较之下，“用刑罚来实施法治，大家会尽量避免刑罚，不敢犯法，心里却没有羞愧”，孔子这才主张“礼治”，认为用德化来教导，用礼教来齐一，大家不但有所羞恶，而且言行俱正。
孔子说：“君子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为主，小人则以他人的扶助为主。”君子责己，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自己小心不要上当，比较有把握。小人责人，一天到晚骂人家骗人、害人，却不责怪自己贪小便宜，恐怕此番上当，下一回也难以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