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现在是工业社会，这一套行不通。其实，放眼天下，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不是由农业社会逐渐转向为工商社会的？美国人早在开拓西部的农业社会时代，便是如同现代这般，诉诸外力（法）而非求之内力（良心）。而我们的工商业界，也一直明白凡事如果要求法律解决，那并不是上策。
何况，我们重视“内力”，却绝不排斥“外力”，这才叫做“中道”，否则专重内力，也是一偏。凡是有人行骗，舆论必定严加指责，受害人必然告进法院，而法官也绝对依法量刑，但是，一般人心理状态是更加害怕，更加不敢轻易相信别人。
将信将疑，使得许许多多的事，弄得不明不白；更形成只信自己人不信外人，或宁可相信外人，绝不相信自己人的双重标准。不轻信的态度是正确的，那正是哲学的怀疑，人当然不可轻易相信任何人、事、物，但是怀疑之后，应该加以适当的判断，也即由不信而信，言行才有所依据，真相也终将大白，这时可信则信，不可信便不信，方为真正的“无可无不可”，也才有所“择善固执”。
判断的标准在“理”，而“理”难明，几乎每个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各自言之成理。人与人之间，凡事都要讲理，一天八个小时，恐怕还不够用，哪里谈得上工作？按理上司处理部属有关事宜，都应该耐心听他申诉理由，然后和他讲理。理论上十分正确，却根本不切实际，上司天天和部属说明种种道理，工作绩效从哪里来？
我们当然不能不讲理，事实上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允许我们慢慢地、清晰地讲理，所以彼此将信将疑，谁都不太相信谁。就算经常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奉为信条，心里仍旧疑神疑鬼。好在中国人大多数是心理学家，十分了解只要动之以情。彼此建立信心对方便会深信不疑。“理”是“脸”，“情”则是“面子”。先给他“面子”，他就会要“脸”（讲理）；不给他“面子”，他深觉没有“面子”，哪里还必定要“脸”？反正不讲情分，翻脸无情，干脆不讲理，看你把我怎么办？
中国人“情在理先”，叫做“敬酒”，“法在理后”，即是“罚酒”。我们的设计，称为“敬酒不吃吃罚酒”：先给他面子，目的要他讲理，此时是“敬酒”，他讲理，把该喝的喝掉，皆大欢喜，用不着动法伤感情；他偏不讲理，该喝的也不喝，大家当然不会放过他，一片指责之声，非要叫他喝下去不可，便是进入“罚酒”阶段。
许多人喜欢跟着人家指责中国人没有法的观念，不知守法。实则传统中国，固然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连帮派都各有其严格的法；现代中国，更是法上有法，法外也有法，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多了。
中国人心里明白，搞不好会触犯法律，而一旦违法，真够麻烦，哪里会不知法、不怕法？不过，中国人不愿意卑微地生活在“怕怕”的日子里，整天害怕这样，担心那样，到处是“法”的阴影，活起来有什么意思？君子不忧不惧，我无可忧、无可惧，心中坦荡荡，“法”其奈我何？我不违法、犯法，是由于我原本就不想违犯，而不是居于害怕的心理，“从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君子顶天立地、自由自在的最高境界。
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意境太高，终究难能落实，不如诉之于法，来得有效。孟子说：“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对人要“敬”，亦即先要“看得起”他，人家才会同样的“看得起”我们。如果我们心存看不起别人，对方不是觉察不出来，他可能表面上不流露内心的厌恶之情，却必然在实质行为上同等地看不起我们。许多人口口声声“爱”人，可是并不“敬”人，正应着孟子的话：“爱而不敬，兽畜之也”。上司把部属看成禽兽，又何爱之有？
“仁”和“爱”的区别，在一个“敬”字。爱而又敬，才称得上“仁”；爱而不敬，那只是“爱”。仁治的关键，在看得起每一个人的人格，中山先生所说的真正平等，便是以承认人的尊严为共同的基础。“仁者无敌”，乃是因为具有伟大的精神感召力，不在于拥有权力或威势，各级主管，果能认清：“权”不用永远存在，一旦动用，迟早会用完，即能体会何以越强调权力，越容易产生无力感的道理。
中国人将信将疑，他所信的，未必是有权力有威势的人，即使表面服从，也是口服心不服。他所信的，必然是他所敬重的人。东方社会，受到这种影响，真正的领袖人物，都是受人敬重的人士，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而声望日隆之后，假若名实相符，便能持久不坠。要人家敬重，必定先要懂得敬重人家，“敬人者人恒敬之”，敬重更多的人，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敬重他，久而久之，更多的人都相信他，而且口服心服。
宋朝的程伊川，把“敬”发展为儒家个人修养的重要功夫之一，他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种功夫是要并进的。近代以来，我们只注重致知，却忽略了“敬”，忘记了孔子的教训：“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更有意思的，我们力倡“敬业”，竟然不知“敬人”，似乎是今日企业界暴力事件日增、人事冲突越来越剧烈的主要原因。
孔子在“主敬”之上，又提出“克己”的功夫，认为是求仁的要术。他指称“敬是守门户的人，克己则是拒盗”，“敬”只是防贼功夫，“克己”才是杀贼功夫。我们要人家相信，除了看得起他，更要看得起自己。克己就是看得起自己，孔子说：“克己便能复礼，步步皆合规矩准绳，非是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功夫也。”一个人克己复礼，己是私欲，克己即能大公无私；礼是规矩准绳，复礼便能行为端正。这样表里一致的人，大家看在眼里，自能深信不疑。
我们并不真的喜欢那些一看就信、一听就信的人，我们更时常嘲笑那些容易轻信的人，因此将信将疑，应该视为正常的心态。我们要他信，一方面要敬他，一方面更要克己。首先看得起自己（身心肃然，表里如一，不叫别人看不起），然后“推”而看得起别人，这样“推己及人”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深深盼望的“信而不疑”。
中国人的观念，难道都是错误或落伍的？
车辆多、道路狭小的情况下，有空间就把它挤满。这种“充分利用有限空间，以求获得更大交通流量”，并没有错。
乡间道路，车辆比较少，偶尔遇见熟人，暂停下来，彼此寒暄几句，也不是落伍的农业社会行为。
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事实上也很难维持。稍微离得远些，旁边的车辆就会随时插入；而后面的车辆，也会抱怨前面的司机“到底会不会开车”，甚至“开车慢吞吞，完全不顾虑后面的人急得要死”。
我们不能够口口声声指责“中国人开车不守规矩”，或者“驾驶员与行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人们听了可能不会公开反对，反而心里好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
没有人有资格这样说：“交通混乱，是中国人的耻辱。”说这种话的人，应该反省：“凭什么权？依什么势？又有哪些证据？”
如果说：“眼睛看得见的，不就是乱糟糟的？”
那就已经证明：根本看不懂中国人。
中国人的事情，
到底要怎样才能改善？
首先，我们要能够说得出中国人的道理。把他脑袋里所装的、心中所想的，说得他没有话讲。
对中国人这种永远不肯认输的民族，想“说服”他，恐怕“门都没有”，跟他“讲大道理”他不想听，骂他笑他也没有用。偏偏我们现在常用的大多是“说服”、“讲理”、“骂他”、“笑他”，难怪事倍而功不及半。
让他没有话讲的办法，是点到他的痒处，又顾及他的面子，他就会自动调整，逐渐改变过来。
中国人不喜欢“因为规定很严，所以才不敢如此”，也不愿意承认“害怕被抓到”，这些好像都没有面子。
我们最喜欢：“我不管它什么规定不规定，我也不担心违规被抓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未尝有一己之私，才是中国人的最爱。
肯定中国人的交通，自有一套道理。然后声明“都市人多车多”，大家只好“忍耐一些”，遵守标志和行人穿越道，彼此都方便。
对中国有些人而言，只要某人强调自己这一套规矩是最好的，马上有很多人揭竿而起，攻击、抗拒、拼命挖疮疤。
换一种态度，声明这一套规矩不见得理想，只是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以前，勉强如此规定，希望大家谅解。那么中国人听罢，就比较容易下决心：“既然如此，全力配合它。”自动自发遵守交通规则，这也是中国人的最爱之一。请看：那些遵守规定，行走陆桥的人喜欢说：“反正要运动，走陆桥更好。”要不然就说：“看那些人窜来窜去，很不舒服。跟他们抢，没意思。”证明他是出乎自愿，居于自动自发的选择。
好像没有人这么说：“走天桥虽然辛苦一些，但是不会被警察取缔，免得心里怕怕的。”也很少有人说：“没办法啦！规定要走天桥，只好上来。”
表面上看完全是面子关系，深一层想的原因是：“人对自己的决定最乐意顺从。”也相当有道理。
再看那些不走陆桥，从下面跑过去的行人，几乎都有理由：“赶时间，走陆桥来不及。”“现在又没有什么车子，跑过去不会怎么样的。”“平常我都走天桥，今天忘记带伞，怕太阳晒，才赶快跑过来。”真是说都说不尽。
表面上看，根本是找理由搪塞，深一层想：“中国人真的无心违规，很少人存心不按照规定。”
就算现代鼓励政争，极可能产生“存心违犯，向法挑战”的举动，然而，有什么人坦承这样做过？
让中国人没有话讲，愿意自动调整过来，中国人的事情，就会获得改善。
中国人的情趣，值不值得保持？
有人说：“走遍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显得很脏乱。”言下之意，脏和乱是中国人的大缺点。
说这种话的人，大概走遍天下。想来既有一些钱，也有一些在外国生活的能力。不知道为什么转来转去，还要回到这个既脏又乱的地方？
如果说单纯地为了“祖国、乡土”，似乎有些冠冕堂皇，却不很真实。不是有人主张“心在祖国，人在海外，也同样爱国”吗？
若是为了“根在这里，不忘此地的恩情”，我们不便置评，希望他诚而有信。
一般而言，中国人爱热闹，在西方社会很难适应。中国人爱变通，不习惯西方那套刻板而缺乏变化的制度。
爱热闹，脏是附带的后遗症。爱变通，乱是必然的现象。人多才热闹，人多空气混浊，带来更多的灰尘与细菌。爱随时变更，显得杂乱。
当然，人多还是可以不脏，变通还是可以不乱。不过，需要高度的修养，不是“不学就会”的。
中国人最需要“自修、自省”，最应该重视道德规范。可惜，我们现在盲目鼓吹“自我”，经常提醒“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甚至公然唱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但背道而驰，根本就是“自掘坟墓”！
热闹与变通是中国人所喜爱的，为了尽量减少脏乱，就“应该”秉持“多问应该不应该，少问喜欢不喜欢”。每一个人，不单“为自己活”，更应该“为他人活”。克制自我，重视自修和自省，提升自己的层次，做一个合理的现代化中国人。
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中国要现代化，并不能全盘西化”。这种工作，依凭“知道西方的某些事物，却不了解中国人的道理”的人，是靠不住也完成不了的。这种工作的承担人，必须“首先真正了解中国人”。
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大多表示“越住得久，越了解中国人，就越觉得中国人十分可爱”。
为什么同样中国人，就非“看不起”他、“骂”他、“损”他不可呢？
什么时候，当我们觉得中国人相当可爱的时候，我们自己才会跟着可爱起来。
外国人最不能理解的，往往是：“这么美好的中华文化，中国人自己却不喜欢，真是搞不懂。”
多年来的教育，居然使某些学者感慨：“讲传统的东西，十分寂寞。”
请问，同样都是中国人，凭什么可以随便嘲笑中国人、轻视中国人？
我们希望新生代有信心，却一天到晚骂中国人，鄙视中华文化，他们的信心从何建立？
电视、广播开口、闭口都是西方先进国家，我们自己呢？真的就那么落后吗？
在台湾，我们口口声声说尊重大众的权益，电视台却争相以英语播出新闻，是不是听不懂的人就没有知道的权利？我们只知道钓鱼岛被日本侵占了，难道不警觉三台新闻时间已经部分沦陷了？
现代有些中国人，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可惜脑筋不够清楚。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人遵守交通规则，为什么不检讨“骂了几十年”居然没有什么改善？
只说会坏事，大家都很明白。为什么不反省“一切都透明化”之后，为什么“审核委员的名单要保密，以免被关说”？
审核委员保密，就称不上一切透明化。一公开就会被关说，可见这些审核委员不可靠。这种作风，已经延续几十年，每次都展现新作风，而每一次都是新瓶装旧酒。
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想想，总归有些地方不对劲。我们一直想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不是方向有错误？
民族性不是不能改变，而是首先要思考三大课题：
员援改变得对不对？会不会原本相当有道理的，被我们胡乱更改掉，原本不理想的，反而变本加厉？
圆援改变的标准怎么订才合理？弄不清楚原来的用意，不能够了解真正的面目，如何订立变更的标准？
猿援改变的方法有没有效？如果有效，应该早就改变过来；若是无效，这样搞下去，把中国人弄成“四不像”，到底是什么人的责任？
富而好礼的社会，从尊重中国人、敬重中国人开始。否则自己率先不好礼，如何劝导别人好礼呢！
中国人的性格不一定，中国人的事情很难讲，中国人的前途，则操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让我们共同努力，重新认识中国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也让自己创造真正美好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