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问问题的人，对方当然不敢轻视，必然要好好回答。不会提问题的人，对方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要好好回答呢？
出问题的人是老师，给答案的人不过是学生。
命题能力高低，可以看出老师的功力。
“听说你象棋下得很好，能不能请教一盘？”
“哪里，哪里，只是会下而已，谈不上技巧。我倒想向你请教请教，不过，你可要手下留情才好！”
说这话的人，好像有点骗人的味道，但是对方觉得很受听，就会说出比较实在的话来。
“我想托你买一件小东西，在香港很容易买到。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去香港？”
对方摸清楚我们的用意，当然可以衡量状况，说出实在或不实在的答案。
“我后天就要去，什么东西？我替你买回来。”
如果他明明后天要去香港，却这样回答：“我要不要去香港，现在还没有定。”我们也不要怪他骗人，却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或许他不愿意受我之托。
中国人从来不希望骗来骗去，也不应该骗来骗去。
有一些并不实在的话，看起来好像欺骗，实际上是一种托词，用来提醒别人，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赶快检讨一下，力求补救才好。
“骗别人”用来达成这种目的，效果并不坏，大家都有面子。
考试成绩欠佳，用一番托词来暂时掩饰一下，似乎也有骗人的成分，若是推托之后，马上反省改进，也是一种“骗别人，并没有骗自己”的方式，相当有效。
有些人自以为从来不骗人，不料却掉入“直来直往”的陷阱，不用说人际关系不良，自己也常常痛苦不堪。
四、中国人的圆通立场——二合一大于二选一
现代中国人最大的苦恼之一，是“圆滑和圆通分不清楚”，甚至“将圆通看成圆滑”，以致“看什么都不顺眼”，因为中国人最厌恶圆滑的人。
圆通原本是我们十分喜欢的境地，一个人能够修养成为“圆通大士”，那还了得！
可惜圆通和圆滑长得一模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几乎不分轩轾。现代人脑筋逐渐扁平化，缺乏深度，看事情都不能够“入木三分”，所以“凡是圆通都看成圆滑”，丧失对圆通的体认，而扭曲了整个社会的判断标准。
西方人一直拿“二分法”没有办法，始终摆脱不掉“二分法”的陷阱，不得已把它称为“必要的罪恶”。
现代中国人，西化的程度越深的，越无可奈何地生活在二分法的困境中，动不动就明确地“二选一”，果决地在二中择取其一。比如：
“请问要喝咖啡，还是红茶？”
“咖啡。”
虽然显得明快而清楚，却显然忘记了我们固有的“二合一”，不敢回答：“随便”或“都可以”。
“二合一”早已摆脱“二分法”的困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人的高明立场在“深藏不露”，事实上是“站在‘不露’的立场来寻求合理的‘露’”，同样把“不露”和“露”合而为一，不再二选一了。
真正圆通的立场，就是时时认清“二合一”优于“二选一”的事实，体认“真理存在于二者之中”，尽量在两种相反的矛盾因子中，寻求合理的平衡点，达到“相反相成”的地步，把矛盾化解，成为崭新有效的结合体。
我们承认“圆通是高难度的素养”，一般人看不懂也学不精，何况一不小心，就会流于圆滑而遭人唾弃。然而一辈子学不会圆通，毕竟是人生一大憾事，所以“难学，还是要学；难精，必须用心”，大家共勉之。
满脑子“圆滑”的人，看什么事情都觉得相当圆滑，连带看什么人都觉得丑陋、卑鄙。要学“圆通”，第一步必须“以圆通代替圆滑”，脑海中只有“圆通”的期待，因为它不是“圆滑”的对立词，却是“圆滑”与“不圆滑”这种“二分法”的“二合一”。圆通会有圆滑的成分，同时也含有不圆滑的成分。先接受“圆通”的概念，再观察“圆通”的事实，分析“圆通”的要素，庶几可以学得“圆通”的精髓。请看下面所叙述的案例。
案例实录
“从前，有一个国家，叫苏联。”
“我知道，还是一个超级强国。哪里知道一夜之间，就这么瓦解了。”
“在什么人的手中瓦解的？”
我们中国人，最明白“事在人为”的道理，任何一件事，都要把它和人联在一起。对于“什么人说的？”“什么人做的？”特别感兴趣。
“还不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怎么会这样？他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吗？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金，很容易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而别人也会误以为他是神，结果往往害己误人。”
“但是叶利钦的说法，好像并不是这样。”
“谁是叶利钦？”
“苏联被俄罗斯取代，而叶利钦正是俄罗斯总统。”
“他怎么说？”
“他说：戈尔巴乔夫在员怨愿苑年开始走错路。”
“错在哪里呢？”
“叶利钦认为：戈尔巴乔夫想把不能结合的事结合在一起。例如结合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公有财产制与私有财产制。”
“这些事为什么属于‘不能结合’的？”
“大家都这么说呀！”
“大家都这么说，未必就对。”
“我非常钦佩你有这种看法，这才叫做中国人的观点。可叶利钦认为：事实上这些事，都是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的。从这种言论，可以看出他不懂得易经的道理，不明白相辅相成的作用。我看他的前途，仍然相当艰难、辛苦。”
“为什么？”
“中国人主张‘有容乃大’，中华文化以‘包容性’特强闻名于世，便是深受易理的影响，知道相反的事物，经过适当的化解，依然能够相辅相成、互相结合。日本人最害怕我们‘化’的力量，可惜我们自己越来越缺乏信心，几乎忘记自己拥有这么可贵的本事。”
“宇宙间确实存有相克的事实，难道你能够否认？”
“不错，有矛盾，也有相克，但是不一定要让它们冲突、对立、排斥，想办法化解，就会产生相成的效果。”
“化解，谈何容易？”
“当然十分困难。不过，不容易不等于不可能。”
“这样说起来，公有财产制与私有财产制，好像也有结合的可能？”
“岂止可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国营事业和民营企业共存。土地国有，民众依然可以买卖。有些公营银行，看起来像民营，也有些民营企业，却具有公营事业性质。”
“果然是合大于分，和合性大于分别性。钱穆先生当年分析中国民族性，大概就是根据易经的道理来解析。”
“从这个角度讲，戈尔巴乔夫可能不懂易理，所以结合不起来。”
“叶利钦不懂易理，因此批评戈尔巴乔夫想把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事情结合起来。”
“可惜现在中国人很多不明白易理，盲目地接受这种西方式‘二选一’的观念，把世界上的事情加以二分化，认为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而且是非分明，绝不含混。实际上事情复杂而且富于变化，哪里会这么简单？”
“你说中国人不可以‘二选一’？”
“中国人当然应该二选一，明辨是非。但是，二选一之前，先采取包容的态度，看看能不能二合一。如果二合一很管用，就不必二选一。实在没有办法，非选不可，这才衡量大小、轻重、缓急，择其利多害少，不得已而二选一。”
“你的意思是说，站在不要二选一的立场来二选一，而不是凡事一开始就要二选一，好像二选一是惟一正确的解决方法。”
“对了，十分正确。中国人‘从不的角度来要’，才不致乱要。”
“戈尔巴乔夫的理念并不错，他只是不明白正确的方法，所以两者合不起来。”
“叶利钦还批评他，想引进新改革，同时又保留一些老事物。”
“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持经达权’吗？没有什么不对呀！难道这一套道理，在西方行不通？”
“并不是中国人的道理在西方行不通，而是苏联的大多数人不明白戈尔巴乔夫的用意，所以配合不起来。”
“可见懂得怎样把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事物结合起来，实在很重要。”
“二合一大于二选一，需要相当的忍耐。先放开度量，能合即合，实在无法合一，那么多方考虑，尽力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再以不得已的态度来择一，终归比较妥当。”
析说：圆通与圆滑
对中国人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一以贯之的。
缩小范围，看看齐家的圆通，不难了解中国人对齐家的观点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异。
曾经有人举荐《红楼梦》这一部文学巨著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这些评选委员，基于西方观点，看了老半天，连人物都搞不清楚，更弄不懂什么情节的发展，便做成结论：“把这个贾府大家庭拆散，分成几个小家庭，这些问题都消失了，还有什么红楼梦！”
中国人不是不知道大家庭会带来很多问题、制造很多烦恼，并不是不明白小家庭简单明了、可以减少许多困扰。然而中国人在“合”与“分”之间，仍然采取“合大于分”的原则，视五代同堂为人间一大盛事。
明知大家庭不容易经营，仍然要多代同堂，主要目的在方便“拉长补短”，彼此互相帮助，当然应该包容所衍生的某些后遗症。
圆通人士，平日携带妻儿拜访朋友、亲戚，为的是联络感情，建立“二合一”的关系。上司部属为求长期合作，往往也追求“通家之好”。
对于夫妻，中国人总是“劝合不劝分”。既然结成夫妻，便是有缘，彼此要多包容，不能轻言离异。
圆通人士心中有数，劝导夫妻不可离婚，结果还是可能离异。至少不出自我的口，将来夫妻反悔，不致两个人一起咒我：“当初根本没有想到离婚，就为了听你那么一句话：既然合不来，长痛不如短痛，干脆分开算了。一时糊涂，听信了你的话，才产生这么悲惨的局面。”
劝导夫妻不可离婚，在夫妻吵架之后握手言欢时，心中落下一块大石，会庆幸没有劝导离异，否则夫妻必然合起来咒骂：想不到这么好的朋友，居然劝我们离开，真是人心隔肚皮，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心！岂不冤枉？
再来看看修身，二合一的行为几乎随地可见。
“这件事，你看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不过后面的演变，实在很难说。”
“王君的操守，到底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问了好几个人，都说很难说。”
中国人最常用的字句，好像除了“不一定”之外，便是“很难说”。样样不一定，事事很难讲。
“不一定”和“很难说”，实际上都是“二合一”的表现。一般人以为“不一定”就是不一定，那是“二分法”的受害者，把“不一定”和“一定”相对峙，并不是中国人应有的想法。我们的“不一定”，含有相当程度的“一定”成分，所以仍然是“二合一”。至于“很难讲”，同样不应该看做“很好讲”或“很容易说”的相反词。我们的“很难说”包含相当成分的“其实也很好说”。
只要听的人有心听下去，轻轻问一句：“怎么很难说？”保证说“很难说”的人，就会接续把难说的部分轻易地说出来。站在“很难说”的立场来“很容易说”，有如“不一定”之后忽然产生“一定”的观点，既灵活方便，又有安全保障，对不对？
圆滑的人，只推说“很难说”，便不说明事实，甚至乱说一些足以混淆事实的话，对于事实的澄清具有负面的影响，大家的心里都很不以为然。比如：
“请问这一次旅行，要给导游多少小费？”
“很难说，因为给小费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旅行社并没有规定，也没有理由做这种决定。”
每一句话都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听的人觉得：“你把我当小孩，连这种常识都没有。”
“你这样说，未免太见外了吧”，甚至“我还不知道你最小气，还要说得这样好听”，因而对答话的人相当反感。
圆通的人，当然不会直接说出“应该给多少”、“最好给多少”或者“我打算给多少”这一类的话来。但是，在“我们研究看看”、“我们不妨分头打听，看看别人打算怎么给付”等等，“推、拖、拉”用语之后，可能会说：“一般来说，每人每天给导游两块钱美金，不知道你觉得怎样？我们是不是再过几天，看看情况再来商量？”
究竟是圆通或圆滑，原本由感受来认定。可惜现代人盲目反对“推、拖、拉”，一竿子打翻整船人，把圆通和圆滑都看成可恶的行为，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圆满解决问题？一看见“推、拖、拉”，就觉得心烦，何以表现圆通？
更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推、拖、拉”的时候，往往不认为自己正在做这种令人厌恶的动作，却自满于“事缓则圆”的解说而欣喜不已。但是，看到别人“推、拖、拉”，却又立即觉察出来，认为“又来了，又是这一套”，而心生反感。这种“心理差距”，随时可以找到例证。
把“圆通”和“圆滑”合起来看，将“推、拖、拉”和“不推、不拖、不拉”看成一体两面，这样用“二合一”取代“二选一”的结果，才有真正到达圆通境界的可能。
迷津点通
“赞成”、“反对”是一种“二分法”，表示赞成或反对，即为“二选一”。中国人以“既不反对也不赞成”作为处事的基本立场，便是“二合一”的思考方式。
任何事情，总是不断地演变。往往原本可以赞成的事情，演变到最后，可能令人不得不反对；而原来应该反对的，也可能越变越应该加以赞成。
当把一切弄清楚，而且保证不再改变，这时候中国人当然会当机立断，果敢地选择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但是，就算如此，警觉性特别高的中国人，也尽量避免公开表态，以免引起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指责，甚至仇视。
圆通人士，不可能单刀直入地问人家赞成或反对，因为对方认为有此必要，自然会主动表示，不必苦苦相逼，而得不到真实的答案。被人家问起赞成或反对时，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表示其中之一，却大多兼顾赞成及反对双方面的看法，尽量加以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