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主张完全走上个人主义，认为一旦以个人为主，就会重身体而轻心灵。人与人之间缺乏心灵的沟通，势必寄托于上帝或其他教主。西方人一方面倡导科学，一方面信奉上帝，原因即在于此。
从宗教意义上讲，“心”属于灵界，中国人说心，大多指“良心”而言。儒家重视“仁心”，便是“二人感通的心”，当然是大公无私的。中国人强调“同心”，不是“集体主义”式的“一心”。一心一意，很容易走上偏颇的道路。合理的一心，不合理的也一心，实在可怕。我们希望“同心”，就是合理的要统一步调，不合理的要“站在赞同的立场来适当规劝”，把自己不赞同的论点表达到大家能够接受的地步。很多人搞不清楚中国人究竟是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我们说两者都不是，我们所秉持的，是“交互主义”。
“交互主义”的重点，在“交心”。上下两代之间，个别相处的时候可以委婉地向上规谏；公开场合，无论如何要顺着上一代的意见，否则就是不孝。
西方社会，上下两代可以具有不同的观点，彼此仍然拥有亲情。父子互相争论，最后拥抱在一起，都说：“我爱你。”中国社会，上下两代观点不同，上一代就会气得要命，认为自己没有尽到“传承”的责任，以致惭愧地跪在祖宗神位前面，痛责自己无能，教出不孝的子孙。
研究历史的学者，有很多人对“世界古文明，多半到了一段时期就持续不下去。惟独中华文明，自古迄今绵延不绝”的原因，十分有兴趣。其实“父传子、子传孙”的“责任感”，乃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西方人认为“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彼此互相尊重，彼此各自发展”，以致“父子未必要同心”。中国人希望“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彼此互相尊重之外，彼此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良好的家风”。父子有缘，同心就是“善缘”，父亲的心愿因儿子而更加发扬；异心即为“孽缘”，父亲的心愿让儿子完全毁灭掉。
中国的有情文化，在某种情形下，将一切价值判断都“情”化了。成中英先生一再指称“西方讲理性，日本重感性”，中国两者都不是，因为我们秉持“情性”。
情字从心，中国的“心学”并不是西方的“唯心论”。我们所说的“心”应该是“心物合一论”，同时包含“心灵”（酝蚤灶凿）与“心脏”（匀藻葬则贼）的“良心”。
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华文化中以“仁”为共同准则。“仁”者“二人”，必须“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互相交心，才算是关系良好。
从某一角度来看，中国人会拍马、逢迎，用“投其所好”来长相上司的左右，弄得首脑人物舒舒服服，因而迷迷糊糊为其所左右。
但是，果真无人长相左右，这孤零零的“个人”，又能够成什么事呢？为了有人长相左右，首脑人物不知花费多少心血，力求“安人”。希望大家“安心”地长相左右，就必须“关心”大众，把大众的心关起来，自己才会安心。可见“安人就是安己”，并不是片面的付出。
既然长相左右很容易变调成为“同流合污”式的“结党营私”，而中国人又不能不极力维持长相左右的局面，所以中华文化十分重视“诚正”，以诚正交心，才是良好而正常的长相左右。
伦理的功能，表现在“上正，在下者都跟着正”，这样的长相左右，合乎正道，不致产生营私舞弊的恶果。
长相左右是对上的肯定。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平日关爱、照顾，紧急时获得大众的长相左右。上下都正，自然心安。
迷津点通
有人问：“中国人有没有派系？”有人说，在台湾，口头上，越居于高位，越否认有派系的存在；越居下位的人，越承认有派系。而心里头，则几乎是一致的：有人就有派系，没有派系才怪。其实，我们并非心口不一，而是说出来的话有时候要顾及自己的身份。比较妥当，也更加安全。
中国人的派系是不固定的，随时会流动、变化的。
派系变得快慢，和首领的作风密切相关。平日与部属同甘共苦，变动比较慢。平时作威作福，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只剩下孤家寡人。往昔皇帝称“孤”道“寡”，其实是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一意孤行、凡事只替自己想、不为大众筹谋，以免造成“孤家”、“寡人”惨局。
可见中国人能不能团结，完全看领导人的风格。刘邦的部属，团结一致；项羽的干部，一个个跑掉。
高阶人士对于自己到底还拥有多少群众，真的没有把握，所以口头上用否认有派系来“增强”个人的安全性。站在没有派系的立场来看自己的派系，就算跑到只剩下两三个人，也可以拿“你看，我说没有派系，对吧！两三个人算什么派系”来暂时骗骗大家，临时抵挡一番，然后再加检讨、反省，以谋补救而另有打算。
地位低的人，知道“人生有如押宝”，不加入派系，显得孤单无力；固定在哪一个派系，又难以适应“轮流转的风水”。于是“站在有派系的立场来进行没有派系的游戏”，能待多久算多久，见风使舵，不对劲拔脚便跑。
下属愿意为能够赏识自己的上司工作，有能力的上司，也需要下属配合相帮。
中国人情的文化，表现在“你侬、我侬”的“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上面，人们都需要适当的感应，产生合理的交互作用，所以彼此“抬轿”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充满了人情味。
婚丧喜庆、标会、合会，都是基于互相抬轿的精神。会主坐得越安稳，会众就抬得越起劲。会主不安稳，抬轿的人跑得很快，招也招不成会。
首长喜欢爬山，大家乐于跟进，只要出乎自愿，有什么不好？主要是首长的嗜好必须正当，使跟进的人获得身心健康的好处。然后一切要随缘，千万不要勉强，不忮不求之下，自然地结合起来，才显得正派。
中国人的抬轿态度，只要坐的人、抬的人一本乎“正”，大家长相左右，彼此照应，团结才有力量，不正是我们所乐于追求的理想吗？不必带有色眼光，不要怀不正心思，大家正正派派，长相左右，不就是“乐群”的表现！
十二、中国人的层级态度——亲疏有别
“一视同仁”和“亲疏有别”，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伦理真的就是大小眼吗？”
看到中国人的长相左右，不免连带着想起这些问题。
现代有些人，为了盲目追求“公平”，不知道枉费了多少心思，牺牲了多少性命，也耗费了多少气力。殊不知中国人的观点是，“公平”和“不公平”并不是对立的名词，惟有“站在‘不公平’的立场来看待公平”，才能够寻找合理的平衡点，那就是“合理的不公平”。
请平心静气地想想：合理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公平，你喜欢哪一种？合理的公平和不合理的不公平早已排除在外，因为前者找不到，而后者没有人会喜欢。
中国人之所以重视伦理，便是十分了解“人人平等”会造成“没大没小”的结果，对于群体的和谐有害无利。在我国典籍上，“伦理”最早出现在《礼记》中的“乐记”。讲求伦理，大家才会快乐。能够看清楚并且接受“合理的不公平”，内心才会愉快、悦乐。
有大有小，大家遵守层级。进退有序，彼此都快乐。
案例实录
台湾报载政府官员举办大型郊游活动。大家身着休闲服，带着妻小快快乐乐地登上准备的大型游览车。前面有警车开道，车队后面则有安全人员压阵。从忠孝东路出发，经高速公路抵达龙门营地，费时只有一小时！
所报道的是否事实，不得而知。引起若干议论，却是难免的事。
“怎么那样顺畅，一小时就能够到达？”此君经常饱受塞车之苦，当然产生这样的疑问。
“我也想不通。不过报上是这样记载的：当天正好是中秋节前夕，不少民众下午就开始赶着回家过节或忙着送礼，忠孝东路上车水马龙。郊游车队在警车开道之下，所有附近街道都换了红灯，只见忠孝东路一直绿灯到底。车队一路呼啸而过，留下大排长龙饱受车辆废气侵袭的小市民们个个瞠目结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早知道我那天就紧跟在车队后面，也享受一下一路绿灯到底的快感！”这位仁兄非常乐观，虽没有实质获得，幻想一下，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怪不得政府官员一直劝告老百姓不要送礼。这些小市民不听话，中秋也要送礼，挤成那个样子，叫车队怎么过得去？所以才要警车开道。想想还不是老百姓该死，谁叫他们不接受长官的劝导呢！”中国人一多，必然出现这种分不出是正是邪的人物。
“报上还说：建国北路高架桥上，交通大队拦住正在行驶的大小车辆，让车队先行通过，一路无阻，直上高速公路。”念报的人好像惟恐天下不乱，继续念下去：
“车队上了高速公路，由于车辆实在太多，车队只好在路肩上飞驰，经过收费站时，为了行车安全起见，没有缴交费用就扬长而去。”
听的人反应不一，有的大骂“特权”；有的关心“不缴费怎么通得过收费站”；有的则是摇头叹息：“只会要求别人，自己永远做不到！”
最令人惊愕的，还是这么一句老话：“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说这种话的人，可以列举许多证明，例如：
“大官郊游，前面有警车开道，后面有安全人员压阵。我们一般老百姓，就算提出要求，可能做到吗？”
“忠孝东路上所有老百姓的人车，一律被阻拦下来，让大官的郊游车队呼啸而过，一路无阻，这样做，公平吗？不是耍特权是什么？”
“建国北路高架桥也要配合着交通管制，管你民众有什么急事，也要停下来让他们先去玩乐，哼！”
“一再公开宣导不可以行驶路肩，居然大摇大摆，整个车队都走路肩，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连续假日暂停收费的规定，随随便便就被大官取消了。原来他们可以随时不缴费，怪不得要取消。”
其实，这些话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分析起来，不过是“片面的说理”。我们且平心静气，听听另一面的说理，比较一下：
“你说郊游？我看不是郊游。他们在举办‘自强’活动，而且看起来是由台湾交通主管部门举办的。想想看，观光局招待海外来宾旅游，都办得有声有色。我们每次看见海外来宾由警车开道，安全人员压阵，不都是静待一旁，好好欣赏？现在海外来宾换成政府要员，依样画葫芦，照样礼遇一番，难道你就看不惯了？”
“这么重要的单位举办‘自强’活动，不但安全十分重要，整个行程的安排和掌握也应该带有示范作用。如果按照等级行事，这么高等级的单位给予如此的礼遇，根本不能算特权。”
“原本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的行程，现在由于交通管制得宜，只要一小时便安全抵达。让这些辛劳的高级首长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难得的机会，好好谈点事情或者养养身体，都是好事。”
“自古以来，就有这类情况发生。革新以后，也不是头一回这样做。依我的观点，谁都没有错，只错在记者不守本分，把它报道出来。”
“对呀，记者如果没有亲自参与，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若是亲自参与，那就是应邀坐在车队当中，受尽礼遇，居然不领情，把它写出来！”
“记者忠实报道，其实也是职责所在。你们这些人看了就算了，还拿出来念给大家听，才是心怀不轨，意图引起大家的反感，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偶尔来这么一下，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常常如此实在太累人了，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要求，比较合乎常态。”
在某些情况下，为什么“先说先死”，就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道理往往是相对的，很少是绝对的。赞成的人，列出一百条道理；反对的人，照样可以说出一百条理由。而且双方面的说法都能够“自圆其说”，弄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听还好，简直越听越糊涂。
正由于如此，中国人才会保持“看你怎么说”的态度，来判断“你究竟是好意，还是恶意？”
如果你一开口就反对，除非事先有默契，否则多半会被认定是恶意的叛逆者。开始时表示赞成，然后提出若干疑问，表示反对往往被看成好意的谏阻者。
还没有弄明白真相就表示赞成，多半是拍马屁的低手，使大家都知道他在拍马屁，“功夫”非常不到家。
明白表示“不予置评”，根本就是西化的行为。中国人最好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我没有听说，所以还不是很清楚”。
现在，我们来请教您：“政府官员举办大型郊游活动，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安全人员护卫。一路上受到特别的照顾，所以交通顺畅，很快到达目的地。请问：您有什么看法？”
您还认为“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吗？
析说：情、理、法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一句话原本是用来发牢骚的，后来才变成讽刺特权的俚语。
自古以来，相信并没有哪一位皇帝、君王或大官敢公开宣称“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他们千篇一律、异口同声而且信誓旦旦：“一切以百姓为重”，今天的话说成：“一切以民意为依归”。让具有民意基础的人，领取巨额的薪金，难道不足以证明？
可见有些人把“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看成纯粹是老百姓不明事理、片面产生的怨言；由此看来，老百姓再怎样看，一切以民意为依归，不过是美丽的诺言。
这些人真的都在扯谎吗？答案仍旧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不一定”。这些人当中，有些真的不是说谎，有些却实实在在存心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