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推半就”必须诚心诚意，一方面表示“我虽然勉强接受，仍然随时准备交给比我更合适的人”，一方面“让没有被推举出来的人也有面子，比较容易尽心尽力帮助我”。虚情假意的“半推半就”，纯属自欺欺人，不但很容易被识破，而且为众人所厌恶。
迷津点通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人重“集团性”不重“英雄性”。一个志同道合的集团彼此呼应，才能够出现“半推半就”的情况。英雄人物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像项羽那样，只好靠自己的积极争取。红花缺乏绿叶的陪衬，终究不够耀眼。尤其没有人保护或掩饰，更为危险。
“不求”若是单纯的不求，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人“不求之中有求”，求却好像不求一样，自然获得预期的成果。“站在不求的立场来求”，以期“求得恰到好处”。在“礼让为先”和“当仁不让”的上下限之间，寻求“半推半就”的平衡点。“推”得合理，而又“就”得自然，才真正是最高明的争取态度。
把“自己”和“大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发挥“集团”的力量，才是中国人的团结之道。
“你的肌肤怎么这样晶莹剔透，实在令人羡慕。”
听的人还要客气一番，“哪里，哪里。你的肌肤才光亮滋润，看起来可爱得很。”因为“赞美人家的人，大多希望获得同样的称赞”，才合乎“彼此彼此”的要领。
自己说自己的肌肤晶莹剔透，听的人不看看她的肌肤，只会想“这个人只要有钱赚，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我和王先生是多年的朋友。”
“不敢当，朱教授是我的老师。”听的人顿时对朱教授的印象更加美好，果然谦谦君子，学问一定很好，不然王先生怎么如此尊敬他？
“有人支持”比自己“挣扎向上”要省力得多，所获得的效果也大得多。
中国人推来推去，用意在“推给合理的人”，这位“合理先生”还要“半推半就”，大家便越发觉得他“众望所归”，力促其“当仁不让”，顺利地转“让”为“当”。在“不敢当”的情况下“敢当”，岂不美哉！
心中有欺骗，才觉得人人都在欺骗。心中无欺骗，就不觉得骗来骗去。大家必先去此念，才一切圆满。
“请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有两种解说，一种是心中有欺骗，使得服务变质，要钱是实。另一种则是心中无欺骗，服务即成为无怨无悔也无私的奉献。
有心欺骗的人，当然要极力争取服务的机会，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忍受所有屈辱，非获得不可；无心欺骗的人，保持自然的心态，当然可以半推半就，因为不想有所获得，就不需要非获得不可。
西方的民主，不一定要全盘移植。我们可以依据中国人的观点，配合我们的风土人情，研拟出一套合乎中国人心理需求的选举制度和方式，大家都有面子，总比彼此互相糟蹋，弄得所谓民主社会，众人却都丧失尊严要好得多。
没有尊严的人到处要寻找尊严，在台湾的所谓“民主殿堂”，什么话都骂得出来。选举时节，祖宗三代一齐受辱。尊严早已被扫光，要到哪里去寻找？
本系狂贺本系，自家人猛捧自家人，在今日大学校园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有人发誓要改造台湾文化，其实也用不着，只要大家都不管，彼此将就，自然就改了，还用得着如此操心，发如此重誓？
“自我推销”、“向上管理”也是时髦的名词。中国人忘记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将自己视同被推销的货品，何苦如此自虐，始终引不起适当的自省。很多人也记不得我们是“亲疏有别”的“大小眼”社会，向上只有“让三分”，奢谈什么向上管理？然而，西方有的，中国人怎么可以没有？反正说说就算，听听便罢，只要彼此心照不宣，有何不可？
中国人的观点是：不争之争，才是君子之争。把“不争”和“争”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名词，先从“二分法”的陷阱里摆脱出来。用“二合一”将“不争”和“争”这两个“矛盾”的因子结合起来，成为“不争”之“争”，亦即“站在不争的立场来争”，以求“争得合理”而作“合理之争”，不亦君子乎！
人类社会，彼此难免竞争。中国人最懂得个中的奥妙，从历史和现实中看，有些中国人最擅长“斗争”，因此才需要培养“半推半就”的争取态度，把这些人从“苦斗、恶斗”中解救出来。
十一、中国人的抬轿态度——长相左右
有人说，中国社会重“集团性”，需要某些“心腹知己”来“抬轿”，自己才方便“半推半就”。
“集团性”不一定是“集团主义”，“心腹知己”不一定要营私舞弊，而“抬轿”也不一定是盲目哄抬。以中国人的观点，这种长相左右的抬轿态度，由于需求源源不断，所以历久不衰，而且于今为甚。
“中国人有没有派系？”
“中国人能不能团结一致？”
相信答案莫衷一是，可见其在中国社会有相当的复杂性，并非三言两语便能够达成共识。
“不论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
大家利用公休时间，聚在一起摆龙门阵，为的是什么？真的只是“消遣”、打发时间吗？
长者在家里准备精美茶具，欢迎大家有事没事过来泡一壶茶，又为的是什么？真的是纯吃茶吗？
某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到了选举期间却经常出入在大小庙宇之中，“阿弥陀佛”也不绝于口，是不是为了选票，充分发挥中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包容性？
某乙为著名学者，一直奉劝大家要专业、要专心，自己却不务正业，经常参与一些不是他本行的工作。是不是为了维持知名度，充分展现中国人“一通万通”的通天本事？
中国人为什么倡导“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为什么中国父母通常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使子女望而生畏，而不是像美国人的主张那样，父母多以赞美、奖赏的方式来激励子女？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从来没有被他的父亲赞美过，每次见面，不是呵责，便是斥骂，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
人总有独力难支的时候，必须依赖他人的支持，才有安渡难关的可能，这时候最希望的便是有人协力帮忙。
怎样获得他人的协助？依中国人“互相、互助”、“彼此、彼此”的信念，最好平日多“抬”别人的“轿”，多和别人长相左右，紧急时才能够有人前来“抬轿”，和自己长相左右。
西方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依“法”行事的生活方式，凡事有政府照顾，并不需要有人长相左右。中国人的“交互主义”，一切依“理”行事。政府要管的事情太多，面对这么庞大的人口，也难以照顾得周全，因此“自己当心”、“自己承担”、“自行料理”，便成为“抬轿”的温床。
现代中国人喜欢乘坐轿车，明知费钱、费时又费神，拼了老命也要弄它一部，为的是什么？和下意识里的“坐轿”、“抬轿”似乎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下面的案例，可以看出现代化的抬轿态度。
案例实录
台湾海军派出一支小型舰队访问新加坡，二小一大，也算是浩浩荡荡。
各界侨领接受邀请参加酒会，纷纷携家带眷，登舰观摩海军健儿的精彩表演。
酒会开始，一番行礼如仪之后，主持人眼看大家餐点也吃得差不多了，便宣布：请最高代表开舞。
最高代表果然长得很高，尽管气候炎热，仍然西装笔挺，展现着外交官的笑容。年纪比较轻的夫人，身着中国式旗袍，亦步亦趋地，陪伴着最高夫君，翩然起舞。
舞着舞着，整个舞池中只有这一对夫妇。舞是开了，却没有人跟进。跳着跳着，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最高代表夫妇笑着离开舞池，有人以为舞会结束，便携眷离去。
如果认为中国人不喜欢在这种场合跳舞，不喜欢利用难得见面的机会聊聊天、套套交情、建立一些关系，主办单位就不应该如此安排，使最高代表没有面子。
为什么不责怪大家不遵照“国际惯例”，不尊重宴会礼仪，却认定最高代表没有面子呢？
依中国人的观点，即使自己再不习惯在这种场合跳舞，认为气氛不如舞厅，灯光似乎太亮，也会利用时间看看有什么值得攀交情的贵人。一旦最高代表夫妇走进舞池，必然有几对赤胆忠心的干部或挚友，会义不容辞地热情起舞，以示长相左右，气氛融融。
如今，跳来舞去就是这一对最高代表，大家不免猜疑：是不是领导有问题？大家连面子都不给他？
“西方式的领导，大家一视同仁，结果弄得谁都觉得没有责任下舞池作陪。”不知道是猜测，还是报道，反正出现了这种声音，令人将信将疑。
开舞而没有人跟进，又不是表演，当然不持久，这时候最需要有人陪伴，大家热闹，才显得和谐而且乐融融。有时候长相左右，实质上帮不了什么忙，至少也在精神上有所支持，有所赞助。
一生一死，交情乃见。这种情况当然没有生死关头那么严重，但是交情的展现，毕竟也“此其时矣”！
王先生拜访朱先生，恳求他出面替他助选，朱先生客气地说：“我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而且也缺乏能力，恐怕不助还好，一助反而闹出纰漏，增加麻烦！”
李先生也来拜托朱先生出马，朱先生满口答应：“难得李兄看得上，给我面子，我再没有能力，也应该尽力而为，全力以赴。”
中国人是不是愿意长相左右，完全“看情况，凭关系，论交情”，三者综合判断，答案前后很不一致。
如果王先生胆敢前来兴师问罪，责问朱先生：“我先请你，你推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为什么老李一来，你又马上答应，岂非给我难堪？”
朱先生的回答恐怕不太好听：“没有办法，我欠他太多了，不敢说不，只好拼老命，勉为其难。”意思是：“你也不自己照照镜子，凭什么和李先生比？想当年他照顾我这么多，你呢？还好意思责问我！”
对中国人而言，差别待遇正是有是有非的公平论断，才是真正的公平，表面的公平反而是实质上的不公平。这种观点是基于儒家“差等的爱”，不是墨家的“兼爱”。通俗的说法，叫做“大小眼”。
同样在新加坡，同样是最高代表，同样个子长得很高，以前那位经常有人长相左右，跳舞必然有人在场凑热闹，捧人场。现在这位开舞却变成夫妇独舞，由于不是表演节目，只好痴笑着、落寞地收场。
红花需要绿叶陪衬，主管需要部属抬轿，特别是中国社会，“个人”的声望往往十分单薄，必须受到他人的人情支撑。才能够显示出来。
部属独来独往，大家会认定他有独特的个性，说不定是位奇才。主管独来独往，大家就把他想象成“独夫”，缺乏“班底”，是一位不善于领导的人。
西洋人来到中国，我们基于“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盛情款待，付出一番心意。然而，一旦谈论事情，西方人依然“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心态，丝毫没有因为盛情款待而特别给面子。我们常常觉得洋人缺乏人情味，因而感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很多人有此心态：“拿人家的好处，就应该讲人家的好话”，至少也要顾虑人家的面子，以免伤了感情，欠了人情。
我们如果因此而认为西洋人是对的，中国人是错的，那么，中华文化的终结者，非我们莫属了。
有人主张：“人家送东西给你，照收，谁叫他要送？人家请你吃饭，照吃，谁叫他要请？送完东西，酒醉饭饱之后，无论请托你办什么事，一概拒绝，谁叫他乱请托？”这种人固然聪明，但可能迟早会被人恨得杀掉。
如果现代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好话说尽，不听；迷汤灌满，没用。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请问，还有人傻到请人家吃饭吗？难怪西方人都是“各付各的”。
中国人的人情味不完全基于利害关系，但是利害关系常常成为中国人的人情包袱，很不容易摆脱。
主管喜欢吃吃喝喝，大家就会找机会、寻借口热闹一番，形成吃喝风气。父亲喜欢打麻将，家人也会凑合凑合，陪父亲摸几圈，最好让他赢一些钱，少发一些脾气。
有人喜欢聘用“个性耿直”的人，只要他的分量够、地位高，马上会出现许多个性耿直的人士到处显露耿直的作风，来吸引他关爱的眼神。
长相左右的配合精神，实在是中国社会最具人情味的表现。“怎样与上司配合”成为我们的必修课程。配合得体，不怕没有前途。中国社会多的是会“抬轿”的人，我们所缺少的实在是“有办法让人家乐于为他抬轿”的人。
不要把自己当成“惟一讲正义的人”，致使没有人敢自告奋勇地长相左右。不要标榜绝对的“谁做得不好，就叫他下台”，搞得大家不愿意长相左右。走正道，讲和谐，照样有办法不和稀泥，却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长相左右。
析说：心的“感通”
中国人的“太极”观念，将一个人看做一个太极，身为静态的“阴”，心为动态的“阳”。
两个人在一起，你心中没有我的存在，我心中没有你的分量，只剩下两个静态的身体。这两个陌生人，不产生互动，也就无所谓“感应”。
现在两个静态的身，通过两颗动态的心，彼此感应，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这就产生了“感通”。两颗心相通，彼此有交互作用，才能互相照顾，彼此关怀。陌生人“将心比心”，引发“二人”的关系，产生了“人情”，一切比较容易沟通。
中国人非常重视“同心”或“异心”，相信“大家一条心，无事不可成”，“彼此有异心，祸患在旦夕”。
在中国社会，除了皇帝自称“寡人”之外，其他芸芸众生都不愿意“孤寡”，却衷心盼望与人合群，在团体中成长个人。
儒家特别重视“慎独”，因为单独一个人的时候，缺乏“将心比心”的对象。没有“心”的导引，单独“一人”的“身”往往作出自私自利的不良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