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衣的方面，中国人一件衣服，要一补再补，表示爱惜物力。大哥穿过的制服，留下来给二哥穿，穿过了还可以传给小弟穿，这种“兄终弟及”的精神，充分显现“充分利用”的理念。
穿旧的衣服，若是没有人承接，我们也会把它洗干净留存起来，或者用以救济贫穷，或者用来充当抹布。有时候把许多旧衣服拼凑起来，成为新颖的“乞丐装”，更是巧妇的佳品。
穷的时候，新三年，旧三年，拆拆补补又三年。这种时期，中国人好像永远不长高，也不加胖。年年如是，日日如此。人体可以配合穷困，将衣服充分利用。
富有的时候，一会儿袖口太宽，一会儿领口太高。充分利用理由添购新装。把旧衣服送人，必定充分利用对方的心理需求：“这一件我才穿过一次，跟新的完全一样。”接受的人，也不必领情，反正是人家不要的，我只是充分利用而已。
说到住的方面，一个屋檐下，可以五代同堂。现代中国人，更是科学化，一家人挤在二十坪的房屋内，竟然可以收留五十个寄居学童，因为方便就读学区较好的学校。这种举动，无论就各种角度来看，都在发挥充分利用的莫大力量。大家充分利用，明星学校才更加明星化。
海外华侨，屋子里居住人口的密度，经常为外人叹为观止。有时一场大火，烧出那么多人，殊难想象。
行的方面，中国人更有办法。公家的车子要依照规定时限报废，才可以充分利用预算，同时把它的剩余价值让给明眼人去充分利用。私人的车子，那就寿命比乌龟还要长，因为我开车技术好，又特别用心保养，所以虽然开了二十几年，引擎还是听不出什么杂音。
一部车子，规定除司机以外，可以乘坐四人。如今我们一共五人，再多乘一部，岂非浪费？不如张兄、李兄身体不胖，勉强挤在前面那一个座位上，你看如何？
“过收费站，被警察看见如何是好？”
“不要紧，快到收费站的时候，李兄可以躲在张兄的前面，上面用西装盖起来，警察看我们神色自若，不会起疑的。”
充分利用一部车的空间，也充分利用警察先生的心理。中国人脑筋灵光，加上“充分利用”的意识极强，如何配合得恰到好处，让我们共同勉励，以求合理。
除了“充分利用”之外，我们还有许多拒绝承认“自私”的挡箭牌。难怪我们经常责怪中国人自私，而挨骂的人，却理直气壮，对指责的人，常常不屑一顾。
“充分利用”的观念并没有错，只是任何观念，长久使用之后，逐渐忘记本来的用意，往往衍生许多错误的行为。我们若是不从观念的端正着手，一味指责错误的行为，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骂的人很生气，听的人无所谓”，根本没有多大的效果。
最奇特的现象，则是骂人家自私的人，到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紧要时刻，竟然也学所骂的人那般“自私”起来。这时候如果有人照样责骂他，而他也照样不理会。
一般而言，一个中国人，处理和自己利害关系息息相关的时候，几乎都是标准的中国人。处理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则说得头头是道，完全是西方式的大道理。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却又不改中国人本色，便是嘴巴说大道理，一学便会；切身去实行，大家就会盘算利弊得失，因而不轻易改变。
大家心中有数，中国人这一套，听起来似乎非常没有道理，实际上对当事人往往利多于弊。既然利大于害，其中必然有大道理在，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研究，逐一改善，使其符合现代精神，而又切合我们内心的需求呢？
就以“充分利用”来说，台湾地区车多路窄，希望政府将现有的二线道拓宽成为三线道，事实上有很大的困难。仅仅将二线道的线改画成三线，也有些车子非出线不可。于是自行调节，能挤就挤，在有限的空间产生最大的交通流量，谨慎地发挥“充分利用”的功效，未尝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
但是，高速公路的路肩，那就不是“充分利用”所能够涵盖的部分。因为路肩空而不用，才能紧急时产生“无用之用”的“大用”。
我们应该充分沟通路肩的无用之用，因为“无用之用”也是中国人熟悉的东西。否则严禁行驶路肩，违者重罚，遇到“不怕花钱的大爷”，抱着“了不起花几个买路钱”的心情。抓不到他，他笑政府“嘴巴会讲，实际上做不到”；抓到了他，他骂政府“死要钱，什么地方都不放过”。有些人甚至怀疑“路肩禁止一般人使用，是方便警察车快速通过，以便追拿超速的车辆”，因而更加不服气。
大厦地下室禁止违规使用，事实上也是为了“无用之用”的“大用”。但是禁止的人，说一大堆中国人听不进去的道理；禁止的命令，写一大堆中国人看不懂的中国字。结果禁者自禁，违者自违而且不认为自己有违规的行为。这种情况长期存在，而我们天天生气，却不深一层去思考，岂不更加令人生气？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导“不可以自私”，要顾及家人。至少中国人对家人自私的时候，相当有顾忌，心中也十分不安。学校教育，如果顺着家庭教育，将不可以对家人自私，扩充到不可以对别人自私。同时把很多“看起来自私，实际上不是自私”的案例，说明得清楚明白，一代比一代更不自私，中华文化就得以发扬光大。
现在我们开口中国人自私，闭口中国人自私。新生代听多了，自然觉得“凡中国人皆自私，我是中国人，当然也自私”，因而自私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
中国人以不自私为荣，才能够逐渐克制自私的心理。一天到晚骂中国人自私，反而令人觉得自私才是中国人的本性，放弃不自私的修治，改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唱久了，中华文化也就完了。
有一天，我们相信中国人未尝有一己之私，我们就成功了，不但是经济起飞，而且是泱泱文化大国。
三、中国人最拿手的事情——怎么说都有道理
不错，这是重视沟通的时代。然而，跟中国人怎么才沟得通呢？眼前不是有很多事情沟不通吗？
台电核一、核二、核三厂，没有什么沟通就盖起来了。核四厂要沟通，一直沟而不通，搁置在那里。
美国人也有沟不通的时候，他们可以委请专家，客观评估的结果，大家接受或不接受，总有一个决定。
中国专家也很多，只是专家一出场，观众就失望地喊起来：“这几个？不行。他们已经被台电收买了！”中国专家气急败坏地以人格担保：“绝对没有这回事！”大家依然不相信。
严格说起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道理的民族。不幸的是，我们今天说这种话，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敢承认。有些人甚至嘲笑地说：“对，讲道理，可惜讲的都是歪理。”
认为别人说的都是歪理，惟独自己说的才是真理，这也是中国人的另一种特性，同样构成中国人的沟通难题。
其实，中国人很容易沟通，只要顺性而为，顺着中国民族性去沟通，轻松愉快。偏偏我们现在不走这一条路，非要倡导什么“有话直说”、“一切透明化”、“提高会议效率”，弄得背道而驰，越来越忙乱，却越来越无效。
中国人最拿手的事情，莫过于“怎么说都有道理”。这么高明的沟通能手，怎么说得过他？每当看见“说服”这两个字的时候，中国人心里都会好笑：“说服？你想说服谁呀？”中国人个个都是道理专家，我们把“名嘴”都当成“盖仙”，当面给他面子，可以，背后要叫我服气，很难。
我们都知道：“话都是你讲的，怎么讲都对！”
有人读了一些西方经典，大骂中国人爱玩文字游戏。中国人已经说得十分清楚，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障碍。我们不爱玩文字游戏，请不要误解。
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明白：“道理实在不好讲！”你看，中国人一开口，便是：“这件事情嘛，其实很难讲。”或者：“这位仁兄嘛，很难讲。”
中国人为什么样样很难讲，很难讲为什么还那么喜欢讲，是不是讲多了反而容易讲？
请看案例三。
案例实录三
人人各有一套大道理从高雄华王大饭店乘计程车前往小港机场，准备返回台北。司机眼明手快，一个急转弯，就朝高雄女中的方向驶去。
“生意好不好？”我想稳定他的情绪，希望他不要开得那么快，却苦于中国人不方便直言，便先动用闲聊的方式，使他知道我不是喜欢找麻烦的人，以利于圆满的沟通。
“普通啊！”司机看都不看我一眼，使用中国人的标准回答语，“普普通通”、“差不多”、“如此如此”，保证不会出差错。
“路不好驾驶乎！”闽南语近乎文言，说起来简单，含意却相当深奥。
“有什么不好驾驶？路这么大条，车辆只有这么小，怎么会不好驾驶？”总算一句话触及他的牢骚点，转过头来看我一眼，似乎要决定是不是继续发挥下去。“大家骂交通不好，偏偏不用心去寻找交通不好的原因，一路骂下去，有什么用？”
这个司机不简单，有一套。我好奇地问他：“那你看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有钱人爱买车，又不认真练习开车的技术。你看，前面那一部私家车，能过不敢过，挡死在那里。一句话：怕死又要自己开车，弄得大家都动弹不得。”
这种道理相当新奇，我觉得茅塞顿开，赶紧再请教：“大家都不开私家车，改坐计程车，交通会不会改善？”
“我可以保证。私家车不要塞死在前面，像我这种驾驶技术，来回机场一趟，只需要现在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大卡车也要禁止上路才行。”
“大卡车还好，最可恶的是公车，站站都要停，同样阻碍交通。”
“但是，有些专家认为大家都乘坐公共汽车，交通就会顺畅得多。”
“那根本是乱说。专家都是读死书的，随便说说而已。”
古代中国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现代中国人，“只要不抓人，开口胡乱讲”。
有人说智识普及，人人有“知”的机会，所以意见特别多，叫做“多元化”。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多元化。不过以往中国人有话避免公开说，凡公开说的不是含含糊糊，就是投其所好，显得相当一元化。现在则有话不公开说，等于放弃作秀的机会，反正对也说、不对也可以说，才叫做多元化。
我们访问公车司机：“台北市交通为什么这么乱呢？”答案想必相当简单：“私家车不守规矩，计程车又爱停便停，有时气不过，真想下车揍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承认不讲道理，个个都肯定自己最讲道理。问题是大家都不承认别人的道理，只承认自己的道理。
“道理只有一条，歪理却有一千条”，这是大家共同认定的道理。但是“一条道理比较不容易找”，不见得你说的就是那一条道理。“千条歪理比较容易撞”，随便撞一下，便出现一条歪理，可见你和我一样，都是胡乱撞出一条理来。
公说公有理，婆也说婆有理。究竟谁有理？答案有好几个。奇怪的是，这些可能的答案，最后都和“人”有关，所以中国人每听一事，每闻一意见，通常会先问：“是谁说的？”
中国人第一次听说可以开放组党，马上问：“谁说的？”答案是“蒋经国先生说的”，这才放心大胆地回应：“这真是明智的决定！”
“谁说的”决定对或错、是或非。可以或不可以，同时也决定接受与否、要赞成或反对。
问卷调查如果必须具名负责，不是被揉成一团，摔到纸篓去，便是小心翼翼，挑选对答者有利的答案。若是无须具名，中国人一看编有号码，立刻提高警觉，认为是查对填答人的密码，而有所戒慎。完全没有记号时，放心作答，又可能“有意让某些人难堪”而故意不按原意填写答案。关键仍在于问题文字的不明确，以及弄不清楚这当中的话究竟是谁说的？
中国人比较适合讨论，特别是面对面，连声音带表情都很清楚，又可以肯定“谁说的”，帮助自己拿定主意。
哥哥希望弟弟下午不要出门，在家帮忙家事，若是用商量的口吻：“你下午有没有事情？能不能留在家里帮忙？”弟弟通常会机警地回答：“还没有决定，因为我的同学可能会来找我。”
哥哥如果懂得“假传圣旨”，说：“父亲说你最近玩得差不多了，希望你下午留下来帮帮母亲的忙。”效果可能会好些。
父亲想买一只摇椅，交代哥哥征求弟弟的意见。哥哥说：“我建议买一只摇椅送给父亲坐用，你看如何？”
弟弟可能会说：“不要啦，父亲不喜欢摇来摇去。”
哥哥若是这样说：“父亲想买一只摇椅，要我问问你的意见。”
弟弟可能说：“早就应该买了，父亲最喜欢摇来摇去的。”他心里好笑，既然父意已决，我还需要说些什么？
中国人要知道，理不易明。道理往往是相对的，随你怎么说，都有一部分道理。既然道理不好讲，甚至永远讲不清楚，那么，我又何必苦苦和人家作对？
看起来中国人善于“讨好”别人，其实不是。
“请问你这样做，是不是想讨好他呢？”
“岂有此理，我为什么要讨好他？同样是人，我为什么要讨好他？”如果是长辈，就可能改口：“他是长辈，我怎么敢用讨好的心情来对待他？”
表面上，中国人很喜欢“投机取巧”，实际上完全不是。
“请问，你这种行为，是不是存心投机取巧？”
“绝对不是。”
“不用不好意思，坦白说，是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我为什么要投机取巧？根本不可能。”
中国人不是“讨好”，而是“做个顺水人情，以免得罪人，后患无穷”。
中国人从不存心投机取巧，我们心里只存在着“随机应变”的念头。
不幸的是，“讨好”和“保持和谐”很难分辨，而“投机取巧”和“随机应变”也似乎并无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