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人看自己是“保持和谐”，看别人则根本就是存心“讨好”，居然还不肯承认。中国人看自己是“随机应变”，绝无投机取巧的企图，看别人则分明是“投机取巧”，还敢强辩，应该罪加一等。
中国人“各有道理”，并不是有意的，而是各人怀着不同的心理差距，以致“只看到自己的道理，否认别人的道理”。
竞选成功的，一定觉得“我的努力获得大众的肯定”，而那些失败的，就会抱怨“这是不公正的结果”，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再来一次，如果真的公正，我就认输”。赢，是我自己的功夫；输，是别人害死我的。这也是一种道理，大家认不认定，答案非常简单：“要看是谁说的？”
道理似乎是圆的，从这一个角度看，一大堆道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一大堆道理。人只有一张嘴巴，同一个时间只能说一部分道理，存心反对的人，便可以用另外一部分道理来反击。
应该做而未做的事，我们可以骂他：“没有担当，一天到晚研究，要研究到什么时候？”
应该做而做的事，我们可以笑他：“像这种简单易行的事，老早就该做了，不知道为什么拖到现在？如果没有慢五年，至少也慢了三年。”
做了而做得不好的事，我们可以批评他：“为什么事先不多开几次听证会，不多请教一些专家，不多听取公众的意见，弄成这种结局，到底谁应该负起责任？”
做了而做得较好的事，我们同样可以指责他：“作秀的成分大于做事！”
中国人比较适合讨论，但是参与讨论的人，最好事先加以控制，不是一言堂，亲上加亲，便是刻意安排某种限度的“反间”，用反对来赞成。
至于公开讨论，不限制参与的人，结果是“越辩越觉得道理难明”，草草收场是常见的现象。
中国人在一起讨论，如果要求有效，必须切实奉行一条定律：“站在赞成的立场来反对”，目的在“反对得让对方有面子”。
甲说：“中秋节应该吃月饼，才是不忘传统。”
乙顺着甲的语气来反对他：“传统很重要，我们希望在吃月饼的时候，能够注意卫生。不但要吃得卫生，而且要保持吃月饼的人环境的卫生。”
保证甲会相当乐意地支持乙的观念：“卫生的确很重要。”
现代中国人，错把“情、理、法”的次序，看成西方式的“情排在最前面，可见中国人最重情”。
中国人依据《易经》“居中为吉”的观念，“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所以最重要。中国人的“情、理、法”系统，有其独到的奥妙。现代中国人多半行而不知，自己说不出情理法的真义，却不断地要把它改变成“法、理、情”或“理、法、情”，固然不知者不罪，却显然造成了无心之过。
做人做事都要按照道理，因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人喜欢讲道理，便是“深切地希望自己有理”，不屑于做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但是，“理不易明”才是中国人的大智慧。道理多半是相对的，从这边说，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从那边说，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套道理。
中国人不方便有话直说，主要是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态度来回应。一坐上计程车，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司机：“不要开太快。”司机可能很不耐烦：“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开得太快？告诉你，我生平最讨厌开快车，也最讨厌话说得太快的人。”请问他这么说，有什么不对？
司机答话先含含糊糊，再单刀直入，可见中国人书读得多少，并不代表懂不懂得人性。一般中国人，大多能够照道理去做，却未必说得出道理，因为他虽然不一定具有丰富的知识，实际上大多拥有中国人固有的人性智慧。
道理是相对的，大家都认为相当合理。说话含含糊糊，目的在寻觅对方究竟站在道理的哪一端，以便决定自己的对策。我们可以赞成他这一句话，也可以反对他这一句话，因为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在正反两方面都提供我们很多证据，随时可以取用，方便之至。
不过，相对的道理，很容易造成混乱的局面。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道理来掩饰自己的偏差行为，使道德价值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洞理论。很多中国人，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弄得是非不明，乃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问题是：把道理绝对化，势必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没有人欢迎。现在道理相对化，正符合多元化的潮流，我们还抱怨什么呢？
倒不如承认“怎么说都有道理”，然后设法“让他先说”，用含含糊糊的方式，试探对方的道理，以便进行沟通。这么说来，中国式的沟通，好像有重新被采纳的必要。西式沟通，对西方人有效；对中国人未必有效，这也是现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问卷法盛行以来，大家都知道“问卷的过程正确，问卷的结果不一定就会正确”，所以同一份问卷，可以出现相对的答案。
百分之五十三反对，看起来人数超过半数，好像不赞成的人数占得很多。但是，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反对的人数已经由百分之七十急速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三，证明反对的声浪，还有减缩的可能，显示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这种说法，难道不是事实？
中国人的做法，是每当听见一句话的时候，首先查询“是谁说的？”然后以这个说话的人，来判断这一句话到底对或不对，很落伍，并不科学，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社会，如果不问清这一句话到底是谁说，请问依据什么标准，可以断定它对或不对呢？
依据“是谁说的”来决定是非，当然不是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态度。我们不妨体认“真理往往不在两者之一，却在两者之中”的“中庸”之道，好好地学习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原则，从问题的各方面来反问到底。只要不执著于“我的道理都是正确的”，也虚心地“听听别人的道理”，然后“衡情论理”，比较容易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讲中国人的道理，更越来越讲不清楚中国人的道理。长此以往，复兴中华文化，恐怕只有依赖保存古董，保留一些民间技艺，而对中华文化的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助益吧。
四、中国人最奇特的事情——先说往往会先死
由于道理是相对的，若是存心捣蛋，你说东我偏说西。你说西我又偏要说东。先说的人，往往站在亮处，很容易遭受攻击而处于不利的位置。
中国人见面不说正经话，专门说一些没有用的废话。初看起来，既缺乏效率，又没有时间观念。细究起来，其中含有极为高明的智慧，不容忽视。
见面胡扯的目的，在“让对方先开口”，使自己获得有利的情势。中国明知“形势比人强”，时时不忘“造势”，而说一些废话，正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有利的形势，何乐而不为？
现代中国人，当然也明白“先说先死”的道理。不过行之日久，逐渐变成不自觉的行为。口头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喜欢说些“有话直说”的好听话，因而不知不觉地对别人的见面不说正经话，越来越觉得不能忍受，甚至斥为不合时势的农业社会作风，实在是“自欺欺人”。
先说当然也可能不死，因为中国人的道理一向是相对的，“先说先死”固然是事实，“有话直说”也可能得到许多好处。既然两者各有利弊，为什么强调“先说先死”呢？站在先说先死的立场来有话直说，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功夫。先说先死是“根本”，“有话直说”不过是“作用”。“本立而道生”，首先巩固“先说先死”的“根本”，然后产生“有话直说”的“作用”，可保立于不败之地。
有些人本末倒置，强调“有话直说”，等到自己吃亏上当，再来怨天尤人，并不见得高明。
完整的道理，是“先说先死，不说也死”，中国人一向讲求简单明了，所以只说“先说先死”。我们举一反三，当然应该体认“不说也死”的可怕性，因而修炼出一套“说到不死”的太极沟通法。
不知道先说先死的厉害，常常死得不明不白。这些人不知自我反省，却埋怨中国人不够“开朗”，痛骂中国社会过分阴险，请问，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
知道先说先死的道理，便紧闭嘴巴，死也不开口，结果有意见不敢说，又觉得十分窝囊，请问，这些人还有什么希望？
不急着找答案，先来看一看案例四。
案例实录四
先说出来就得不到情报李太太结识一批朋友，趁着先生上班的时间，轮流到各家聚会，既增进友谊，又能够交换见识，不亦乐乎！
这一天，大家来到李太太家中。李太太拿出一件新买的外套，说：“我把这件外套试穿给各位看看，但是，拜托各位不要动手来摸，因为这是我姐姐要的，我替她买回来，请各位鉴定一下，到底好不好看？”
大家一阵欢呼，李太太就把外套穿上。王太太伸手去摸，有人制止。想不到李太太反而笑着说：“没关系，轻一点就好，我看王太太的手刚刚洗过，很干净的。”
李太太很高明，她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欣赏一件东西，总喜欢动手去摸。因为“眼睛看的，不一定是真的”，用手触摸，才觉得实在。石门水库有一株蛇瓜，长得和蛇十分相像。许多人看见，都要好奇地摸它一下。管理员特地用红纸书写几个大字：“欢迎欣赏，请勿动手。”游客们眼睛看看这几个字，嘴巴念着这两句话，手依然动着，伸手去摸一摸，啊，果然是真的！
既然如此，李太太为什么还要拜托各位不动手呢？这正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李太太这几句话，包含着好几层用意：第一，这件外套不是我的，是我姐姐的，所以才敢拜托各位不要动手；如果是我自己的，要摸要穿都请便。其次，我穿给各位看，不在炫耀我会买东西，却希望借重各位的经验，帮助我评鉴评鉴，看我买得好不好。第三，我拜托各位不要摸，是要求各位如果真的要动手，就请先把手弄干净，而且轻轻地触摸。如果弄脏了、摸坏了，不要怪我翻脸，因为我事先已经说得很清楚，应该怪你自己才对。李太太这一番话，对众人说而不是对特定的人说，所以不致引起大家的反感。在顾虑大家的面子中，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至于这件外套，究竟是谁的，其实无关紧要。将来李太太自己穿着，一句话就解决了：“我姐姐看我穿得很合身，干脆就送给我穿了。”自己买自己穿，有点炫耀的味道，可能刺激别人。姐姐送的，大家羡慕大于妒忌，对自己要安全得多。中国人说一句话，可真不简单，稍微不留意，就会先说先死，引起众人的不愉快，甚至反过来讥讽、笑骂，往往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王太太伸手来摸，李太太反而笑着说：“没关系，轻一点就好，我看王太太的手刚刚洗过，很干净的。”这又是什么道理？王太太伸手过来，已经是特定的个人，李太太再告诉她不要摸，说不定王太太觉得没有面子，反而更加用力去搓揉，并且说道：“真正好料子都是不怕揉的，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怎么揉都不会起皱儿。”就算生气地当场把她赶出门去，也会弄得大家不欢而散。背后大家议论起来，王太太、李太太都不对，结论则可能是：“如果真的怕人家摸，不要拿出来好啦。其实那一件外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必怕成那个样子？”
中国人说话，先看对众人或对个人。对众人可以说得严重一些，听的人自然会推来推去，认为那么难听的话，不可能是说给我听的，保准是说给某人听的，因为她平常的确有这种坏习惯，难怪人家说出这么难听的话。对个人就必须格外小心，否则听的人受不了，多半会反击。
大家看着、摸着，蒋太太开口道出大家的共同关心点：“多少钱买的？”中国人深知“一分钱一分货”，评鉴之先，问一问价钱，比较好论定。
李太太说：“你们猜猜看？”这一句话，几乎中国太太、小姐都十分熟悉。因为脑海中那一句“先说先死”的警语，提醒我们最好不要先把价钱说出来，对自己不利。
我们不妨模拟一下，当蒋太太开口问价钱的时候，李太太马上把它说出来：“三万六千元。”
万一蒋太太紧接着喊起来：“哎唷，怎么要那么贵啊，我前天也买一件，才三万一千元。”这时候李太太的脸上，恐怕已经黑掉三分之一了。
李太太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你买的，跟这一件完全一样吗？”偏偏蒋太太的答案是：“那可不是吗？质料、颜色，连牌子都一样啦！”李太太的脸，大概有三分之二是黑的，一模一样的外套，凭空比人家多花五千块钱，实在太不会买东西了，还好意思拿出来展示！
若是李太太不死心，问她：“你再看看清楚，真的是同一厂牌的？”蒋太太又回答：“英文字我并不认识，不过这种牌子，我倒是买过好几件了！”李太太必然整脸都是黑的，太没有面子了。
幸亏李太太毕竟有一些中华文化的素养，不一下子就把价钱说出来，懂得运用反问法，要大家猜猜看。
詹太太听见李太太要众人猜一猜价钱，心想这是开口的大好机会。因为她正巧两天前也买一件一模一样的外套，只是不方便说出来。这时候利用猜价钱的机会表露一手，大家多半会联想她买外套的事情。于是她相当有把握地说：“三万三千元。”
中国人猜价钱，离不开心理作战。没有买过这一类外套的人，会猜出偏高的价钱，存心让李太太高兴一下。反正是瞎猜，为什么不说得高些，那么不会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