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过的人，有的会以较高的价钱，来测试对方的虚实。例如自己刚刚花费三万五千元购得一件外套，可能故意猜“四万元”。如果对方一听到这么高的价钱，便趁机再问：“真的值四万？”我们证实说：“我前两天买一件，不大相同，但是差不多，四万。”对方马上接着说：“你猜对了，不过我杀了一些价钱，才花三万八千元。”这一问一答，便把对方的性格摸得相当清楚，是不是？
詹太太是另外一种人，她的目的，不在试探李太太的为人，却着重在抓住机会炫耀自己，所以她采取实价实报的方式，来引人注目。
李太太一听詹太太如此有把握，心想“幸亏我没有先把价钱说出来”，转而追问下去：“真的三万三千元？”
詹太太造势成功，顺口就说：“是啊，我两天前才买一件。”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大家比较不会反感，认为詹太太爱出风头、死要面子！
李太太相当笃定，问：“同样的牌子？”
“就是你这个牌子。”
“两天前买的？”
“对，才买两天。”
“在哪里买的？”
“在大西洋百货买的。”
然后，李太太面不改色地说：“那么巧，我也是三万三千元买的。”
李太太为什么要骗人呢？堂堂中国人，根本用不着欺骗别人。李太太这样做，目的不在骗人，而且也没有欺骗大家的用意。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明花三万六千元买的，现在告诉大家她恰巧也是三万三千元买的，难道不算骗人，那么怎样才是欺骗的行为呢？
中国人的事情，如此急着下判断，相当危险。李太太的确没有骗人，她一再追问詹太太购买的时间和地点，便是进行深入的查证。至于嘴巴上说三万三千元，并非存心欺骗，只是暂时抵挡一下。等待众人散去，李太太马上找到卖给她的那位售货员，一五一十地把詹太太的资讯告诉她，最后理直气壮地质问她：“我问你是不是实在价，你说绝对不会骗我，现在呢？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售货小姐还给她三千元，三万六千元减掉三千元，岂不是正巧三万三千元？李太太哪里有欺骗众人的行为？
不要忘记，中国人是情报专家，专门搜集对自己有利的情报。这种特长，最好不要消失掉，才比较有利。为了搜集情报，中国人懂得隐藏自己，不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或者所想象的，先行说出来。
先说的人，自己站在亮处，一切被人家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相当不利。不但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有些客气的中国人，就不肯把真相说出来，以免引起误会，认为有意出对方的洋相。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乃是先说先死的第一要义。中国人常常出现“一言堂”，似乎大家的意见很一致，十分有共识。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因为带头的人，太喜欢率先说出自己的意见，以致其他的人，不便说或者不愿说，因而不是“说出同样的话，以免引起猜疑，把自己归入非主流派”，便是“不说话，做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来引起大家的喜爱”。这样一来，大家很和谐，却不能集思广益；众人一团和气，却容易不辨是非。
中国人高明的地方，正是“自己不说，却有办法让对方先说”。所以布局、造势，实在是中国人了不起的素养。李太太善于布局，把大家的心思集中在她的新外套上面，又懂得造势，使詹太太提供最正确的资讯，以便要回三千元，而且不会贻笑大方，让好朋友背地里笑她不会买东西。打从李太太亮出新外套，每一句话都有用意。一步一步扣得相当紧密，有人说：“这样做人，未免太累了！”意思是伤那么多脑筋做什么？其实，习惯成自然。刚开始也许累一些，久而久之，自然得很。而且熟能生巧，转接得十分自然，根本用不着伤什么脑筋。何况，我们不来这一套，其他中国人照样会记取“先说先死”的教训，跟我们来这一套。只要没有害人之心，转一个弯有何不可？
案例四中，李太太的智慧果然很高。她一开口就“有话直说”：“拜托各位不要动手来摸。”她知道这一句话可能得罪大家，害死自己，所以特别加上“这是我姐姐要的，我替她买回来”的注解，希望大家给予谅宥，不要怪她说得那么直率。证明中国人在顾全众人面子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有话直说。
有话直说是因，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果：一是“死”，二是“不死”。今后有话直说的人，最好不要责怪中国人，也不必埋怨中国社会，反省自己，修正自己，恐怕是比较有效的途径。
放眼各界，凡是有话直说而不致害死自己的，都有相当的本事。深究起来，掌握“先说先死”的基本精神，才是直说而不死的最佳保障。
说的对象十分要紧，对亲人说话，和对一般人说话，无论态度和语气，都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中国人相当现代化，知道政府不会把他怎么样，他就拼命骂政府。有些人在电视上出现大骂政府的镜头，居然没有怎么样，年轻人信以为真，好像现代化了，一切都可以直言，结果害死自己。
先说先死，好像是必然的，不过有当场死，或者待搜证而后死，所谓死有先后，时间不同而已。
长久以来，中国人被“先说先死”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如今民主社会，似乎先说不但不会先死，反而有先说先造势，对自己有利的趋势。不错，这是表面的现象，更是短暂的优势，千万不要上当才好。
民主时，大家要更加重视“不说也死”。李太太若是害怕先说先死，就会一句话也不说，把新买的外套藏起来，她就丧失讨回三千元的机会，也失去有好东西大家一起欣赏的乐趣。
李太太把新外套拿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大家七手八脚，就会把新外套弄得不像样，最后还怪李太太“为什么不早说”，你看，大家轻轻一摸，居然就不成样子了。
但是民主时代，大家也需要有先说先死的警惕，因为政府必须维护公权力，最多能屈能伸，暂时让某些人神气一下，最后还是要展示公权力，才算尽责任。
没有考虑清楚，缺乏明确证据，就喜欢先说的人，让他先死，有什么不对？如果先说便有利，岂不鼓励大家为了作秀而胡乱说，活像台湾今天这种乱糟糟的场面。
有人说，民主时代本来就是吵吵闹闹。我们反问若是如此，民主有什么价值？要吵吵闹闹，中国人最有本领，用不着民主来推动。
有人说，自由社会，先说不应该先死。这种观念也不正确，因为人人有说话的自由，却不可以乱说话。越有说话的自由，越不应该乱说，才能保有真正的自由。
应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能少，但是要小心，说到大家都有面子，自己才不会死。不应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能说，因为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绝不因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何况这些要求，不过是标准订得高一些，基本上是正确而具有价值的。
五、中国人最奥妙的事情——话里有话
我们总以为中国人喜欢人家听话，而且喜欢听话的人。衡量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
人家不听话，我们有时很生气，有时反而十分高兴。不听话，要看不听什么人的话。
人家听话，我们有时很高兴，有时则相当不高兴。常听人说：“这种话你也听？”意思是劝人家不必听话，因为这些话听了就会上当。听话，当然也要看听什么人的话。听话不听话，全凭说的人是谁？说的是什么话？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性，凡事看情况，在沟通方面，也应用得很广泛。
我们的决定很合理，喜欢听话的人。听话的人会接受合理的决定，大家都有好处。
决定不知道合理与否？或者自己拿不定主意，便不喜欢听话的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听话的人会把自己害死，当然不喜欢。这时候我们反而欢迎有意见的人，不听话，却能够帮助我们趋于合理。
不过，中国话很不容易听，才是我们真正的难处。中国人要人家不要听话，其中含有“中国话不可以用耳朵听”的意思，必须特别小心。
不要听他的，包含不要听他的话，也包含不要单凭耳朵听他的话。中国人比较少说：“听他怎么说。”反而常常告诫我们：“看他说什么？”
现代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例子很多。
曾经听过这么一则笑话：有一个中国人被非洲某族土人擒获，酋长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人。于是找来一个日本人，发现彼此言语不通。再找一个韩国人，也是彼此讲不通。然后酋长判断他是中国人，就找来一个中国人，想不到比画了半天，又是不能通。酋长无奈地说：“同样是中国人，彼此言语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人南腔北调，就算大家都说普通话，也很难保证彼此听得懂。勉强听懂，也未必弄得清楚他的真正用意。这种情况，现在似乎越来越严重，所以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可惜现代中国人，好像并不重视这种困境，也就不用心求突破。这样下去，我们之间的共识，大概会越来越不容易建立。
果真如此吗？请看案例五。
案例实录五
中国话不仅要听还要看那一天，从雾峰到沙鹿。司机看见大路出车祸，怕耽误了时间，便转道小路而行。
他越走越迷糊，觉得没有把握，便停下来，请问路旁边一位老先生：“借问一下，到沙鹿怎么走？”
老先生神定气闲，吸一口烟，不慌不忙地回答：“有路就可以走，多问几次就会到。”
中国人似乎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比较偏向于哲学。每一个中国人，必要时都可以成为哲学家，却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成为科学家。
老先生这两句话，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再说上五千年也不会错。中国人很喜欢说类似的话，叫人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摸不着头脑。
司机表示感谢，把电动窗升上来，很有信心地向前驶去。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你知道怎么走了？”
他说：“知道。”
这位司机一向言语不多，却又时常一语惊人，看来也是一位哲学家。
“他刚才那两句话，你听得清楚？”
“当然，他讲得那么明白，我心中有数。”
那两句含含糊糊的话，司机居然认为“那么明白”，难怪会胸有成竹，不再请问其他的人。
“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进一步查证，想知道他是怎么听出玄机的？
“有路就可以走，表示我走的路是对的。如果我已经走错了，他会把手一扬，然后指向南方说：‘往南。’或者指向北面说：‘上北。’现在我走对了，他不必举手，所以说有路就可以走，告诉我顺着这一条路走下去。”
“那第二句呢？”
“多问几次就会到，意思是后面会出现几次比较复杂的岔路，那时候一定要问路，不要乱闯。”
经他这么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话简单明了，两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交代得很清楚。
中国话的最大特色，在于主语和谓语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其中的“学”字，究竟是动词，还是名词，谁也闹不清。下面加上一句“不亦说乎”，同样是没头没脑的。
如果用西洋人的语法，恐怕要说成“一个人若是学而时习之，那么他就可能不亦说乎”，听的人才不会弄错，也才合乎文法的要求。
中国文字使用得早，那时候尚未发明印刷术，更谈不上影印、照相，每一个字，都要一刀一刀刻在竹简上，所以越省略越好。古代中国人，面对着竹简上面几个简单的字句，便能够触类旁通，想出很多很多竹简上面所没有的东西来，养成中国人“看得少、想得多”的习惯。
看得少，主要因为一共只有那么几个字，再看也是那么多。想得多，是由于言简意赅，不想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请问一位中国人：“排队好不好？”
“当然好啦，排队才有秩序，大家都方便。”
“那么，你排不排队呢？”
“当然排啦，只要大家排，我一定排。”
结果大家都不排队，乱成一团。是不是中国人说话不算话呢？凡是听得懂中国话的人，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当然排啦”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大家都排队”。如今居然有人不排，那就不能怪我不排队。
现在逐渐有些人只听不想，以致听不懂中国人所说的话，实在是一种遗憾。
有一次，新闻记者访问摊贩，对话在电视上现场播出。记者问甲摊贩：“如果政府把大家集中起来，你愿意接受政府的安排吗？”
甲摊贩回答：“政府早该这么做了，我们也不愿意这样流动啊，很辛苦的。”
再访问乙摊贩：“政府打算把流动摊贩集中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乙摊贩答道：“很好啊，只要有合理的地方，我一定去。”
甲、乙摊贩都是“哲学家”，说的话含意很深。年轻的记者大概是书念多了，反而听不出玄机，竟然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直认为流动摊贩不支持政府的方案，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也希望固定下来，不喜欢这样流动下去。”
甲摊贩丝毫没有承诺，他只是批评政府步调太慢，像这一类事情老早就该做的，怎么拖到现在？他又坦承自己喜欢安定下来，不愿意一辈子流动。然而情非得已，不得不流动的时候，还是会流动。现在且看政府如何安排，能不能真的让他安定，否则他还会继续流动下去。
乙摊贩更妙，政府要有合理的地方，他才肯去。如果将来他依然流动，原因是政府安排的地方不合理，错不在他。
听不懂话的人，常常硬把自己的意见安在别人头上，令人啼笑皆非。
科学话一加一必定等于二，比较容易讲，也比较容易听。哲学话一加一未必等于二，难讲，也难听。中国人喜欢说：“难讲。”是实在话，不是客套。
中国人常常感叹：“我说得这么清楚，他根本听不懂，教我如何是好？”为什么“说得这么清楚”，而“他根本听不懂”呢？因为哲学的话多半是不能用耳听的，要用心领悟，才听得懂“话中的话”，以及“话外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