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心里在想什么
中国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同时说两句话，而且是两句互相矛盾的话。
我们先说：好心有好报。接着又说：好心遭雷殛。
这两句话，显然十分矛盾。善有善报，固然大家深信不疑，而好人早死，经常为小人所害，也是不争的事实。可见这两句话，都具有相当的道理。
中国人一方面要求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一方面却鼓励动如脱兔，捷足先登。一方面主张未雨绸缪，及早盘算；一方面却倡导能拖且拖，到时再说。一方面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方面则力求趋吉避凶，善于补过。一方面讲求深藏不露，量力而为；一方面则鼓吹见义勇为，舍我其谁。一方面要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一方面却应该择善固执，坚持原则。一方面强调无欲则刚，知足常乐；一方面却常常取法乎上，方得其中。
西方人大多觉得中国人毫无原则，做什么事情，都是个案处理，好像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毫无法纪精神。
中国人自问，除了有原则之外，简直一无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十分坚持原则，并且非常规矩，不敢目无法纪。
为什么西方人看中国人，和中国人扪心自问，答案相差这么大？因为西方人长期以来，分大于合，喜欢把事情分开来看。他们认为对就是对，不对便不对，不主张含糊其辞显得是非不明。中国人却擅长把二看成三，明明只有两种选择，却有办法凭空生出第三种来，比西方人硬是多一种选择，更富于弹性空间，增加权宜应变的机会。
中国人的普遍观念，竟然是“错，绝对不可以；对，真的没有用”。如此含混模糊，难怪西方人不能理解。
错，当然不可以，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对呢？有什么用？从小到大我们的遭遇，就是错，要挨骂！而对，同样挨骂！因为我们知道，完全错或完全对，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分都是对中有错，而错中也有对。只能够骂得轻重的程度有一些不同，怎么能够只骂这一个却不骂另外一个？岂不是显得有些偏心呢？
对，没有用。看起来很乱。经过一番分析：很对，很对，把对方气坏了，让他听不进去，有什么用？对是对，并不能挽回颓势，于事无补，又有什么用？便知道乱中果然有序。意思是看似凌乱，实际上井然有序。
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乱中有序呢？
因为我们具有把二看成三的本事，善于兼顾两端，找出中庸之道。在变化多端的现象中，发挥质量管理的精神，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我们把互相矛盾的两句话，当做品管的上下限，譬如把“事无不可对人言”看做上限，将“逢人只说三分话”当成下限。在上下限之间，我们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表现出“稍有保留”、“说八分”、“说七分”、“说六分”、“说五分”、“避重就轻”、“含含糊糊”等不一样的因应方式。同样一件事，对张三、李四、王五，分别说出不相同的话，看起来真的十分凌乱，实际上却始终紧扣着“逢人只说三分话，事无不可对人言”兼顾并重的不二原则。应用得宜，表现得合理，便是合乎秩序。
说中国人拥有很大的自由，对。因为天大、地大、人也大，根本没有人管得了中国人，任何规定只要不加以理会，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当然十分自由。然而，说中国人一点自由也没有，也对。因为中国人的事情，四个字就讲完了，那就是“可大、可小”。任何事情，看起来很小，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很大。反过来，很大也可以变成很小。只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没事了吗？中国人基本上居于把二看成三，将“充分自由”和“毫无自由”这两种极端的情况，看成品管的上下限，因而走出“只要自律、自修，不违反规定，当然自由”的第三条合理途径。
我们同样将“君子”和“小人”当做两个极端，看成品管的上下限。把人分成圣人、真君子、君子、真小人、小人、伪君子六种等级。伪君子最可怕，也最可恨。和小人比较起来，伪君子看起来高明得多，却完全没有做人的价值。小人不如真小人，因为让大家都知道，总比让人家看不清楚，等到吃亏上当才悔恨，当然要好得多。真君子又比君子强，因为真君子又比君子更经得起考验，就算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也不致由于没有旁人在场而有所疏忽。
先小人后君子，便是井然有序的表现。一个人必须掌握“调整快”与“拿捏准”两大要领，不怕快速调整，只怕拿捏不精准。若是很精准，当然能够快速调整。做圣人很难，成君子就好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做伪君子。取法乎上，才能得其中。以真君子为长期努力的目标，先以真小人的态度来达到君子的目标，只能算是不得已的方式。及时调整，越来越精准，很快就达到目标。
许多人批评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在中国开车，危险万分。但是，看得懂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掌握到简易的精神，懂得以不变应万变。自古以来，我们只有一条不易的交通规则，那就是“头过，身体就跟着过去”。至于其他交通规则，包括斑马线、红绿灯、双黄线、双白线等等，基本上都是外来的东西，我们居于持经达变的原则，先把这些规则，当做参考用。然后再因时、因地、因人而权宜应变。看起来十分凌乱，实际上条条有理。
现代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把可变与不可变区分开来。将可变与不可变看成品管的上下限，在许可的范围内，做合理的判断。像交通这方面的事情，最好克制自己，以不可变为经，尽量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整。
然而，不可以因为一旦遵守规则，便丧失权宜应变的调整能力，以期维持乱中有序的本事，不失去中国人的本性。
一、中国人最可笑的事情——自己看不懂自己
《第三次浪潮》（栽澡藻贼澡蚤则凿憎葬增藻）作者托夫勒（粤造增蚤灶栽燥枣造藻则）指出：社会急遽变化，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危机，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那就是：共识、秩序和意义。由于缺乏共识，产生许多误会和冲突，引发彼此的疏离和仇恨；因为缺乏秩序，显得无规范、无纪律，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加上缺乏意义，使得生活没有目标，人生迷失方向，当然困惑而混乱。
当前台湾地区，大家都很积极认真，各自都在紧张忙碌中兢兢业业。但是，我们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原本以为十分熟悉的中国人，竟然越来越难以理解。本来相当清楚的社会环境，好像也越来越觉得陌生。一直很有把握的事情，如今是越来越没有信心。
难道我们真的处在“转型期”，必须忍受这些“惊人的震撼”、“激烈的变动”，无奈地等待“意外的结果”？等待永远不是最好的办法，就算“等”，也要有计划、有预期效果，才不致空叹“无力感”。
深究起来，我们主要的不安，来自缺乏“共识”。而最可笑的，居然是“中国人看不懂中国人”。彼此朝夕共处，却陌生如路人。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听天由命”。实际上哪一个中国人真正“认命”？哪一个中国人，不是到处打听，寻觅确实有本领“改变命运”的高人？
中国人分明不认输，不承认别人的能力比自己强，一天到晚期盼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嘴巴上则时常挂着“听天由命”，慨叹“命运由天不由人”，到底为什么？
我们常说中国人“认命”，恐怕不是事实！中国人“盲从权威，依赖认命”，实际上只说明中国人的某一方面，却完全看错了中国人的另一方面。
历史上有许多事实，证明中国人盲从权威。却也有很多记载，报道中国人英勇而理智地反抗权威。如果说这是“平均数”的“多少”问题，那又陷入读书人的自以为是。因为中国人的真正个性，乃是“害怕权威而不崇拜权威”。权威使我们害怕，采取比较缓和或迂回的方式来沟通。如果合理，我们就顺从；如果不合理，我们会衡量实际情况，决定因应的态度。
中国人“一切看情况”，显示我们抱着“不一定”的心态，让我们充分体会出：中国人具有多方面的性格。
我们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基本上都对，至少说中了中国人多方面性格当中的一面。说的人看听的人猛点头，便越说越有信心，以为反应良好，必然命中目标。不料正好中了中国人的计：原来猛点头未必表示完全赞成。
反过来说，我们说中国人怎样怎样，基本上都错，至少遗漏了中国人并不这样的某些方面。听的人给我们面子，就会引证许多事实，称赞所言甚是。听的人若是不给我们面子，也可能引经据典，搬出一大堆相反的论证，驳斥我们所说的，根本就是片面的道理。
然而，中国人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岂不成为毫无原则的“骑墙派”？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中国人最讨厌没有主见的人，也十分厌恶固执己见。因为我们所秉持的一贯精神，乃是“有原则地应变”。经常变来变去，却怎么变都不会违背自己既定的原则。
“害怕权威而不崇拜权威”便是我们不变的一种原则。我们会短暂地表现推崇权威，屈服在权威底下，但是，一见情势改变，我们就会鄙视权威，给予轻蔑的回应，甚至羞辱倒塌的权威。
我们“知命却不认命”，说“命运作弄人”是自我安慰，说自己运气好，则多半表示谦虚。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人性格，常常把中国人看成静态的、固定的。中国人自己明白，中国人是活的，动态的，而且是不固定的。
现在，我们先从下面这个案例，来探讨中国人的行为，看看是不是真的不容易了解。
案例实录一
城市交通的乱中有序
似乎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以前，中国人到美国，有很多事情看不懂，显得十分没有面子。现在，美国人来到台北，竟然发现许多地方弄不清楚，心里相当纳闷。不过，中国人看不懂的时候，不太喜欢发问，只是暗自摸索，或者私底下打听，所以并不明显。美国人就不同了，他们会问，经常出“洋”相。
美国人来到台北，第一个难题，多半发生在交通上。从国际机场经由高速公路，一路倒也相安无事。各种景象，依然十分熟悉，和美国本土，没有太多的差异。可是，一进入台北市，看见车辆挤成一堆，不禁怀疑自己的视力，为什么连几线道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美国人开口提出“问题”：“这里到底是几线道？”
中国人的答案实在很难琢磨，居然会这样回答：“要看车子大小。”
老美听不懂，很紧张地追问：“为什么？”意思是“几线道和车子大小怎么会扯上关系”？
我们优哉游哉，轻松地反问老美：“那你们看什么？”
美国人一本正经地说：“看地面上所画的线啊！”
中国人也振振有词：“看地面上的线有什么用？那些线是政府派人胡乱画上去的。中国人不会反对，但是开车的时候，也不太理会它。”
“开车不看线，那要看什么？”
“中国人最有兴趣的，是目测前面两车的间隔，然后看看自己的车子，究竟挤不挤得进去？如果挤得进去，那就不用客气。若是挤不进去，我们就会停下来，让机器脚踏车去挤。”
老美听出一些名堂，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两线道挤三辆车，有中国人的地方，总是比较热闹！”
中国人除了喜欢热闹，到处人挤人、车挤车之外，还特别显得凌乱。
美国人觉得凌乱相当可怕，就问第二个问题：“在外国常听说台北交通很乱，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话又是矛盾的：“在台北，我简直不敢开车。不过，开两次也就习惯了！”
“这么乱，为什么开两次就会习惯呢？”美国人好像百思不解。
“因为中国人的智慧高。再凌乱的场面，都有办法摆平的。”
“原来，中国人的交通，不是遵照交通规则来运作，而是运用高度的智慧来进行。”老美的智慧也不低，一点就通。
台北市的交通，中国人心里明白，单单依凭交通规则，根本动弹不得。我们巧妙地运用智慧，才能够在凌乱、拥挤当中，在“简直不敢开车”的气氛下，勇敢地买车、开车。
美国人又想不通了，“运用智慧，总该归纳出一些道理来吧？”
我们是“不明言”的民族，除非不得已，不愿意说出一番大道理。中国人最讲道理，却非常厌恶讲道理的人。“你懂，你懂，说道理说得天花乱坠。难道我不懂？我不说而已，要说，比你说得更透彻。”
但是，一迫之下，中国人随机应变，就开始说出一部分道理：“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一切显得很凌乱，但是，乱中有序，所以大家边骂边过日子，也活得挺好的。”
“乱中有序，这倒很有意思。”美国人分析能力很强，马上抓住“乱中有序”不放，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所谓乱中有序，是指凌乱现象的背后，有一些道理，用来维持这种凌乱的秩序。”中国人自己也摸不清楚，怎么情急之下，能够说出这么有学问的话来，可见久远的传统，会有意无意地增强我们的实力。
“那么，中国人开车的有力依据，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讲究简单明了，一切道理，经过我们长久不断地归纳、再归纳，可以说已经千锤百炼，找到最根本的东西！”
“请你不要东拉西扯、拐弯抹角。既然简单明了，就请直接讲出来。”
“这个嘛！好的，我现在就把中国人开车的第一要则说出来。”
“请赶快说。”
“不要急嘛！对了，就是俗语常说的‘头过，身体就会过’。”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老美始终显得很急。
中国人比较不慌不忙：“一部车子，如果它的头部通过了，车子的后部，是不是也会跟着顺利通过呢？”
“那当然。”
“所以中国人开车，最要紧的，是看车头能不能通过，能过即过，不能过即止，这是大家都了解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