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哲学的运用，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艺术。否则很难保持均衡，却时常造成“和稀泥”的不幸局面。
西方人是竞技民族，他们遵照游戏规则，在竞赛中分胜负。赢的就是赢家，而输的也会服气。
我们把这一套西方的竞技哲学搬到中国来，发现游戏规则不管怎样订，总有人不满意。西方人不满意游戏规则，会依原有规则来修订新规则，而且既经修订，大家通过之后，就会遵照实施。我们则“一发现规则不合理，马上擅自不依规则而行，而且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指称看你把我怎么办”？
勉强订出一套游戏规则，大家没有意见，心里却随时准备“偷跑”。一面偷跑一面骂别人偷跑，吵吵闹闹，分不清谁是谁非。偏偏裁判水准又极为低落，不是说：“我们的仪器不如先进国家精密，所以观测相当困难。”言下之意：“最好编列一大笔预算，让我出国去考察，回来一定会改善。”便是说：“两方面都有错，也都有相当道理，希望双方都改进。”意思是说：“大家都不行，最好都退位，让我来。”
竞技不合乎我们的胃口，和谐又缺乏功力。于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求，就以负面的“乱找理由搪塞”来运作，固然表面上获得暂时的满足，实际上却越来越无奈，越来越显得到处充满无力感。
找理由搪塞，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事。第一，中国历史悠久，资料库非常丰富，随手拈来，就是一大堆理由。其次，打从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相当多元化，什么样的言论，好像都出现过。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西，我便说东。反正怎么说，都有一大堆理由。第三，中国人最清楚，时间可以解决一切。说一段理由，拖掉一段时间，大不了拖到死，也是一种解决的途径。
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不说道理”的人。有些人放着一条正理不说，专门东说西说，说上一千条歪理。不打算说服你，只存心把你气死！
用“气死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虽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一种路向。不过，“气死人”的人，自己也会“气”，说不定遇着功力高强的人，“还没有把他气死，自己就先气死了”，所以不算有把握可以不败。
“永不认输”的传统，还会继续传下去。妈妈告诉儿子，只会说：“不要看爸爸没有出息，他只是运气差，没有遇到好主管。你看叔叔运气好，很快就升得那么高。”然后鼓励儿子：“你要用功，跟人家好好相处，将来一定出人头地，替我们家争一口气。”
妈妈从来不会告诉儿子：“你祖父不行，你父亲也不行，这种遗传，可以看出你也不行。孩子，认命吧，不要同别人争，因为争不过别人的。”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子女就承受压力，不能输给别人。就算输了，也要找理由。永不认输，将来才有翻本的机会。不认输就是“有志气”的代名词，似乎很难改变。
子女向父母坦承“自己不如别人”，并且有“认输”的倾向。父母必然十分紧张，而且相当气愤：“为什么子女会如此不成才、不争气？”
永不认输有正面的意义，但是永不认输必须走上正途，那就是“事先充分准备”、“随时应变以求制宜”，并且“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以求“立于不败之地”。
屈伸自如，保持相当弹性。遭遇困难，永远不向环境低头。中国人这种观念，难道不对吗？
死不认错，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永不认输，将别人的成就都曲解为运气好。中国人这种习性，难道是对的吗？
可见永不认输有对也有错。认定人生是长途竞赛，不折不挠，对一时的失败不灰心丧志，却能够再接再厉，改正过失，朝向既定的目标，咬紧牙关，一直奋斗下去。这种永不认输的精神，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勇者的精神。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不可能，也要竭尽心力，放手一搏。
子女幼小的时候，看看样样都比不上别人。做父母的，能不能就此放弃？
我们反对小学按能力分班，主要原因即在“太早放弃那些被认为资质较差的小朋友”。“放牛班”的老师，能不能抱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情，好好把班上的小朋友带起来，实在颇有疑问。
别人可以放弃我们，我们自己千万不能放弃。所以“不认输”的精神，可以说是“知其不要而为之”的良好基础。人一旦认输，逐渐漏气，终至丧失志气，那就什么都完了。
美国人认输，却不畏失败，产生很多“反败为胜”的感人事迹。问问美国人，也是借着“不认输”的毅力，才有以致之。
中国人态度上不认输，对比赛的公平性始终怀疑，心里头更不认输，究竟好不好？
参加比赛成绩不够理想，名落孙山。这时候如果承认失败，显然违背“不以胜败论英雄”的原则，掉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圈套。
比赛失利，立即表明“不以胜败论英雄”的心态，势必令人痛心，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冷眼相待。
中国人的“不认输”，最好介乎“不以胜败论英雄”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之间，兼顾两者，才能得乎其中。
我们的事情，说起来十分简单，一句话：“大家都有眼睛，自己会看！”
在比赛过程中，确实竭尽心力而又态度认真，大家看在眼里，就会“不以胜败论英雄”，接受“虽败犹荣”的事实。
相反的，在过程中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或者高傲的态度。万一失败，我们就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给予不好消受的难堪。
当事人最好不要发表意见，让其他人来评定，比较有利。偏偏现代化电视，要访问当事人，把他的面容和言语，都公之于世，实在对当事人构成很大的损害。
明明有夺标实力，却由于某些失控的因素，痛失冠军。这时候面对众人，说什么话都不对。如果说“我是年轻人，应该把话讲出来”，更是“自己失败，还要趁机伤害别人”。爱护他的人，应该挺身而出，代替他说几句话，诸如“他现在心情很不好，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或者“他很伤心，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这一类的描述，来替他暂时解围。然后他自己再以实际行动，不断苦练，大家就会谅解，并进而大力支持。
中国人相信自己所看见的实际行动，不相信耳朵所听到的说明。对中国人而言，认输不认输，要经得起长期的考验，一个人能够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坚毅地走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结果，才是真正的不认输。
不认输的本质，应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换句话说，一切秉持“凡应该做的，都要不畏艰难，具备了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的决心，对“应该”不认输，不是对成败不认输，才合乎正道。
结语
看完以上十种案例，心里有什么感想？
中国人真的像大家所指责的那么坏吗？不守法，缺乏公德心，喜欢推、拖、拉，说话不算数，爱骗人，擅长拍马屁？好像需要慎重一些，不能够如此草率就把这么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中国人身上。从某种角度讲，之所以对中国人产生上述看法，其原因之一是：“中国人越来越不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最讲道理
“情、理、法”的传统次序，逐渐引起现代中国人的若干异议。虽然人数不是很多，意见犹未趋于一致，而“理、法、情”、“法、理、情”的“重组”呼声，似已此起彼落迭见呼应。
“以理为先”或“以法为先”的主张，各有其严正的立场，俱皆持之有理。但是，我们如果从中国人的“次序观”着眼，不难发现“情、理、法”的“次序意义”，应该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毕竟中国人是最讲求道理的。
中国人的处世法则，是中庸之道。这种折中融和的精神，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到处可见。例如：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把它综合为“群、家、己”三层，重点折中在“家”这一层。各人对自己的修养，有“张、节、弛”三态，中国人重视对于自己的节制能力，折中在“节”态。时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段，我们折中以“现在”为中心，所以习惯上常说“承前启后”或“继往开来”。
“群、家、己”所重在“家”；“张、节、弛”所重在“节”；“过去、现在、未来”所重在“现在”，这种以“中”为“重”的观念，完全符合《易经》中所揭示的“宇宙秩序”：物极必反，居中为吉。
我们从人和时间的关系来看，一个人如果迷恋于既往的日子，生活在回忆之中，势必不能面对现在真实的环境而有适当的作为。中国人希望“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重视“过去”。相反的，对于未来的展望固然重要，却也不能过分脱离现实，否则沉醉在幻想之中，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人的活动，应该以“现在”为中心，贯串“过去”和“未来”，形成一贯的系统，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原因之一。
按照这种以中为吉的秩序观念，“情、理、法”三者，中国人也是折中在“理”的。它的排列次序，和“中庸精神”的应用是一贯的，毫无矛盾的现象。
从实际生活来考察，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人是最重视道理的。对中国人来说。读书的目的，在明白道理；做人做事，务求按照道理。人与人发生纠纷，请第三者“评评道理”，得理的人，不管结果如何，总能够心安；理亏的人，最好俯首认错，不然就是“强词夺理”。大家指责他，骂他：“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不讲道理，是中国人对人最侮辱的话。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追求道理；白天晚上，都不敢或忘圣贤先哲的道理。所以耶稣信徒到中国来传道，也跟着我们说：请到教堂听道理。
“情、理、法”的次序，显现“情在理先、法在理后”的自然性。情是人性的好、恶、喜、怒、哀、乐，乃人人所生而有的。孔子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主张人应该过一种合理的感情生活。判断合理不合理之先，则是人要有感情，所以惠施对庄子说：“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孔子对于颜渊，遇之乐而丧之哀，这是“情”，但虽有哀乐，却不为哀乐所累，此为发而中节，便是合“理”。庄子讲无情，主张“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实际上是三国时王弼所说的“以情从理”：知“得”是“时”，“失”是“顺”，一切人事变化，莫非“命之行”，如能“安时而处顺”，便进入“哀乐不能入”的“悬解”境界。然而人事中所有得失演变，固然都是自然的，不得不然的；而人的感情，也是自然的，本来就不能去掉的。“以情从理”，只能做到感情初动的时候，便拿理来节制它；不能要求不动感情，径自求之于理，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自然的。
戴东原认为理不离情。他指出“不爽失”的情才是理，因而肯定惟有“情得”才能“理得”。“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理是情的中节，他也是主张情先理后的。
法在理后，依然合乎自然的次序。法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前者为“礼”，后者即是“刑”。孔子重视“礼之本”，他曾经举例说：“一般的礼过于奢侈，宁可俭朴些好。丧礼，与其着重外表的虚文，宁可内心哀戚些好。”孔子不拘守传统的仪文细节，也不执著于顺从流俗，他认为一切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都应该依“理”而作适当的改变，这个“理”就是“义”，此即孔子“摄礼归义”的理论，礼以“理”（义）为基础，这是“礼之本”的主要意义，也是理先法（礼）后的自然秩序。
孔子深切了解人的天赋不齐：有生而知之的，有学而知之的，有困而学之的，更有困而不学的。对于那些“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的人，孔子并不反对用刑。但是他希望“刑以止刑”，使人知畏惧；重点仍然放在“齐之以礼”，使人存有羞耻心，便于引导向善。就常理判断：总是先有教化而后动用刑赏之法的，可见刑还在礼之后。
孔子思想，由“礼”（法）进到“义”（理），再进一步，由“义”进到“仁”。“仁”者二人，就是“人与人间的同情”，是一种自觉的“情”。人有同情心，属于自发的感情，仁者把握着刚刚激发感情的那一时刻，用理来确立价值判断。所以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孟子以“仁”为“人心”，视“义”为“人路”，肯定“居仁由义”的原则，就是“情先理后”的自然性。“义”指“正当”，正当合理的行为，即为合“礼”的表现；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便是不义，只好用刑罚来制裁，这是“理先法后”的自然性。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礼”理论，落实为中国人“情、理、法”的行为标准。
中国人从实际生活当中，体验讲理的最大难处，在于不能冷静持平，却很容易陷入意气之争，盲目坚持己见，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以致“有理说不清”。如果在讲理之先，从情入手，大家在情分上取得相当的谅解，那么讲起理来，自然比较易于接受对方的意见，彼此顾虑，兼及人我，才不会偏向强的一边，“强权即是公理”，而失去讲理的价值。
一般人的通病，一为私心，二为偏心，三为欺心，四为疑心。有了私心则不公，有了偏心就不正，有了欺心即不诚，有了疑心便不信。不公不正不诚不信所发出的感情，就是大家所诟病、所害怕、所指责的情。仁者以公破私，以正破偏，以诚破欺，以信破疑，能发出公正诚信的纯真之情。纯真之情是道理的根本，中国人居于这一取向，认定情实应当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