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考取大学，一部分会警觉“自己的考运怎么那么差”，你看张三、李四，高中时代成绩不如我，考运好得混进台大。于是决心好好补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拿妈妈的口红，在镜上大书“妈，我要进台大”。至少可以让母亲笑中带着泪水，向亲友宣布“可怜的孩子，实在有志气”。
屡考不中，立刻想起“条条大路通罗马”，先服兵役，然后运用各种渠道，到“先进”国家读大学，顺利的话，索性读个高学位，回来之后，谁也不会查究那一段曲折的途径，照样可以高谈阔论，“国外如何如何”。
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一定说“日本最好，应该学日本”；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务须坚持“日本那一套，是从德国学来的，要学就要学源头，才不会走样”。
饮水思源，是中国人的美德。英国留学生，美国留学生，都是中国人，当然也极力把英、美先进国家的做法，搬回来亮相。
中华文化的特色，原来就是“包容性”，所以英、美、日、德，一概不排斥。民国以来，先日、次德、后英，接着是美，拼凑成为今日的大拼盘。
土生土长的也不示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不忘本”的主张。“我没有到美国读书，但我去做过研究”，则是“没有吃过猪肉，至少也看过猪走路”的保证。
在现代人中，有一些人自甘于世界各先进国家之后，却一味追求在中国人群中“昂首鹤立”，闽南语把这种人的特性，归结为“输人不输阵”：宁可输给外国人，千万不可以输给咱们中国自己人，这才是真正的“惟我独尊”。
有人说中国人最讲道理，不过常常只相信自己的道理，不相信别人的道理。这种“惟我独尊”的念头，自幼在家庭里，已经不知不觉地在父母的宠爱中逐渐养成。
现代人自认为“新知识听多了，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也看多了”，因而丧失谦恭心。又认为民主时代，大家一样大，谁也用不着怕谁，以致失去敬畏心。这种“我比谁都懂”的心态，比古人更为强烈。
研究所的教授，在课堂上开口“今天我要教你这个”，闭口“明天我还要教你们那个”，学生背后取笑，他自己都不知道。
电视上的人物，不是专家便是权威，但是支支吾吾，不晓得在讲些什么？
坐进计程车，发觉司机先生“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国家大事无所不晓”，吓得乘客乖乖地、沉默地接受疲劳轰炸。
在台湾，所谓“民意代表”更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国防、医药、科技、环保等等，一并向官员质询到底。
“虽千万人吾往矣”仿佛是许多人作秀时的最佳支撑力。完全忘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古训。
以上实例，只说明一个道理：对中国人而言，谦虚和恭敬的素养，乃是十分必要而且越来越加重要。民主原本带给大家尊严，可惜台湾地区的民主，似乎使得更多的人失去尊严，奈何。
我们常说昔日“大官威严，百姓倒霉”，今日呢？大官面如土色，百姓的尊严又在哪里？
庄子有一天手持弹弓，到树林里游猎。忽然空中飞来一只小鸟，庄子立刻随后追击。小鸟对于庄子的行动，毫无所悉，它栖息在树底下，目光直视着前方的螳螂；而那只螳螂，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自己的猎物，一只蝉。可怜的蝉儿对即将来临的可怕命运一无所知，正快乐地鸣唱着。万物都知悉他人的事，对自己反而一知半解。庄子可怜万物大难当头却不自知，不料背后森林公园管理员大声呵斥他：“此地已列入国家公园，严禁狩猎，为何擅自携带弹弓闯入？”
人不谦虚，当然“已经成为狙击目标而不能自觉”。
电视传布，教训人的威风无远弗届。然而教训者的面貌人人熟悉，一旦被指定为狙击目标，也就无所遁形了。
民主时代，大家要有尊严，就要重视敬畏心。彼此互相敬重，取代“有机会就教训他”，大家都有面子。
敬畏未必就是阿谀谄媚讨好，所以不一定造成“和稀泥”的恶果。敬是敬他的人格，因为人格一律平等，畏是畏他的道理，不可以离经叛道，当然应该接受合理的措施。人人恢复谦恭心、敬畏心，民主的花朵会开得更美丽；台湾经验，也就更可贵。
中国人可以教训人，只要说得有理，大家就应该接受。不过教训人之前，先考察自己，是否具备谦恭心、敬畏心？在谦虚、敬畏的大前提下，来教训他人，才不致反而被教训，自取其辱。
事实上，民主时代，大家除了谦恭心、敬畏心之外，更应该培养一分忍耐，称为不计较心。
走在西门町的行人徒步区中，正逢假日，警察三五成群，在执行任务。这时耳旁响起年轻的声音：“这算什么社会，放假日警察还这么多？”
人行道挤得水泄不通，前面有个小孩子蹲下去捡东西。虽然那不是我的孩子，也得暂停脚步，让出一些空间，孩子才有寻找的可能。后面的年轻少爷又喊了：“前面的人走不走？不走请让路。”
年轻人的话、少爷所说的话，句句是实，也够客气。他不是有意冒犯，只是不懂事。而且错不在他，在缺乏教养。我们除了忍耐，不计较之外，更要多思考，如何让下一代不再缺乏教养。
九、中国人最灵活的事情——大丈夫能屈能伸
中国人的弹性很大，适应力很强。说难听一点：得意时趾高气扬，似乎不可一世；失意时忍辱负重，就算有如丧家之犬，也不愿意因此而自杀。
我们针对中国人这种“屈伸自如”的特性，才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申述“得意时要谦让，失意时勿丧志”的格言。然而，一般中国人，仍然能伸必伸，否则有权有势做什么？该屈便屈，要不然吃眼前亏哪里称得上好汉？
中国人因而成为“说两句话的民族”，一方面鼓励我们“天下为公”，主张“公天下”反对“私天下”；另一方面则提醒我们“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这一屈一伸之间，含有相当宽广的空间。但是中国人却强调拿捏“分寸”，并不要求大家拿捏“丈尺”。可见空间虽大，仍需注意微细的调整，才能合理。
大丈夫能屈能伸，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就在这一屈一伸之间，成为众所敬仰的大丈夫。
现代人，可能是心里排斥，也可能是修养不足，不是对屈伸行为产生强烈的厌恶感，便是不能屈伸自如，经常弄得灰头土脸。
我们相信“形势比人强”，形势大好，一切对我有利的时候，如果能伸而不伸，岂非坐失良机？人有权有势时，有意无意地弄权持势，实在是当伸即伸的表现。
形势不好，一切对我不利时，若是应该屈而不屈，必然吃亏、倒霉。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亏上当。好汉不吃眼前亏，自然该屈便屈。
从道理上说，当屈即屈，当伸便伸，原本相当有道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多次伸屈，也体会出其中的奥妙。参加比赛，凯旋归来有一番炫耀，一番神气；失败回来也有一番委屈，一番霉气。只要分寸拿捏得准，保证顺利过关。有人批评奖罚不明，检讨不力，实在是不了解中国人的真正用意，才有此误解。
中国人绝对不是“不明是非”，也不会“缺乏面对事实的勇气”，更不应该“检讨时书面文件一大堆，过后全无下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弊端，都是一些“变态”现象，不是中国人的“常态”行为。
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我们依然可以切实地检讨，勇敢地认错，认真地改善，并且收到确实的效果。
可惜，我们长年以来，已走入歧途，使得所谓“变态”行为到处可见，令人痛心。
请看案例九。
案例实录九
一切看情况办事从夏威夷回来，搭乘泛美经东京到台湾的班机。坐在旁边的是一对外国夫妇。年纪不大，服饰十分考究。
空中小姐供应饮料，同时每人分给一包花生米。坐着无聊，便信手扯开，抓着几颗就往嘴巴里送。紧邻的外国先生忽然提问：“请问，这花生米好不好吃？”
“不好吃。”顺口而出，谈不上什么客观标准。
他拿起自己那一包花生米，放在他太太的桌面上。得意地笑了好几声：“不好吃，两包都给我的妻子吃！”
这是哪一国人？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有些纳闷。终因事不关己，管它做什么？依然自顾自不停地把花生米往嘴巴里塞，似乎也吃得津津有味。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说不好吃，却拼命地一颗一颗吃个不停？”他不以为然，好像受到欺骗似的，相当不满意我的样子，顿然使我觉得事态有一些严重。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我带着正经的笑容，不慌不忙地向他解释：“我是中国人。这花生米真是不好吃，但是眼前没有更好的东西，当然还是要吃！”
他一句话也不讲，伸手把原来分给他的那一包，从太太的桌面上拿回来，扯开封口，抓起三五颗，送到嘴巴里。过了一会儿，才喃喃自语：“你们中国人，实在很奇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不好吃也要吃。”
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情有可原。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竟然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令人啼笑皆非。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变，但是变来变去，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中国人的屈伸性格，始终不曾改变。屈伸意指能屈能伸，这种我们称它为大丈夫的性格，实际上是变动性的，亦即“不一定”的性格。
中国人最早居住在黄河流域。台湾地区的闽南人自称“河洛人”，希望后代子孙不要忘记“我们是从黄河、洛水来的中原人”。比闽南人晚到台湾来的“客家人”，也有意表明“我们也是黄河、洛水来的，迟来一步，只好暂时客居他乡，将来终究要回中原去”的决心，所以世代相传，绝对不可以忘掉故乡的语言。
黄河最大的特色，在于它会改道。居住河东，忽然变成住在河西，令人感叹“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种“无定着”的心态，着实影响中国人的性格，使我们随着黄河的改道而屈伸自如，不但善变，而且也好变。
如果请问一位美国朋友：“你打算怎么办？”答案多半是肯定的：“我打算如何如何！”美国人很容易下决心，成为“打算先生”（酝则援早燥蚤灶早—贼燥）。
假若问一位中国人：“你打算怎么办？”答案很奇怪，多半是不肯定的：“到时候再说！”中国人相当聪明，不会那么早就下定决心。我们会因应人、事、时、地、物的变迁，必要时才拿定主意，否则就要继续观望，静观其变。中国人精打细算，会随时调整以求制宜。这种“有主意却经常改变”的精神，叫做“不执著”。
说中国人具有“不执著”的性格，那又是一种不容易觉察的偏差。因为说中国人不执著，并不算错。但是说中国人执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中国人一方面“不执著”，一方面则极力主张“择善固执”，也就是“执著”。如何由“不执著”的过程来选择当前最合适的决定，并且加以“执著”，便是“中庸”的真义，也是中国人屈伸性格的合理化表现。
任何事情，预先有计划就能成功，没有计划便要失败。这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计划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种常识，称不上什么学问。几乎大家都知道：“吃饱了饭，从早到晚，如果没有一件事情肯用心去想，便很难有所成就。”但是一动心思，想到最为合适的办法，马上固定下来，万一时过境迁，最合适的办法可能变成最不合适，请问要不要适时调整，加以变更呢？中国人看起来“说话不算数”，“明明说得好好的，到时候又变了”，若是变得合理，应该是正当的行为。
居于屈伸性格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所说的话，通常都有正、反两种。我们刚刚说完“好心有好报”，马上接着说：“好心遭雷击。”这前后两句，刚好完全相反。
美国人听罢，大多不能接受，相当紧张地问：“这两句话，究竟哪一句才是对的？”
中国人一向十分轻松地回答：“两句话都对！”
美国人更加紧张：“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人越来越轻松：“因为不一定嘛，有时候好心有好报，有时候却好心遭雷击！”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有其可能性。好心人得到好报，固然很多；好心人受到恶报，历史上的见证也实在不少。自有刑罚以来，便不乏冤狱的记载。已经平反的，我们记不清楚；尚未获得平反的，更不知还有多少？
好心应该好心到不会被雷击打死的程度，才属合理。这种“做人务必保持善良的心，却不可过分溺爱、宠信，以免惯坏了，徒然害了人又害己，因而遭受雷击”的品质，就叫做“中”。中国人之所以称为“中”国人，即是做人做事，力求“合理”。能屈能伸到合理的地步，便是“中”。中庸之道，也就是一切达到合理化的程度。
看不懂中国人性格的，会一口咬定中国人翻来覆去，丝毫不讲求信用。可笑的是，这些人马上又毫不犹豫地指称中国人保守、不喜欢变革。殊不知翻来覆去，根本就是善变，和保守、不喜欢变革刚好相反。可见持有此种观点的人，自身相当矛盾。
所以，说中国人反复无常，是因为所处环境变数很多，不得不然。说中国人保守、不喜欢变革，则是由于害怕越变越对自己不利，越变越不通。如果越变越有利，越变越通，中国人势必争先恐后，惟恐自己不在变革之列。中国人最喜欢赶时髦，什么时候自甘落后？
集矛盾的性格于一身，而又安排得动定咸宜，乃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叫做“相反相成”，这就是中国人的高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