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杂志样样都看，而且样样深信不疑。由于某报有某报的说法，而另一种报纸又有另一种报纸的报道。甲杂志这样说，乙杂志却那样说。请问相信哪家，又不相信哪一家的呢？
电视新闻更加要看，新闻播报员不但播报新闻，而且添加许多个人的意见。看过之后，更加真假难辨，究竟如何是好？
布告要看，仔细看完以后，进一步把布告内容背诵下来。却不料布告之后还有新的布告，而前后内容殊不一致，请问会不会气死自己？
天天高喊游戏规则，想不到使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游戏规则根本就不容易弄清楚。一句话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令人无所适从。
从一定意义上讲，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在“少看多想”和“多看少想”两种人互相激荡之下，逐渐演化以迄于今的。以往的情况，是老百姓“少看多想”，读书人“多看少想”。现在则是遭受恶性补习之害的人“多看少想”，而没有受害的人，依然“少看多想”。
读书人多看少想，变成两脚书橱，食古不化。偶尔出现一些“多看也能多想”的人，才能够真正把书读通，把道理想通。古代中国人，就凭着这少数士人引导并且建立一些中心思想，才得以连绵不绝，世代相继。
现代恶性补习长大的中国人，多看多背少想。一肚子学问，却看不清楚社会的真相。有了某一专长，便误以为自己具备所有专长；得了某一学域的诺贝尔奖，便认为自己是全科诺贝尔奖得主，似乎一下子什么都懂，也都敢提出主张。
以往中国人，由于环境的限制，仅能“少看多想”。现代中国人，居于环境的需要，实在应该“多看也多想”。一则现代知识爆发，日进千里，如果不多看，便可能赶不上时代。再则多元化潮流，样样说法层出不穷，若是不多想，怎么能够明辨是非？还有，科技发达，伪造作假的方法日益增多，这边出现“暴民打警察”的录影带，那边马上出现“警察打民众”的录影带，孰真孰假，不多用脑筋想想，行得通吗？
“多想”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中国人一直主张：“想好再说”或“想好再做”。
谋定而后动，无论任何动静，都应该先仔细想想。
中国人的标准态度，是“什么话都可以听，却听归听，未必尽信”，甚至读书，也要告诫自己“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可以一看就信、一听就信，才不致误人害己。
孔子提倡“举一反三”，便是希望我们“多思考”。中国人重视“小心翼翼”，“小心”就是“细心思考”的意思。
说明书当然要看，这种文件可以帮助我们妥善运用工具或物品。除了功能方面可能被渲染夸大以外，我们拿来参考，并没有什么不好。
报纸要看，却不可以轻易相信。多看几家报道，多想想为什么如此，慎重判断，比较不会上当。
听电视新闻，应该抱着“事实报道可以听，判断报道不必听”的心态，凡是记者自己的观感，以及记者看稿念出来的评论，都只供参考，不可马上相信。
布告可以看，也应当看。不过，布告内容随时可能改变。我们看归看，还是要继续留意，随时注意调整，才能及时有所应变。
游戏规则并不能保证中国人把游戏进行得很好，因为中国人擅长“平衡思考”，有阴即有阳，有阳便有阴。是和非、善和恶、美和丑，并无绝对分野。
中国人当然重视游戏规则，却更需要高明的裁判水准。想想看，怎么判才合理？已经成为游戏规则有效运作的重要环节。参考游戏规则，适时给予合理的裁判，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
多想是根本，能多看就多看，不能多看只好少看，却务必要多多思考，中国人开口说话，多半以“我想”作开端，正是此理。
到底是“想得多，看得少”好呢？还是“看得多，想得少”好？答案很明显，不可以“二选一”。因为“想得多，看得少”，常常会胡思乱想，不能切合实际。而“看得多，想得少”，便会满脑子装着杂七杂八的资讯，却毫无头绪。特别是“想了，就认为是真的”，变成“生活在想象中的世界”，或者“看到，便认为是真的”，成为“错误资讯的奴隶”，那就更加倒霉了。
“保证书”当然比“说明书”重要。问题是保证书究竟保证谁？又保证什么东西？现代中国人似乎仍然处于“想得多，看得少”的阶段。“想”保证书“当然”能够保证一切的损失。等到事情发生，保证书找不到是一回事。就算找到了，能不能保证一切的损失，保证大有疑问。
我们现在要求产品必须出具保证书，却很少有人计较“保证书怎么写”？事实上，真正看得懂保证书的人并不多，会写一张“名实相符”的保证书的人，更是可遇不可求。
中国人到现在，普遍存有“保险”并不保险的观念，便是受到“想得多，看得少”的影响，“想”保险公司当然样样都保险，不“看”实际保险的范围相当有限，以致没有事大家得过且过，一旦有事，马上证明保险公司原来并不保险，大兴“早知如此，绝不投保”的感叹。
“说明书”要不要看，视产品设计得好坏而定。设计者站在使用者的立场，当然应该合乎“这样不行，反过来一定行”的原则，否则遭受“设计什么鬼东西”的恶评，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但是，中国人最好明白“标准订得太高，大家很不容易做到”的道理，最好耐心先看一看说明书。
不过，我们还是衷心地盼望，写说明书的人，高抬贵手，少用西方的表达方式，弄得大家看不懂，势必降低大家阅读说明书的兴趣。那时再来骂使用者没有水准，同样十分不合理。
中国人主张“边看边想，两者并重”。看而不想，很容易上当。大家爱看，就有人写一些东西来骗人，演一些似是而非的戏来骗钱。尤其是“爱看到非看不可”的时候，变成“看迷”，然后挤在一堆，不幸被其他看迷践踏而死，更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哉！想而不看，很容易脱离现实，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特别是想到甜美处，成为“一相情愿”，结果“明明他是答应的，为什么却拒绝了”？有时也会害死自己。
资讯越来越多，样样要看，怎么看得完？如果顺手抓起来就看，万一抓到的都是乱七八糟的资讯，就算看完才发觉错误，宝贵的时间已经去而不返。若是看完仍未觉察那根本就是不正确的，岂不更为可怜？
现代中国人，知道样样都看，会累死自己。因此“只看自己专业领域”的东西，把自己变成一个“知道少少中多多的专业者”，人人如此，社会就难以沟通了。
要看，必须有人引导。现代老师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正确开列书单，指引有必要看的人，走上正道。可惜这一类老师，实在少之又少。门派观念或先入为主，都不能开出令人欣赏的书单，使我们要看无从看起。
看，要跟着想。“看他说些什么”之后，要思索“他为什么这样说”？不可以因为推崇这位先生，就认为他每一句话都对，不可以由于对某人有成见，便断定他所说的话都没有道理。中国人不鼓励崇拜英雄，更不希望看到疯狂的“歌迷”、“戏迷”、“作者迷”、“政客迷”，用意即在于此。
边看边想，两者合一，而真正的比重，仍然“想大于看”。现代中国人逐渐偏离“想就知道”的道路，背诵很多西方人的姓名和理论。无论在什么场合，一开口就引用外国人的话，一举例便是“先进国家如何如何”，幸亏大部分中国人，依然保留“少看多想”的传统，否则中华文化，早已断绝，连“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也没有人呼喊了。
想一想，难道这些道理只有外国人懂，中国人不懂吗？同样的意思，用中国人的话不是更亲切吗？对知识分子而言，想比看更重要，真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
多想，想得有条理，头脑才会清楚。有了清楚的头脑，无论想或看，都能有所得而不迷惑。
七、中国人最高明的事情——善用平衡思考法
外国人士往往觉得中国人慢吞吞，不讲究效率。现代中国人受到影响，力求加快步调，产生“急躁”的毛病，实在得不偿失。
中国人慎重而迟缓，处处提高警觉，惟恐“欲速则不达”。但是在缓慢的过程中，能够掌握问题的要点，并且有充裕的时间来处理，使其有条不紊。这种功夫，今天好像不受到重视，以致忙上加忙，常常忙中有错。
慎重而迟缓，看起来像“推、拖、拉”，实际上是“从容不迫”，不把自己局限在现有的问题当中。
有些人害怕“推、拖、拉”，遇到问题，立即勇往直前地，要求快速解决，于是很难顾及前因后果以及相关人物。快是快，却容易造成事后悔憾的不良后果，恐怕不是人们所乐见的。
我们把抓不住重点的人，称为“不得要领”。“要”指“腰”，“领”就是“颈项”。要抓人，抓住他的腰部或颈项，掌握问题的重点，便叫做“很得要领”。
任何一件事，如果不能“跳进当中想一想”，然后再“跳到旁边看一看”，就会“当局者迷”而难以“旁观者清”。就事论事，若是只就此事论此事，很容易把自己拘束在极小的范围内，难免“画地为牢”而“坐井观天”。
高明的中国人，深知往远处着想，往大处着眼。不是扩大一些，便是缩小一些；如非提升一层，即是降低一级，然后看出要领，自然轻松愉快地解决问题。
分析事物的本质与真相，比毫不思索便快速去解决，要安全得多，长期看来，也快速得多。
有些人解决若干问题，又制造更多的问题。解决得越快速，后遗症来得越凶猛。问题越解决，新的问题似乎越多。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中国人高明的平衡思考法。
中国人常说“穷则变，变则通”，因而世间无难事。我们又擅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根本原因，即在“平衡思考”发挥威力。
解决倒好像没有解决；看来没有解决，结果却真的解决了。我们常常怀疑事情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有人说还不是“拖”字诀，用时间来解决问题。这种答案，不太可靠吧？如果拖的功效那么宏大，我们还反对什么呢？
什么才是中国人的平衡思考法，真实的效果如何，请看案例七。
案例实录七
要买一本农民历，却不必看它某甲有事想请李大人帮忙，却苦于没有交情。多方打听，找到李大人的弟弟，正好是某甲挚友的同学。
向李大人弟弟恳求时，得到的答案是：“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哥哥一向公私分明，而且他决定的事情，很不容易改变，什么人说都没有用。”
某甲依然一再道谢，离去之后，李大人弟弟走访李大人，顺便问起某甲的事情。
“是某甲拜托你来找我的吗？”李大人问。
“是的，但是我没有答应他。我告诉他你一向公私分明，而且决定的事，很少会改变。”弟弟据实以答。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提起他的事？”
“因为某甲的确有困难，我怕你本来是好意的，结果变成坏意，所以才顺便提一提。”
于是，李大人把某甲的案子重新调出来。仔细看看，发现某甲的确备受委屈。结果按照某甲的意思，把案子重新审理。
中国人深明理想归理想，实际归实际，两者不可能没有差距，如何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最重要。
某甲有事，按理应该直接去找李大人，而李大人按理也应该冷静地接受某甲的解说。但是，实际上某甲可能见不到李大人，见面也很难沟通，沟通也未必就有效果。
《易经》的思想，使中国人明白“阴阳对立而并蓄”。有“直接”，相对的便有“间接”。某甲直接访见李大人，由于关系不够、交情不深，可能弄巧成拙。于是转一个角度，想到“间接”，终于间接又间接，找到李大人的弟弟。
同样兄弟，可能血浓于水，也可能反目成仇。摸清楚“阳性反应”，确定兄弟友爱之后，这才登门拜访。由于“某甲挚友”的关系，不妨开门见山，有话直说。
李大人弟弟毫不客气地回绝，这才看得出某甲的人品，究竟如何？某甲依然一再道谢，证明他请托归请托，并没有不顾一切猛施压力，也不致遭受拒绝便心生怨恨，是一个相当讲道理的人。
同时，李大人问起来的时候，也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告以“我没有答应他”，显得自己不但没有滥做人情，而且表示自己依“理”帮忙，却不是依“情”害公。
李大人听罢，继续追问“为什么还要提起他的事”，旨在证实弟弟确属合理的询问与关心。
弟弟“顺便”提一提，主要是恐怕哥哥好意变坏意。这是“家人与外人”之间的“平衡”。
李大人再次调案，把某甲的事情做一番合理的调整，正是“情”与“理”的“平衡”。
中国人的平衡思考，实在不容易拿捏。请看某甲、李大人、李大人弟弟的每一言行，真是“差一点都不行”。诸多变数之中，要求其平衡，当然大意不得。
李大人弟弟如果满口答应，一则失去自己的立场，凭什么拿哥哥的职掌做自己的人情？再则失去考验某甲为人的机会，因为满口答应，某甲当然欢天喜地，看不出他“阴”的一面。
万一李大人弟弟回绝之后，某甲无论如何，苦缠不舍，或者翻脸生气，十分不高兴。李大人弟弟这才看清楚某甲的为人，从此拒绝到底，以后根本用不着再见面。
李大人弟弟既然满口回绝，为什么还要“顺便”提起某甲的事呢？因为兄弟毕竟需要彼此关心，从旁问一问，若是某甲的陈情不合理，就用不着有任何变更，打从一开始便没有答应他。如果某甲的陈情相当合理，也可以提醒哥哥，让他达成更为合适的定案，聊尽为人弟弟的一点心意。帮忙某甲，是为了合理。至于某甲知道与否？会不会感激？根本用不着考虑，这才是做人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