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明白“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道理，而且应用得十分妥当，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并不算扯谎。至于那些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的道理，或者表现得不尽合理的，则分明就是说谎。
中国人非常重视“层次性”，一生努力不懈，目的即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层次性”并不是“阶级性”，不可完全以“阶级”或“阶层”来加以区分。不幸的是，事实上“层次”常常和“阶级”牵扯不清，似乎高阶层代表阶级高而层次也高，因而不断引起误会，造成不满。
按理说，高阶层应该具备高层次的素养，因此高阶层人士可以享有高层次的较大弹性应变空间。可惜历来高阶层而缺乏高层次素养的人屡见不鲜，这才令人痛心。
中华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由下而上，分别为“务实”、“不固执”与“中庸”。务实的表现，在“守法”；不固执的要旨，在“讲理”；而中庸的切入口，则在于“论情”。由上而下，正好构成“情、理、法”的顺序。
在教育并不普及的时代，老百姓属于“学识既不丰富、情理也不练达”的低层次大众，以“务实”为依归，遵照“做人应该规规矩矩，做事必须实实在在”的道理，而最具体的行为表现，莫过于“守法”。
官吏的学识至少应该比一般老百姓丰富，对于情理也应该多一些了解。让他们拥有一些弹性空间，能够自主地衡情度理，然后找到合理点，当然比遵守僵化的法条要灵巧得多。
但是官吏一讲理，就会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场面，这时候高层人士的“情”，就很自然地影响“理”的抉择与判定。
在台湾，“法”常常具有“不需要的全都齐全，需要的那一条刚好欠缺”的特性。
选举发生弊端怎么办？把选举罢免法翻来覆去，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这一条。
怎么办？先宣布谢先生当选。根据哪一条呢？“哪一条？这样才合理啊！”可见“理”的层次比“法”高，找不到法的依据，或者认为法不合理时，我们就会依“理”解决。
法院审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法的依据。于是往上推，让高层人士开会决定黄先生当选。根据什么法？依据什么理？“何必呢？情面难却啦！”证明“情”的层次又比“理”高。高层的“情”，可以决定中层的“理”。
“情”如果凭良心，衡情度理的结果必然相当合理，大家就能够接受。“情”若是滥用、私用，以至违背了良心，那么得到的结果必然是“歪理”，偏离了正道，大家不服。
问题是，很多事件往往是依“情、理、法”来处理的，为什么还要讲“一切依法”不可，是什么道理？
因为“情”、“理”、“法”的结构，有其不可分的关联性。“法”居于基础地位，表示“论情”和“讲理”，都不能脱离“守法”的范围。
“法”原本有其弹性，在合法的范围内，衡情度理，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一个人要成大事，仅凭“务实”是不够的，必在“不逾越规矩”、“不违背实在”的范围中，以“不执著”的态度，多找几个答案。保持“学则不固”的心态，听到人家的意见，并不马上接受或拒绝，都把它当做“使自己不固执”的一种参考意见，然后等时机成熟，考虑周到，这才“择善固执”，找到真正的合理点，再加以适当的坚持。
任何事情要妥善解决，并不是完全“依法”就行得通的。一切依法，所依的法如果不合理，究竟妥善不妥善？解决的方式可能是合法未必依法，可以解释为依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理”的最大难题，在“不易明”。大家都讲道理，却实在没有把握真正的道理在哪里。科学家追求真理，却一个紧接着一个，在努力推翻前人所指称的真理。
人的最可怕毛病之一，在“只承认自己的道理，不相信别人所说的道理”。中国人更是普遍“十分讲道理，却常常不讲道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只好交给高层人士，以“情”来裁决。良心是判断道理的最好标准，如果这一点都不相信，那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呢？
高层人士是否凭良心，则交由中层和基层广大的人群来决定。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心知肚明。哪些高层人士凭良心，哪些高层人士口是心非，终究骗不了大家，只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于不一定会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于是有心人报喜不报忧，极力巴结逢迎，造成高层人士常被“小人”包围的可怕现象。
自古以来，高层人士大多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仔细考验周围干部的言行，恩威并济，使其不敢有所隐瞒，而且稍有不轨，也处分得特别严苛，以致下属有“伴君如伴虎”的苦叹。
高层自爱，又能警惕于干部的真忠与伪忠，实贤与虚贤，密切注意干部有没有能耐把自己的情控制到依法合理的地步。果能如此，当然可以只许州官放火，却无损于大众。
迷津点通
不要把“一视同仁”和“亲疏有别”用“二分法”的眼光来加以区隔，使其对立而不能互通，这有违“二合一”的中国精神。我们都十分清楚：一开始就明显地亲疏有别，表示自己已存有成见，只能够带亲，不能带疏，结果因少数人而失去多数人，对自己不利。相处一段时期之后，仍然固守一视同仁，表示“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简直糊里糊涂。紧要关头时，大家便会一起跑掉。因多数人而失去少数能够长相左右的人，同样对自己不利。
不要讨论“哪一种方式比较好”的问题，因为“一视同仁和亲疏有别，都不是问题”，我们需要关心的是“怎样一视同仁，又怎样亲疏有别”？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从一视同仁着手，带出亲疏有别”。刚开始的时候对任何人都不存成见，一视同仁，然后逐渐考验，基于公正的评核来区分亲疏，形成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区隔。表面上看不公平，实际上十分公平。
为什么要区隔呢？因为空间有限，时间也有限。如果大家都同等距离，维持同心圆的样子，不是人数不多，便是距离太远。人数不多，事情办不完；人数太多，时间不够分配，照顾不过来。
合理的人数和距离，对人数势必有所限制。于是一层又一层，形成亲疏有别的层级便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安排。伦理的目的，即在规范这种合理的不公平，使“不公平”趋于“合理”。
博爱、兼爱以及差等的爱，从“二合一”的观点来看，都是“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以博爱的心，秉持兼爱的精神，进行差等的爱，即为“伦理”。
“大小眼”有两种，一种出乎私心，属于“不合理的不公平”，众人都唾弃。另一种秉乎公正，完全没有私心，只是不得不如此，便是“合理的不公平”，老实说，不接受也不行，不如乐得接纳，更加喜悦。
“人人平等”的真义是“站在不平等的立场来追求平等”，到了差不多的地步就不要再有话说，否则自寻苦恼，还要以坏情绪来影响别人，弄得大众都不乐，何苦！
女儿年满十八岁，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落发为尼，这是法律规定。然而如此重大的决定，理应事先和父母商量，此为伦理。子女和父母在某些地方必须维持“不平等”的大小关系，子女在“法”之外才能依“理”而行。
民主社会最需要伦理。现代人认为民主必须法治，不过是西方观点屡经传播，已经严重地伤害“伦理”的根基，却仍然懵然不自知。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原本是一句气话，却被当做中国人的罪恶一般，广为流传。知识分子往往自视过高，老觉得怀才不遇，对于气愤话特别有兴趣，也最热心传播。这种道理，听在脑筋清楚的人耳朵里，心想“本来就这样，有什么稀罕，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听在一般人耳中，那就“不得了，中国人果真如此丑恶”，结果呢？还不是害苦了自己。因无知而苦恼，当然不值得。
特权根本不可能断绝，最多只能转移。有人类便有特权，自古至今没有改变过。蛮荒时期，力气大的人拥有特权，以力便可以服人。神权时期，所谓能够“和神沟通”的人拥有特权。君权时期，君王的特权威力甚大。民主时代，善于造势的人拥有特权，只是不像君王那样稳定而强大，经常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挑战，所以“爱拼才会赢”。
说得明白一些，大家相信谁，谁就拥有特权。
前者大家懔于威势，不敢不相信；后者众人心悦诚服，乐于信任。前者所产生的特权，大家心中愤怒，只是不敢说而已。后者所呈现的特权，由于大家心甘情愿，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罢了。
那么，我们要容忍特权的持续存在呢，还是要打倒特权？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白，就是这种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在折磨人、在夺人性命。
对于特权，从某种角度讲，只要合理，不容忍和容忍毫无差异，容忍如何？不容忍又如何？它总是持续不断地存在，不过是换一种形式而已。对于特权，打倒和不打倒完全相同，打倒如何？不打倒又如何？它根本是“不倒翁”，永远打不倒的。
中国人的观点：凡事合理就好。
不要对特权过分反感，要提醒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享受不到，所以特别讨厌？
